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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堂华、张国平:徐特立的早期思想探求历程
2017-08-08 09:49:00
作者:梁堂华、张国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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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徐特立出生于封建社会灭亡之际。在早期,他积极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走过了一条艰难曲折的道路。他开始信奉康梁,继而拥护孙中山,曾长期主张教育救国,后来由于革命实践和党的影响,终于成为无产阶级先锋战士。他所走的道路,是中国革命知识分子前进的正确道路,他为所有知识分子树立了一个光辉的榜样。

    关键词:徐特立;教育救国;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共产主义

    徐特立是伟大的无产阶级战士、杰出的教育家,但他并不是天生的无产阶级革命者。他的一生,明显地可以划分为早期和后期两个阶段:前一阶段,从1877年出生至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一阶段,从1927年入党至1968年逝世。在前一阶段,徐特立为了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在思想上经历了一个艰难的探求历程。他受过封建私塾教育,信奉过康梁,继而拥护孙中山,曾长期主张教育救国,最后随着时代的前进终于找到马克思主义真理,成为无产阶级先锋战士。他所走的道路,是中国知识分子前进的正确道路,代表了一部分先进的知识分子在国难时艰时的人生抉择和心路历程,对于后人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一、封建正统意识为主导(1877-1905)

    这一阶段,徐特立的思想结构中存在着三个意识层次:

    1.封建正统思想。通过少儿时期的六年私塾教育,徐特立受到儒家、法家甚至佛家思想的影响,继承了一些优良的传统思想,同时也曾有追逐功名,企图摆脱农民阶级的地位,跻身于封建统治阶级行列的思想意识。这充分反映在徐特立早期择业和求学的过程中。

    15岁那年,因伯祖母过逝,家境贫寒的徐特立被迫辍学,以解决家庭生计问题。作为一个读过六年私塾的“文化人”,他已不可能去做一个全职农民,而且几亩薄地也很难养家糊口。他必须找到一个合适的职业来维持生活。最初,他“尽读祖父遗书,拟以医为职业”,[1](P596)但因找不到老师指点,惟恐“误人自误”,于是放弃了;又曾想以卜卦算命为业,然而发现卜者的判词“均是两可的骑墙语。由此我判定阴阳家都是走江湖的骗子”,[1](P597)因此决定不再去理会它。其时,人生的艰辛甚至曾使他想过学和尚及早遁入空门,却发现不少寺庙等级森严,而且明争暗斗,与世俗无异,从而放弃了皈依佛门的打算。

    混混沌沌摸索了几年后,18岁时徐特立终于做出从文的决定,“自问学医必不可能,若习科举,或可取得翰林院,甚至考中状元。……于是确定教书兼习科举业”,[1](P597) “可以进步,又可谋生”。[1](P599)他在家乡收学生教蒙馆,开始了他的教育生涯。

    当上塾师以后的一段时间里,他“兼习科举”,锐意举业,借以作为进身之阶。由于“想进学非读八股不可”,[1]( P599)因而在半年多的时间里,他从考秀才用的官僚八股到明末汉奸、英雄的八股乱读了一顿,其中民族英雄黄淳耀、金声等人的言论给他以很大的刺激,激发了他反对清朝的情绪。但他反对考秀才用的八股,特别是在得到长沙举人陈云峰先生的劝告后,他立志读书而不再把精力放在八股文上。“从此我不做八股了,成了一个好汉学的青年。”[1](P597)在面对习科举和求学问的选择时,徐特立选择了求学问。他甚至下了破产读书的决心,制订了一个 “十年破产读书计划”,一心“读书求学问,进学不进学不去管他,我准备十年读书,读到30岁,书也能读通了,谋生问题也解决了。” [1](P599)计划执行到第八年,也就是1905年,他28岁了,家里经济濒于破产。此时清朝政府已废八股,改考经义,并加历史、地理。他去参加了会试。由于他早就是以求学问作为目标,博览群书,因而取得了在3000名考生中名列第19名的好成绩。虽然后来因经济困难而又不愿接受富贵子弟的资助而放弃了复试,但他的名声不胫而走,各处学堂争相聘用,薪金高涨,不再需要为生计担忧了。至此,他觉得“十年破产读书的计划胜利了”。[1](P599)从这个过程我们可以看出,徐特立作为一个旧时读书人,在思想环境的局限下,他与其他封建知识分子一样,都曾希望通过科举来获得功名,摆脱农民的地位,跻身于封建统治阶层。但徐特立的可贵之处是:(1)虽然家境贫寒,迫切需要一个职业以谋生,但他决不做不仁不义、不负责任之事,有着一种出于良心的社会责任感;(2)谋生对于他只是生活之所需,只要能基本满足生活之需要,他毫不犹豫地将谋生问题放诸其次而将求学问置于首位,做出了“十年破产读书计划”,表现出对真理的渴求;(3)虽然他曾锐意举业,试图作为进身之阶,但在关键时刻又坚决维护人格的尊严。他的这些可贵之处,与传统道德对他的熏陶以及由此而形成的优秀品质是分不开的。

    2.农民思想意识。徐特立少年时去南岳朝拜,目睹同行的几个阔少坐在船舱内,对奋力摇桨、汗流浃背的船夫恶言相对,斥骂不停。见此情景,他甚是愤慨,心中暗想:长大若当船夫,只运猪,决不载人;读书如果取得科甲,就只做教官。[1](P602)从这里可以看出,农民出身但已开始成为知识分子的徐特立,抑制了封建等级思想的影响,保持了农民阶级自发的朴素的平等意识,尊重劳动人民。当他看到清政府腐败无能,帝国主义列强不断入侵中国,中华民族处于严重的危机之中,尤其甲午战争惨败、戊戌变法夭折、《辛丑条约》签订等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事件时,他痛心疾首,愤慨不已,写下了《书愤》诗:“为恶既无恶报,为善又无善报;何必安分守己,不做‘土匪强盗’?”[2](P14)在强烈的愤慨与迷茫之中,他朦胧地感觉到:只有人民一齐起来反抗,中国才有出路。这种反抗意识,是他日后走上革命道路的内在精神因素。

    3.开始受到资产阶级维新思想影响。封建社会的读书人,科举是惟一的进身途径,徐特立能够弃科举求学问、破产读书,做出如此开明的举动,与当时湖南风气渐开、维新思想广为传播是有一定关系的。早在乡下破产读书期间,徐特立就读过一些宣传西方文明的新的书刊;1897年20岁时,又读过湖南发行的第一份新式报纸《湘学报》。1898年,在维新运动高涨之际,梁启超、谭嗣同、唐才常、熊希龄等维新党人以“开风气、拓风闻”为主旨又创建了《湘报》,宣传“爱国之理”、“救亡之法”,倡导变法改制。徐特立反复阅读,深受影响,一度崇拜康梁,以康梁的信徒自居。

    很显然,在这一时期,封建正统意识在徐特立的思想和行为中处于主宰地位。

    二、坚持教育救国理念,受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影响(1905-1924)

    “十年破产读书”胜利后,不再为生活担忧的徐特立并不迷恋于个人的小康家庭。他认为:“除养家而外还有余力的人,其余力之来源,必然是得到社会的帮助,应该还之社会。”[1](P600)面对列强的侵略,政治的黑暗,徐特立不自觉地转入了爱国运动。他知道,只有把帝国主义赶出中国的国土,彻底摧毁反对的封建势力,国家才有前途,民族才有希望。但是,怎样才能够赶走帝国主义,推翻封建统治呢?
此时的徐特立,“以为人民大众不参加爱国运动是由于无知。救国的方法首在教育。” [2](P604)1905年,他离开五美乡下,考入长沙城里的宁乡速成师范学校。该校由同盟会会员周震鳞先生创办,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氛围很浓厚。学习期间,徐特立“得到了《民报》、《猛回头》、《浙江潮》、《新湖南潮》等等革命的刊物,就从康梁的信徒转为孙文的信徒。” [1](P107)“由立宪思想转到民主共和。”[1](P602)

    四个月后,徐特立等从宁乡速成师范结业。结业时,周校长发表演讲,鼓励学生加入民主革命行列:“我们办这个学校,不是培养你们当一个好教员,得到社会上的名誉地位;更重要的是希望你们创造事业,创造有利于国家民族的事业。”[2](P15)这对徐特立产生了很深的影响。如果说徐特立一开始选择教书为业主要是为了养家糊口,那么这时的徐特立开始把教育当作自己实现救国救民理想的事业。

    此时的徐特立,“赚钱的能力虽有,由于感到国家的存亡问题有作启蒙运动的必要”,[1](P601)于是和同学何雨农、姜济寰等,创办了梨江高等小学堂,开始以办学来实现他的教育救国理想。1906年他受聘到周氏女塾任教,破除了垂帘施教的陋习。1910年,为了实行教育改革,徐特立到上海参加了江苏教育会举办的单级小学教师训练班,并到上海各地的小学进行考察,随后又到日本考察一个多月。回长沙后,仍回周南女校任教,不久后担任校长,创办《周南教育》周刊,积极推行教育改革。

    本着教育救国思想,徐特立在教学中,特别注重将传授基础文化知识与激发反帝、反封、爱国思想相结合。1908年,他与朱剑凡等人一起组织、发动了反对湖广总督张之洞出卖粤汉铁路筑路权的罢课运动;1909年,他在修业学校给学生讲 “甲午战争之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无所不至,清朝政府事事屈从洋人的要求。湖南辰州发生了一件教案,当局竟停止科举五年,杀了十余个无辜的老百姓,…… 1906年在江西也发生了一件教案,革掉了一个知县,吃亏的还是中国人” [1](P601)等惨痛历史时,“为表示对帝国主义的愤恨和雪耻的决心,遂走进厨房拿出—把刀,断下自己左手的—个指头,顿时留了一盖碗的血”。[1](P601)群情为之激奋。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他积极参与组织长沙教育界响应起义,参加革命,获得胜利。此时的徐特立对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在中国的实现满怀希望,到处发表政见,运动当议员,被选为省议会副议长。然而,由于资产阶级革命的不彻底性,革命的胜利果实很快被掺杂在革命队伍中的封建反动势力窃取,这使得徐特立对资产阶级政党很是失望,对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信心开始动摇。在当选副议长仅一个余月后,他愤然辞职,后来又当了一个月的教育司里的科长,很快也辞职了,因为他认为这些不过是一个做官的捷径。“因此我认为政府总是坏的,革命党做了官就要叛变,我还是回到教育界去,用教育来改革人心罢。从此以后,我就变成一个教育救国论者。” [1](P108)

    回到教育界后,徐特立先在善化县第一高等小学堂任校长。随后,为满足教育发展需要、培养更多的教师,徐特立应长沙县知县姜济寰之邀,在艰苦的条件下创办了长沙师范学校。辛亥革命前后,徐特立还曾致力于发展乡村教育,于1912年创办了五美初级小学堂和丁家冲高等小学,后合并为五美高级小学校。1913年,他开始专任湖南第一师范学校的教师,以他的崇高品德和渊博学识,对毛泽东、蔡和森、李维汉等进步青年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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