新四军战斗在江淮河汉之三：新四军闽赣地区杰出领导人黄道

    几十年来，但凡触碰到大革命时期，南昌起义，赣东北方志敏和红十军，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新四军在武汉创建，江西、湖南、闽北、鄂西、闽赣浙、闽赣省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周恩来、项英、叶剑英、陈毅、陈丕显等新四军初创时期的领导人，都会见到黄道对敌斗争、艰苦鏖战的身影。每见黄道，都有一种神圣、崇敬、爱戴、仰慕的心情。上个世纪80年代为编辑黄道有关的书稿，我在北京和南昌几次见到闽赣地区新四军初创时期的领导人黄知真。我在新四军系列开篇即写黄道和黄知真，就源自对这对父子革命家无限深情地缅怀。

    黄道，中国共产党早期优秀党员。1900年4月25日出生于江西省横峰县姚家垅一个农民家庭。1923年秋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任中共北师大支部书记，领导爱国学生运动。1927年5月，在国共合作的国民党江西省第三届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省党部执行委员兼宣传部长。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为发动工农群众支援北伐战争，黄道出任国民党横峰县党部筹建人，同时秘密成立中共横峰县支部，组织农民协会，开展农民运动。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时，黄道作为江西地方党组织的负责人，参与了起义的准备工作，积极组织工人、学生成立担架队、宣传队，有力地支援了起义。“八七”会议后，黄道与方志敏、邵式平共同领导了1928年春的弋（阳）横（峰）农民武装暴动，任弋阳县委书记兼弋阳暴动总指挥。1930年3月参与创建赣东北革命根据地和红十军，任赣东北苏维埃主席团委员兼秘书长，赣东北特委常委、组织部长。

    1931年3月下旬，方志敏兼任红十军政委，而把自己担任的赣东北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职务交由黄道担任。黄道接任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之后，在领导特区工作的同时，着手起草了《赣东北特区苏维埃暂行刑律》。

    7月，黄道任中共闽北分区区委书记，致力于重建红军，成立了闽北独立团，他兼任闽北军分区政委，领导闽北苏区军民打退了数万国民党正规军的多次“围剿”。并连续召开中共闽北分区委扩大会议，通过《政治任务决议案》；召开闽北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成立闽北分区苏维埃政府，重新颁布《施政大纲》，着手制定包括分配土地在内的法律条例；加强闽北红军独立团和赤卫队、少年先锋队等群众武装的战斗力，同时创办闽北红军医院；整顿各种群众组织，重新选举产生闽北总工会等。

    1933年4月26日，中央人民委员会第40次常会决定划中央苏区的建（宁）黎（川）泰（顺）数县和闽浙赣的闽北分区，新开辟的信（江）抚（河）分区组建闽赣省，闽北苏区因此一度成为中央苏区的组成部分。黄道担任中共闽赣省委常委、秘书长兼宣传部长，闽北苏区在这个新成立的省份中区域面积最大。同年年底，国民党发动第五次“围剿”，黄道在闽北领导苏区军民开展第五次反“围剿”斗争。

    1934年11月，当赣东北苏区反“围剿”斗争面临极度险峻的局面之时，方志敏曾发电报给中央，要求把闽浙赣的首脑机关迁移到闽北。此时，中央苏区的红军主力部队已经开始长征，黄道在闽北领导广大军民开始逐步转入三年游击战争。

    当闽北苏区军民第五次反“围剿”面临失败的紧急关头，黄道以革命家的政治敏锐，适时作出“主动撤离大安（闽北苏区首府），保存有生力量，依靠武夷山区和人民，坚持游击战争”的战略决策，苏维埃革命的许多政策策略也随之转变，从而使整个局面不致于极度恶化，红军主力也得以保存。红军游击队获上饶县“甘溪大捷”之后，黄道又主持中共闽北分区委会议，制定了“以老区为依托，挺进敌后，开辟新区，内线与外线结合，开展游击战争”的战略方针。随之，闽北红军分兵游击，依靠各地群众，历经一年有余的奋斗，开创了闽北、闽中、闽东北、抚东四大游击分区。

    1936年4月，游击战争相对稳定，黄道与闽东根据地的领导人叶飞举行“洞宫山会议”，正式成立中共闽赣省委，黄道任书记兼省军区政委，叶飞任军区司令员。会后，各自回原地继续担负领导责任。

    黄道身为省委书记，在极其艰苦的游击战争环境中，同样要经受饥寒交迫的生存考验，有时肚子饿的咕咕叫，只能夜宿山上数星星。此时，他会以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引领一群革命者战胜生死存亡的严峻考验。他还作过《无题》诗一首：踏火归来又赴汤 / 只身亡命是家常 / 东西南北路千里 / 父母妻儿各一方 /叹息斯民犹困顿 / 驰驱战马未玄黄 / 锋烟稍憩农夫舍 / 索得农茶作胆尝。字里行间，再现了因“赴汤蹈火”造成与妻儿天各一方的“亡命”困境，也表达了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奋斗到底的革命意志。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的消息传开之后，人在大山深处的黄道同样以革命家的政治敏锐，意识到国内形势已发生急剧变化，立即召开闽赣省委会议，作出《关于开展反帝抗日斗争的决议》，号召“一切不愿做亡国奴的中国人，不论职业、团体、宗教信仰及政治派别，一致联合起来，共同进行抗日的民族战争”。不久，又收到从香港寄来的党中央文件，因为游击战争开始后，即与党中央失去联系，黄道如获至宝，立即根据文件精神，于1937年3月7日率先组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闽赣省抗日军政委员会”，亲任主席。

    从号召“进行抗日的民族战争”，到成立“闽赣省抗日军政委员会”，这在遭到国民党军事“清剿”、经济封锁、几乎与世隔绝的深山老林里，能够作出如此精确判断并果断采取组织措施，在南方八省各地游击根据地是最早的，充分印证了这位革命家的政治头脑和高屋建瓴的政策水平。

    “七七事变”发生后，黄道、曾镜冰于1937年9月20日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闽赣省抗日军政委员会正副主席的名义，致信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表示愿意将闽北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抗日义勇军，要求国民党军队从游击区撤退。黄道收到国民党光泽县长主动写来的一封信，要求与红军游击队举行和平谈判。于是，黄道一面发出给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主任叶剑英的信，一面派自己的长子、年仅18虚岁的黄知真，深入虎穴，与邱子明一起到光泽县大洲与国民党地方当局代表谈判。黄知真年纪虽小，但由于长期接受父亲的言传身教，又在革命环境中历练成长，这位小革命家同样不辱使命，有理有节，使和谈进展顺利并胜利结束。这是黄道率闽赣游击区军民投身抗日的第一个重大行动。不日，双方代表在光泽县大洲村举行谈判，对方基本上接受了我方条件，双方达成协议。根据谈判协议，黄道率闽赣游击队1500人到铅山县石塘镇集中。为了纪念三年游击战争的胜利，黄道在部队集中期间给参加三年游击战争的200位同志发了银质的“闽赣边区坚持斗争纪念章”。

    1937年冬，中共中央决定将南方八省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叶挺任军长，项英任副军长；还决定成立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和中央军委新四军军分会，以项英为书记，黄道任分局委员和军分会委员兼宣传部长，统战部长。

    1938年1月10日，黄道抵达南昌，与中共中央东南分局书记项英和老战友陈毅等会面，共同讨论东南分局的工作和贯彻党中央关于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的指示。2月，黄道与新四军参谋长张云逸一起奉命到铅山石塘，首先将中共闽赣省委改组为闽赣特委。又代表东南分局和新四军军部，将闽赣抗日义勇军第三支队整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第三支队第五团”，任命饶守坤为团队长，曾昭铭为副团队长。2月25日，黄道带领第五团千余将士在整编地石塘镇举行军民抗日誓师大会，并一直送这支自己含辛茹苦培育出来的部队经河口到横峰。随后，英雄的部队开赴皖南岩寺新四军军部集中，奔向抗日的战场。

    新四军驻赣办事处，是经过国共两党针锋相对的斗争之后，由毛泽东主席亲自批准设立的，其作用非同小可，由黄道担任办事处主任，其责任也十分重大。办事处设在南昌市张勋公馆，直属中共中央东南分局领导，当时，为了掩护党的首脑机关，东南分局与驻赣办事处融为一体，对外基本上以办事处名义开展工作，并与分局所辖的各个省委、特委保持联系，实施领导。新四军驻赣办事处的主要任务，是指导新四军在东南各省设立的办事机构的工作，其中有湖北省的通山、湖南省的平江，浙江省的温州、平阳、丽水和福建省的福州、崇安、龙岩等办事机构，还直接领导设在江西省境内的景德镇、瑞金、吉安、河口、贵溪、池江、马坳、慈化、金（溪）资（溪）贵（溪）、恩顺、瑶里、大港、石塘、黄岗等14个新四军办事处、留守处或通讯处。这些办事机构实际上都是党的一级组织。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和东南分局制定的大胆发展的方针，黄道在江西全省，尤其是赣东北老区，恢复和吸收新老党员，使人数有成倍的增加。到1939年6月底，全省党员人数达到18330人。新四军驻赣办事处以及遍布各地办事机构的另一个重要任务，就是直接领导当地的抗日救亡运动，同时全力为新四军扩充兵员，筹款筹资，输送军用物资支援前线，事实上成为新四军最强有力的后勤部。而黄道就象当年为“八一”南昌起义部队输送大量物资一样，当好了新四军这个最大的“后勤部长”。

    如果说新四军驻赣办事处主任需要日理万机，黄道还担任了东南分局的宣传部长、统战部长，还需要分出大量的精力宣传党的抗日主张与策略，做好党的统一战线工作。

    1938年下半年，为了批评当时流行抗日战争“亡国论”或“速胜论”的错误思想，阐明中共关于抗日战争的战略方针和指出争取抗战胜利的正确道路，毛泽东同志相继撰写了《论诗久战》和《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两篇军事著作。3个月后，黄道根据学习毛泽东著作的深刻体会，结合自己领导游击战争积累的丰富经验，并针对党内外有人轻视游击战争的错误倾向，撰写了长达8万余字的《抗日游击战争的实际知识》，黄道的著作对于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指导作用，表现了黄道深厚的理论素养和卓越的军事才能。

    1939年3月24日南昌沦陷前夕，已由中共中央东南分局更名的东南局和新四军驻赣办事处，分别迁移到江西上饶和吉安两地。黄道到吉安已不再兼任办事处主任而调回东南局工作。于是他从吉安经上饶到浙江金华，与东南局副书记曾山一起，参加接待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的工作。

    1939年4月，周恩来从重庆来到东南抗日前线。4月4日、5日，黄道相继安排中共浙江省委书记刘英、江西省委书记郭潜、福建省委组织部长范式人直接向周恩来汇报工作，周恩来在东南局及闽浙赣三省党的领导人会议上作重要讲话。并向与会者传达了中央六届六中全会精神。接着，黄道又陪同周恩来先后到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部所在地上饶和江西省国民政府所在地吉安，与国民党地方军政当局进行诸多交涉，推动了抗日战争局面的向前发展。

    周恩来离江西赴广西桂林，黄道一直送到樟树才依依惜别。黄道随即转赴皖南新四军军部开始新的工作，途经铅山县河口镇时却突然发病，经同志们安排住进河口大同旅社，并在当地问医治病。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早就对党和新四军在江西的领导人黄道怀恨在心的国民党当局，竟然趁机下毒手。国民党第三战区特务头子张超指派特务吕鹤年等，买通第三战区医院的医生，借治病之名，竟丧心病狂地注射毒剂。

    5月23日，黄道遭敌杀害牺牲，年仅39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