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喜庆中国共产党成立96周年之际，我们回到了久别的故乡湖北襄阳东津镇。身为后辈，总忘不了追记：周恩来称“有重大贡献而过早牺牲”的中共特工——东津湾人潘文郁。

    革命生涯的一个里程碑

    潘文郁于1906年出生。幼年好学善思，9岁提笔成文就能一气呵成写出700字的好文章来。1920年就读于襄阳湖北省立第二师范学校，深得老师萧楚女的赏识。由于表现突出，1925年7月1日被吸收为共青团团员，8月转为中共党员，并跨党加入了国民党。1925年秋，苏联帮助中国培养干部，在莫斯科筹办中山大学。中共中央从湖北选拔了11人，他是其中之一。因其学习勤奋，不久被学校选拔为课堂翻译，在大学里小有名气。曾和张闻天、王稼祥等同学一起受到校方的表扬。一年后，受聘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担任俄文翻译。1928年6月18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苏联莫斯科召开。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唯一一次在国外召开的全国代表大会。这次会议是潘文郁革命生涯的一个里程碑。出席“六大”的142名代表中，指定参加的代表53名，他是其中之一，代表证号码为91号。既是会议代表，又兼做翻译，他的俄语水平、翻译能力和工作实绩，受到周恩来、李立三的赞赏，也由此被留在莫斯科工作，担任“六大”期间在莫斯科成立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秘书长。

    积极参与筹办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

    “六大”后，在周恩来离苏前，建议潘文郁回国工作，他欣然应允。奉命回国后，被安排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当时的部长是蔡和森，潘文郁继李实之后任秘书，负责主持中宣部日常工作。这时，潘文郁已成为具有坚强共产主义信念的知识分子，明确主张无产阶级必须通过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推翻剥削阶级的统治，根本改造中国社会。作为中国共产党早期的理论家，他积极参与筹办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并参与领导《布尔塞维克》等刊物的编辑出版发行工作。《红旗》由谢觉哉任主编，他任副主编。李立三兼任《布尔塞维克》主编，他任副主编。从此，潘文郁开始了运用党的喉舌，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工作。《红旗》自1928年11月20日创刊，到1930年8月2日停刊，共出版了126期（该刊前23期为周报，后103期为3日报。于1930年8月15日与《上海报》合并为《红旗日报》），目前已发现潘文郁以“问友”的笔名为《红旗》撰写社论、评论、时事论文共64篇。他还在《布尔什维克》、《党的生活》等刊物上发表了很多文章，有些文章长达数万字，从中不难看出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修养和革命才华。特别是在李立三主持中央工作期间，潘文郁成为李立三的得力助手，他不但是李立三的左膀右臂，还是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的“文胆”，在担任向忠发的秘书阶段，他代向忠发起草了长达九千字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告全体同志书》。1930年7月成立的中共中央总行动委员会上，年轻的潘文郁当选为委员，理想追求和人生价值都达到了高峰。

    笃信马列而再度为党工作

    然而，白色恐怖笼罩着中国大地。正当此时，一场党内政治斗争使潘文郁的人生从巅峰跌入低谷。1931年7月22日，因叛徒出卖，潘文郁被捕入狱。东北军宪兵司令部机要秘书黎天才赏识潘文郁的文采，想让潘为其撰写《在帝国主义炮火之下的中国国防问题》一书，1932年将潘文郁保释出狱，潘文郁由此脱党。潘文郁在特务的监督下完成了这本书，他在书中宣传抗日统一战线，号召人民起来增强国力，搞好国防。并用稿费买了一批书作为赠品，赠送给东北军中的爱国将士，向他们传播抗日救国的意义，号召他们起来组织全民族的统一战线，建立巩固的国防，抵抗外侮，保卫疆土，激发了很多人的爱国热情。在失去与党组织的联系心里十分苦闷情况下，他开始翻译《资本论》，先后译出了第一卷第二、三分册（约40万字），于1932年8月、1933年3月以潘冬舟署名、由北平东亚书局出版。这两本书是马克思《资本论》最早的中文译本之一，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这期间，他还在鲜明地抵制日本侵略者推行奴化教育的冯庸大学任教。潘文郁在“国防论”上宣传统一战线、抗日救国的理论和翻译出版《资本论》等事，被中共地下党“北京特科”（ 北京特科是30年代一个严格遵守周恩来的指示：“不与党的地方组织发生联系，单独进行情报、兵运、保卫、锄奸等活动”的党的隐秘机构）发现。经过对潘文郁被捕前后的情况了解，认为潘文郁仍然有坚定的革命意志和高尚的革命情操，随后受命创建北京特科的吴成方便派人和潘文郁取得联系，于1932年5月吸收他为“北京特科”成员。1934年1月，张学良从欧洲考察回国，被蒋介石任命为豫鄂皖三省“剿总”副司令，代行总司令职务。于是，潘文郁化名加入了张学良的东北军。张学良很快喜欢上了年轻精干的潘文郁，他的博学和见解也让张学良折服，张学良把化名潘东周的他从北平调到武汉徐家棚“剿总”司令部，潘文郁从此留在张学良身边工作，并当上了机要组的中校秘书，同时还教张学良学习《资本论》。他结合日军侵占东北的事实，把《资本论》讲得有理有据，入木三分。张学良听得十分认真，对潘文郁更加敬佩。潘文郁利用张学良对他的信任和工作之便，常常提醒张学良东北的许多流亡青年都热烈希望抗日，并及时完成了“北京特科”交给他的各项工作任务，为党提供了很多国民党“围剿”苏区的核心机密。所以，第五次反“围剿”初期，红军经常不失时机摆脱危险境地，转败为胜，潘文郁的情报起了重大作用。

    年仅29岁的潘文郁从容就义

    一份机密文件导致了潘文郁的暴露和牺牲。1934年底，北平宪兵三团破获了中共北平地下市委机关，搜到一本“豫鄂皖剿匪兵力配置图”，经叛徒供认，这是潘文郁交来准备转给中央军委的，宪兵三团团长蒋孝先如获至宝，汇报给蒋介石，蒋介石认为这是一件严重的泄露军事秘密、通联红军的要案，要张学良交出潘文郁，“即押解来京法办”，并搜查了东北军驻北平办事处。爱才的张学良下不了手，电复蒋介石，为潘东周求情，“这个人通6国语言，很有才华，这样的人，中国还极少。”招致蒋介石严厉斥责。担心张学良作伪，蒋介石指定参谋长钱大钧监视处决潘东周。张学良见潘文郁难以幸免，只得面见潘文郁说：“委员长发脾气了，他的脾气很厉害，我实在无法保全你了，你还有什么身后的事要办？”“死前，我想留下些想说的话。”潘文郁说。张学良惋惜地看着潘文郁，点头同意。潘文郁一夜未合眼，奋笔疾书到天亮。放下笔，他眺望家乡的方向——襄阳东津湾，那是坐落在汉江边上一座秀丽的小镇。此时，东方地平线的一轮红日正喷薄欲出。他长叹了一口气，少小离家闹革命，虽很少回去看家乡父老，却也没给家乡丢脸，只是，过早离开，所学和志向来不及再回馈家乡和革命事业了。第二天，也就是1935年3月3日黄昏，年仅29岁的潘文郁从容地走出张学良的官邸。据目击行刑的一个国民党军官事后描述，潘赴刑场的时候非常从容、镇静，面不改色，把双手向后一背，示意刽子手捆绑。然后，他转身，面向对准自己的枪口，视死如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