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3月17日，笔者有幸在绍兴严家潭寻访了抗战老兵陈瑞璋老人（图1）。

参加衡阳关爱老兵活动

    这些日子来，老人可说福喜临门，孙女从美国学成归国，即将完婚；

    另一件大事，去年（2015年11月9日）前往衡阳抗战故地，参加了衡阳市举办的“牢记历史，珍爱和平，缅怀先烈，关爱老兵”活动，凭吊了在衡阳保卫战中牺牲的战友。

    “衡阳保卫战”

    谈到当年的衡阳保卫战，老人感慨万分，说道，1944年正值抗战进入后期，欧洲战场上，盟国军队进入了大反攻阶段，德意轴心国节节败退，胜利在望；

    太平洋战场上，美军正在围剿盘踞在太平洋各岛屿上的日军，并对日本本土的军事目标实行大规模的轰炸，日寇实际上已经到了垂死挣扎的地步。

    但是，中国战场上，日本侵略者并未感受到面临即将灭亡的命运。在占领了我国沿海地带的主要城市以后，意在打通“平粤、湘桂铁路”，集中优势兵力，进攻陪都重庆，以期迅速结束侵华战争（衡阳是平粤、湘桂铁路枢纽，也是沿海与内陆相通的咽喉）。由此，日本派遣军总司令部于1944年5月在汉口设立前进司令部，制定了“一号方案”（即，豫中战役、长衡战役和桂柳战役）。

    1944年1月，日军大本营正式下达了一号方案，调集军力达51万之众（占侵华兵力的百分之四十）。从4月17日开始，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日军很快攻陷了河南中弁、密县、许昌、郑州、洛阳等地。

    6月14到达长沙，仅4天，攻陷长沙。

    6月18日，日寇兵临衡阳城外，日军凭其占优势的兵力与武器装备，志在必得，以为中国军队一触即溃，衡阳唾手可得，“只要一日就能占领衡阳”。

    未料，就在衡阳城下，遇到了中国军队的强劲抵抗，双方殊死拼搏长达四十七天（6月23日-8月8日）之久，衡阳才告失守，写下了抗战史上历时最长、最悲壮，也是最为惨烈的一次血战（注1）。

    衡阳失守，死里逃生 

    陈瑞璋老人说，那时我在第十军三师参谋处当参谋。我们参谋处几个人，我和姜亚勋（参谋主任）、罗世霖（参谋），王鉴开（参谋）等忙着绘制战图，策应前线战事。到了八月七日，对外通讯突然中断，消息传来，主阵地易赖庙、青山街、天马山、五桂岭等先后被敌军占领。

    次日（八日），敌人从演武坪一线逼近市中心，部队失去指挥。

    当天夜幕降临，我和参谋王鉴开决定从西南方向突围。我们在尸体交错，血流成河地带，摸着血肉模糊战友的遗体，趁着漆黑天色艰难地行进着，抱着抗战必胜的信心潜出敌军包围圈。东方呈现鱼肚白时，突然听到有操广东口音的警戒哨，顿时感到一股热流，意识到自己已经到达了友军阵地。

    脱离了火线后，沿湘桂铁路到达永福县（隶属广西），向留守在那里负责第三师后勤的张琨参谋报到。时有“大公报”记者闻讯前来，在八月中旬桂林版“大公报”做了《衡阳陷落后，有两位三师参谋突围出来》的报导。

    时至1948年，我就与妻子在济南结婚。于是，就离开了部队，兵荒马乱的岁月中，因为我母亲住在绍兴，于是，俩人步行回家了。

    开了家小店

    回到绍兴（那时已经解放），当时的军管会接收了我。

    他们见我为人忠厚老实，于是，同意了我与妻子在绍兴街上摆了一个小摊，靠卖烟酒食品之类维持生计，还给我发了“手工业劳动者协会证书”（图2）。

    说着，他小心翼翼拿出一张“预备役军士”的证明书，说道：“到了1956年，政府给我发了一张‘预备役军士证明书’，上面有国防部长彭德怀的签名，以肯定我在抗日战争时期对国家所做的贡献。”（图3）

    他又说：“从上世纪五十年代一直到今天，我都有选民证，能与别的市民一样享有公民权，参与地方上的选举活动。”

    到了1958年，国家对个体户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公私合营后，那家小店合并到绍兴烟酒公司钢铁厂分店，我就在厂里的分店工作。

    我的妻子则在绍兴钢铁厂的服装厂做工。

    成为裁缝师傅

    1961年，绍兴钢铁厂遣散。我只好再次回到家里，好在我的妻子裁缝手艺相当了得，小时就会做裁缝，我的母亲也是一个裁缝师傅。当年踏洋车（缝纫机）仍是一件稀罕事，多数人不会摆弄这种新式机器。

    我妻子有文化，一学就通。由此，我跟着她学着裁剪衣服。

    我们俩人就在街上开了一家裁缝铺，门面极小，只是夫妻俩个人，我（陈瑞璋）拿着尺子量体裁衣，妻子踏缝纫机，日子虽不富裕，但也过得相当滋润。我们做的衣服手艺好，价钱公道，待人和蔼，街坊乡亲做衣服都喜欢拿着布料到我家做。我们夫妻就是依靠这台缝纫机将四个儿女拉扯大的。我的四个儿女都能体谅大人辛苦，养家糊口不容易，个个都非常勤快孝顺。

    到了1970年，上级号召居民“不在城里吃闲饭”。由此，我们全家大小（除大儿子一人外）下放到农村去劳动。

    说到这里，他的女儿拿出当年下乡的“光荣证”，说道：“你看，那时我们的‘下乡光荣证’是红色的，说明我们是‘居民自愿下放劳动’，不是坏人（地富反坏右）下乡监督改造。他们（五类分子）的下乡证则是黑色的，称‘三九类’！因此，我家的下放证明红的，我们全家下乡的待遇与知青是一样的。”

    到了乡下以后，全家住在一个非常破烂的草蓬里，我（陈瑞璋）已经快五十岁了，从前没有干过农业劳动。开始时，我与大家一起下地干活。

    后来，社员看我们实在吃不消，听说我们俩个人在城里是当裁缝师傅的，有人希望我们继续为大伙做衣服，于是，就打了报告，请求在村里摆了个裁缝摊，为社员做衣服。由此，我们就是用做衣服的收入到生产队里去买工分、买口粮，这样的状况一直维持到文革结束（78年）。

    那年（1978）我们听说，上面有政策了，文革下乡的人可以返城（那些年沈祖伦在绍兴当书记）。我们找到了市里相关部门申诉。

    接下来，全家又回到了城里。但是原下乡前的那个服装单位没有重新给我们安排工作，于是我们夫妻仍然摆裁缝摊，继续为四邻八舍做衣服。

    此时我的四个儿女都已经长大，出去工作了，能赚钱养活这个家了。儿女见我们二老为他们操劳了半生，起早摸黑，省吃俭用，常常劝道：“该歇歇了，不要再起早落夜的辛苦了！”

    我的妻子儿女

    我们有二个儿子，二个女儿，都非常孝顺。在学校里读书时，每到考试，成绩常常名列前茅，尤其是大儿子陈洪鸣，1950年出生，数学成绩在班里常是第一、二名，可惜只读到初中毕业就上山下乡去了。1978年，回城后，在一家国企上班，九十年代企业改制后下岗，在一个单位传达室工作直到退休。

    我的大女儿丽敏，初中毕业后下乡，1978年回城。当年工厂全部是国营的，分“全民所有制”与“集体所有制”企业。

    七十年代末，绍兴举行招工考试，成绩好的人进全民所有制企业，成绩差一点的人只好进集体所有制工厂。大女儿以特别优秀的成绩考进一家国营大商场，不久就做到了柜台的班组长。

    小女儿丽盈也被认定是“知青”身份，考试中上了“全民分数线”，考取了一家进出口企业，成为公司的业务骨干，多次被评为企业的先进工作者。

    小儿子陈洪伟，1960年出生，1970年时只有十岁就跟着全家下乡去了。虽然只有初中毕业，上世纪八十年代进入一家国营单位工作，刻苦耐劳，从普通员工做起一直到科长。九十年代这家单位改制，出来与人合伙开了公司。

    后来，自己创办了一家企业，由国内贸易做起，后来做进出口生意，由于在学校就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因为家庭出生问题失去了继续求学机会），不过，自学外语，依靠努力，在外贸业务中获得了进一步的长进。现在这家公司做面料外销业务，生意做得十分火红。

    文革时期，他们（造反派）说我是“反革命分子”，儿女们也跟着遭殃。

    但是我心里始终不渝有根“弦”，我曾经浴血沙场，出生入死，为国尽忠。你们（造反派）批斗我，可是你们又为这个国家做了点什么事呢？

    老人再三强调说，我能够有今天的日子，全靠老伴的体贴。

    文革时，有多少人骂我是“反革命分子”（当年为此闹离婚的人不在少数），可是，我爱人自始至终认为我是一个好人，不离不弃，伴随着我。对于我这一生来说，能有这样一个妻子没有任何可以抱憾的地方！

    这些年来，不管外人怎么说，我的妻子儿女都始终不渝地认为，父亲是好人，他要我们长大做一个正直的人，一个规规矩矩的公民，努力学习、努力工作。

    我的几个儿女都不会抽烟、不会喝酒，没有染上任何不良的嗜好，他们就是在这样的熏陶下长大的。他们坚信，父亲是个好人，一个抗日士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