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2009年由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碧血黄沙》作者黎汝清和主编黎白，在他们的后记中，也对许多西路军将领当年写回忆录所经历的局限环境做出了历史的客观说明。如下文：

    后记
    答编者问 ：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一直把写红西路军当成一个难题，甚至称之为“禁区”，最近(1990年4月5日)《人民日报》刊载了伍修权同志为《悲壮的征程》所写的序言，说此书出版，“为人们了解、研究和学习西路军的历史事迹提供了一部真实、丰富和生动的革命历史读物及优良传统教材。”你能否说说自己的想法？ 答： 红西路军这个题材，对文学来说，还是一个有待大力开垦的处女地。 关于红西路军长期不能充分宣传，我认为有这样的原因—— 在我党大事年表上，是这样写的： “西路军失败后，曾发展到三十万人的红军，只剩下了不到三万人，这主要是王明、张国焘的严重错误造成的恶果。……” 再看许多史料上的大同小异的记载： 一九三六年秋，机会主义分子、叛徒张国焘，为了避免对国民党反动派和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企图在大西北搞块地盘，向中央闹独立，假借中央名义，让红五军、红九军、红三十军渡河西征，广大指战员不明真象，受其蒙蔽，在张国焘错误路线的指导下，西路军遭到覆灭性的挫折。” 可悲的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许多亲身经历过的一些西路军老同志的回忆，也都是这样写的。 这是完全不符合真实情况的，如果按照以上的口径去写，既不符合历史真情，也会引起四方面军同志的强烈不满，把他们坚决执行中央指示进行的艰苦卓绝的斗争，说成是执行了张国焘的错误路线，显然是不公正的。 如果按照真实情况来写，很可能被扣上替张国焘翻案的帽子。 正像《祁连雪》(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年5月出版)的两位作家在该书后记中说的： “……我们终于完成了一个反映西路军壮烈斗争的剧本，哪知祸从天降，‘四害’猖狂，一场浩劫，我们和其他写过红西路军题材的同志，均以‘表现错误路线’的罪名挨了批判，完成的剧本也付之一炬。”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拨乱反正、事实求是的精神鼓舞下，有关红西路军的真实史料、文献、回忆录才得以大量出版，正像马克思说的“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恢复了红西路军的真实面貌，先后有大量的有关红西路军的史料、回忆录、报告文学和文学作品出现。 红西路军已经不是有争议的敏感的历史事件，而是应该大力恢复真实面貌广为宣传的革命历史题材了。 二 问： 你能谈谈目前已经有哪些有关红西路军的史料和作品出版吗？你有什么看法和想法？ 答： 最新出版的有《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其中有专章全面地概述红西路军的整个战斗历程和经验教训。还有刚刚出版的《悲壮的征程》，该书序言中指出：“人们将从这部书中，知道革命斗争不仅有胜利的欢乐，更有失败的血泪，没有失败，就不会有胜利；没有血泪，也不会有欢乐。而回避失败的历史，必然是虚假的和残缺的。……相信这部书会受到广大读者特别是中国革命现代史研究者、爱好者的欢迎。”我也相信这一点。 近几年出版的还有徐向前元帅的《历史的回顾》，李天焕的《气壮山河》，程世才的《悲壮的历程》，吕黎平的《星光照西陲》，周纯麟的《血战河西走廊》，秦基伟的《苦战临泽》，饶子健的《漫漫西征路》；关于红西路军回忆的合集有《祁连雪》、《血染河湟》，报告文学有《西路军女战士蒙难记》、《西部悲歌》等，至于各地区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印的有关红西路军的史料和回忆就不胜枚举了。 以上这些史料和回忆的出版，均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为我创作《碧血黄沙》提供了可靠的依据。对于马家军方面的史料现在出版的已有《青海三马》、《宁夏三马》，还有《青海文史资料选辑》中关于马家军的大量回忆和记述。关于伊斯兰教也有《伊斯兰教历史百问》、《宗教大辞典》等出版。目前写红西路军的史料、回忆、报告文学已经很多很多，尚没有见到一部长篇文学作品来反映红西路军这一悲壮的历程，所以我认为出版《碧血黄沙》，正是广大读者所希望的。 三 问： 目前写《碧血黄沙》这样的题材当然不会有异议了，虽然已经有了大量读物出版，受到了广大读者的关注和好评，但是，这不等于没有难度。如果站在更高更广更深的历史层面上来写，在艺术处理上有哪些难处理的问题呢？ 答： 在没有总体把握红西路军失败的历史渊源和主客观条件时，总觉得有许多难处理的问题：比如在部分四方面军的同志中有埋怨情绪，甚至认为中央不太关心这支部队；失散在河西走廊的红军也有许多委屈，……我认为搁置不如解决，回避不如说清。所以，我在小说中直面现实。 在艺术处理上，《碧血黄沙》首先阐明了一个大家所关心的深层次的问题，就是局部与全局的关系。 西路军的失败，正像恩格斯所说：“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实际上不能实现的”悲剧性的冲突，带有历史的必然性。 由于西路军执行打通国际路线任务时，正值西安事变前后，国内形势变化不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