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照金苏区

　　1933年春，陕西省委调我到红二十六军去工作。当时杜衡任红二十六军政委，我到少先队任指导员，后又任陕甘边区特委军委书记。红二十六军决定黄子文任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时，我任政委。
　　我到照金后，刘志丹殷切地嘱咐我说：“你是关中人，种过庄稼，能跟农民打成一片，你一定要做好根据地的开辟工作。”并说：“只要政策对头，紧紧依靠群众，困难是可以克服的。”我按照刘志丹的嘱咐，一村一村地做调查研究，一家一户做群众工作，相继组织起农会、贫农团、赤卫队和游击队，同时发动群众进行分粮斗争。由于这一带1929年大旱之后灾情严重，群众生活还没有恢复过来，所以分粮斗争很快就发展到旬邑、耀县一带，游击运动随着扩大起来。在这个基础上，于1933年4月5日建立了陕甘边革命委员会，选举雇农周冬至为主席，我为副主席兼党团书记，我们颁布了各种法令。实行分土地、分粮食、分牛羊、戒烟、戒赌、放足等政策。但当时的中心任务还是开展游击运动，扩大苏区。由于我们和群众休戚相关，生死相依，受到广大农民拥护。许多青年要求参军，陕甘边几支游击队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至此照金根据地初具规模。
　　由于各地游击运动发展很快，不少游击队混进了坏人，组织严重不纯，屡次侵犯群众利益，遭到群众反对。1933年3月候家堡战斗后，红二十六军改组了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部，任命黄子文为总指挥，我为政委。我们整编了各县游击队，加强了党的领导，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根据地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在照金根据地的建设上，我们和当时省委的“左”倾机会主义领导也是充满斗争的，刘志丹一心一意要走井冈山道路，他按照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决议的精神，批判了部队的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绝对平均主义、个人主义、流寇思想等错误思想；同时又努力争取同国民党政权有矛盾的地方武装。他对一些还不理解这一做法的同志说：“革命要建立统一战线，敌人越少越好，朋友越多越好。我们增加一份力量，敌人就减少一份力量。”当时有的人只是知道按省委指示办事，不顾敌强我弱的客观条件，一定要打硬仗，去攻占敌人强固的城镇据点；刚打下一块地方，还没有很好地把群众组织起来，就要马上平分土地，结果中农恐慌，富家逃跑。
　　红二十六军成立时，杜衡担任政委，是执行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他把刘志丹等一批同志看做眼中钉。攻击刘志丹的正确主张是“游击主义”、“梢山主义”、“土匪路线”、“右倾机会主义”、“逃跑路线”、“不懂马列主义”，蛮横地撤销了刘志丹的一切职务，把谢子长也调出部队。而杜衡自己却一意孤行，一味蛮干。先打了庙湾夏玉山民团，惹得附近民团联合起来同红军作对；后又烧了香山寺，一千多和尚也成了对头。敌人越打越多，地盘越打越小。只剩下一个薛家寨，处在敌人四面包围中，闹得伤员无处安置，粮食无人供应，在照金站不住脚。当部队到合水以上黑木原时，杜衡给后方照金根据地来了一封信，要到陕北创建苏区并且发展骑兵，打通国际路线。我们感到不大妥当，写了一个意见书，认为党和红军在陕甘边苏区影响很大，这里还有广大群众。但杜衡听不进去，碰了钉子又返回来。
　　5月，红二十六军二团在党家山召开会议讨论南下问题。杜衡一再强调南下创建渭华苏区，说那里有渭华暴动的影响，地形也好，“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物资补充比较容易；最主要的是和红四方面军可以取得呼应，和鄂豫皖苏区能够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