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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玉和:“月有阴晴圆缺”——记黄埔同学会绍兴分会会长郑以淼同志(组图)
2016-08-19 14:51:31
作者:龚玉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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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3月22日,我们到访地处绍兴市中心的鲁迅街,访问了黄埔同学会绍兴分会的会长郑以淼同志。虽说郑会长已经98岁高龄了(1918年出生),依然身体硬朗,不仅神情爽朗,而且,侃侃而谈(图1-1)。

1-1郑以淼与作者(2016-3-22)

    听了郑老讲述一生的故事,跌宕起伏,甜酸苦辣,不由感慨万分!

    我的青少年时代

    他说,我1918年农历12月17日生于绍兴城里,父亲开着一家黄酒作坊,生产的老酒在地方上有点名气,由此,父亲跑到南京又开了一家出售黄酒的店面,将家制的老酒推销到了京城。我家酿造的黄酒质量好,饮者有口皆碑,在京城有些销路。因此,积累了一点资金。

    那些年,父亲希望我长大后,能传承家业,继续经营那家店铺。

    听了父亲的话,初中毕业以后,我考进了绍兴的稽山中学(以下称“稽中”),读的是商科。当时稽中商科采用的是上海立信会计学校的原套课本,有《薄记学》(会计学)、《货币概论》、《银行会计》等科目。

    不过,到稽中去读书,只是顺从父亲的意愿,我个人喜欢文学历史。在中学时就常常给当时绍兴的一家报纸《国民日报》的副刊投稿,由此,早在1935年就加入了绍兴的作家协会。我想,如果不是因为后来发生的战争(抗日战争),或许,我不仅成为一位出色的黄酒厂经营者,还可能成为一名作家。

    报考黄埔军校通讯班

    “九一八事件”爆发后,日军占领了我国东三省,全国人民闻讯,义愤填膺,纷纷上街抗议,市民中掀起“抵制日货”的风潮,虽然我那时只是一名学生,也参加了抵制日货的活动。

    日寇虎视眈眈,全面侵华的狼子野心暴露无遗。许多同学热血沸腾,纷纷投笔从戎,走上前线,保家守土。

    1935年,我跑到了南京报考黄埔军校,记得当年考场就设在南京的中央大学内,在第一轮考试中,笔试通过了,但是在后来体检时,视力不行,没有被军校的步科录取。不过,考官老师见到我失落的情绪,便说:“国家现在需要特种兵,按照你的成绩,不如改读通讯训练班罢?”

    听了他的话,我就上了通讯训练班(黄埔第14期)。

    当年通讯兵学校设在镇江。在那所学校里,我结识了不少(黄埔)同学,其中有一个人叫蒋仲苓(注1),他是通信器材管理员的儿子,比我小四岁(正在读高中),我们经常在一起打球,一起外出郊游。

    经过二年的学习与训练,在1937年7月30日毕业,我被分派到通信一团三营当见习官。按规定,军校的毕业生有半个月的休假,然后到所在部队报到。

    参加沪淞战役

    于是,我便回到了老家绍兴。未料,只过了一个多星期,到了8月10日,就收到了部队的急电,一个军令,即速归队。

    我接到电报后,马上乘船离开绍兴,准备到杭州乘火车北上,然后归队。

    此时,沪淞战争已经爆发(8月13日)。

    由于战火的漫延,由上海南下的火车上挤满了逃难的老百姓,车厢里几无立足之地,火车顶上,甚至,在火车头旁的高热地方也坐着人,还有人用弹簧上的夹块板将自己紧紧地梆在火车底下逃难(图1-2)。

1-2超载列车

    不过,从杭州返程北去上海的车子倒是空荡荡的。

    我穿着军装,一个人坐着一节车厢,逆方向返回部队报到。

    在火车停靠站台的时候,难民们知道,我是赶往前线参战的士兵,不少人见了,就对我唱起《义勇军进行曲》,还有人给我送来鲜花,让我激动万分!

    我向他们敬礼致谢,同时,也清楚地意识到,作为一名士兵,保家卫国,沙场杀敌,乃是军人的天职!

    回到部队,我被指派到第三战区长官司令部冯玉祥将军的办公室工作,主要任务是保证司令部电话的畅通无阻(那里是中国军队淞沪战役的指挥中枢)。

    我守在电话机旁边,凡有电话打进来,由我先接,然后,再让楼上的冯玉祥接听。如果冯将军要向外打电话,也是由我先摇通话机,再将话筒交给冯先生。

    当然,外面还有一个电话班,至于说如果线路上发生了故障,则由他们负责,以保证司令部与前线、后方通讯的畅通。

    当时第三战区长官司令部设在无锡华大房庄及梅园等地,为便于指挥沪淞地区的战事,曾经一度将指挥部放在一辆装甲战车(防弹火车)上,火车行驶在无锡、苏州、上海之间。

    记得八月二十三日,敌军为了动摇中国人的抗战决心,日本空军首次对我方发动了大规模轰炸,他们除了轰炸上海的闹市区南京路以外,还炸了上海、苏州、无锡的火车站。此时,指挥部就设在苏州火车站停着的一辆铁甲车上,虽然我军在火车周边架设了高射炮,日机还是俯冲下来轰炸。

    那时,我刚好穿着马靴站在苏州站的月台上,一颗炸弹呼呼地飞来,躲闪不及,在我的附近“轰”地一声爆炸了。我的脚上突然感到震得厉害,原来一块弹片将我马靴上的马刺击碎了,靴子后跟霎间破裂了,幸好未伤及后跟。我想,当时如果没有那块厚实的马刺,我的一条腿也许就没有了,真是万幸!

    我在西南抗战前线

    1939年,我被调到黄埔军校17期通信科教育班补训一年。

    开始时,学校的地址设在湖南沅江浦市,后来,随着战局的发展,学校先转移到长沙,后又撤退到贵州麻江。

    1940年春,我从通信科教育班毕业,调任二十六集团军通信三团一营三连,担任有线电排上尉排长。我们排跟随司令部驻扎湖北兴山县。

    就在兴山,我又一次遇到了老同学蒋仲苓。他正好担任集团军总部参谋处中尉通信参谋,刚好与我对接,我们俩个人共同度过了两年多生死与共的战争岁月。

    未久,宜昌失守,南津关成了江防重镇,时有“小宜昌”之称的南津关(注2)一时成为战略要地。如果南津关守不住,日本军队就有可能长驱直入,进逼重庆,危及国民政府的战时首都。

    因此,南津关的攻防倍受中外媒体以及全国老百姓的关注。

    在日军步步紧逼的情况下,国家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我军将士殊死激战,顽强抵抗,一次又一次击退了日寇的野蛮进攻,南津关始终处于我方军队的牢牢控制之下。未料,日军在南津关久攻不下的情况下,耍起花招,1941年1月21日,敌军利用他们掌控的宣传工具,向国内外做了有声有色的报道,谎称日军已经攻陷南津关,直逼重庆,以动摇我方的抗战决心。

    重庆大本营看了这个报导以后,大为震怒,了解到南津关依然牢牢控制在我军手中,责令前线立即对外做出报道,以正视听。

    由此,26集团军总司令周喦、参谋长吴仲直二人立即将我叫到指挥部。

    吴仲直对我说,我们必须迅速反驳敌军的谎言,草稿已经拟好,通讯参谋正在编码。编好后交给你,必须在1月22日零时前发出。同时,他命令我去兴山县电报局坐镇督促,负责监督线路接转,如完不成任务,以军法论处。

    接着,通讯参谋蒋仲苓将一份加密电报交给我,向我透露说,美联社随军记者发出的报导是,我军最近在宜昌外围歼敌捷报。因此,我们将此电报发至重庆军委会转美联社,由该社向全世界公布。

    我接过电文,只见那是一份有810个字的特长电报,过去经我拍发的电报,最长也只有500多个字。当年我军仍使用莫尔斯有线电报机,拍发电报须经过几个电报局的继电器转接,由此,电讯信号会明显减损,如果速度一快,符号就有可能有漏点,造成岔错。

    因而,拍发时必须稳中求快,不能有一丝一毫疏忽。

    于是,我选择了我排的曹守康担负这个重任,他是黄埔十七期学员,素有办事稳健干练之称。由于他的熟练技术提前完成了这个任务。

    次日,美联社就向全世界播发了一条《战场前线的真实状况》的新闻,驳斥了日本媒体的谎言,大大鼓舞了军民的士气。

    由此,我与曹守康同时受到了总司令的嘉奖。

    自此以后,这个“810个字”成了我们的外号。

    记得前几年我到了台湾,那时已经深夜,我打电话给曹守康。

    他的家人回说:“他干了一天工作,已经睡着了,不便去打扰。”

    我说:“你只要告诉他,‘810个字’打电话来了,他肯定会接。”

    他在睡梦中听到“810个字”这句话,果真,心领神会,一跃而起,过来接电话了。后来我们见面时,还不断地说:“你果真厉害,不简单!”

    1942年,重庆军委会军训部招考八名少校督训官,我被送到中央集训团训练。结束学习之后,接到上级通知调任重庆警备总部任少校参谋。

    几个月以后,我申请调到陆军通信兵学校,担任少校教官。

    此后,我就在通信兵学校任教官一直到上世纪四十年代末(图2)。

2郑以淼(1947)

    1947年我在南京通信学校研究处任助理研究员,时与在京同学及家属合影,后排中为郑以淼。

    1949年初,国民政府南迁广州,全国面临着解放。当时我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已经非常厌恶,决定不去台湾,回到了原籍绍兴。

    在专员公署财粮科

    回到绍兴后,在镇反运动学习时(1950),我将在学校(黄埔军校)以及国民党军队发的毕业文凭、党证、委任状、证章等全部上缴给了军管会,并且交代了三次见到蒋介石的经过。

    这些文凭、证书、证章,其实,也佐证了我过去的一切,将历史问题的每一个细节交代得一清二楚,他们也就让我回家了。好在我的父亲在绍兴有一家黄酒厂,生活不成问题,于是,就呆在家里钻研酿酒技术。

    当年我家房子比较宽敞,有400多平方米,由此,绍兴军管区的一个委员正好住在我家。他见我赋闲在家,便说:“现在国家需要人,你为什么不参加工作?”于是,他们先派我到绍兴地区财经干校学习,虽说我是学员,其实,我既当学员,又当教员。因为我读过财经专科,对于财务会计的课程了如指掌,那时我是一边学习马列理论,一边教书。

    1950年初,财经干部学校结业以后,在全体学员中,我是惟一被分配到地区专员公署财粮科工作的人。那些日子,虽说我在绍兴城里有老有小,但是上级有规定,专署工作人员一律寄住在公署内(为供给制待遇)。

    记得财粮科有七个人,分派到四间宿舍,三间为双人间,一间为科长住。

    1950年时,宁波以东的岛屿及舟山地区尚未完全解放,从绍兴过境的大军非常频繁,由此,筹集、运送军粮成为财粮科的头等大事。

    科长虽然忙得不可交开,常常彻夜不归,但是为了我这个新科员的加入,仍然腾出时间到公署档案室调阅了我的档案。

    他知道我是黄埔军校的学生,三次见过蒋介石,历史情况复杂,为此,专门回到宿舍三天三夜。这三夜中,抽出时间向我讲述了中国共产党发展强大的历史,阐明了党对干部的一贯政策,革命不分先后,对历史问题,既往不咎,重在表现。

    他坦诚地说:“尽管你历史复杂,我们依然欢迎你参加革命队伍。但是,按照你的历史,已经不适宜在地区专署工作了,你还需要到基层去锻炼一段时间,这样对你今后的发展会有更大帮助。”

    又说:“我看了,你在财经干校已经将历史问题交代清楚,成绩优秀。我们急需财经人才,专署介绍你去萧山粮食局当主办会计(时萧山属绍兴地区管辖)”。

    在萧山义蓬

    次日,我背起铺盖,跟随人事干部步行到绍兴西郭汽车站(时萧山与绍兴不通火车),他替我买了车票,连同一张介绍信,我便上车了。

    到了萧山粮食局,局长周兰玉似乎已经看过了我的档案,说道:“我们县局的主办会计已经有人了,你还是到区里去工作吧。那里有发挥你专长的空间,也更有利于你的锻炼与学习。目前义蓬区粮库正缺少一个主办会计。”

    于是,我又拿起背包,到船埠头乘船去了瓜沥镇义蓬区粮库,见到了粮库主任戴谷文。当时萧山政府的重点工作是反霸、剿匪、征粮,抽调了大批干部组成工作队下乡(时湘湖师范学校大部分毕业生直接参加了工作队)。

    作为粮食干部,我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了工作队的一名成员。

    瓜沥,地处钱塘江南岸,当年南岸大坝的防洪堤主要在瓜沥一带,因塘堤突出于江面,又称“塘头”。早年钱塘江主流北移,南岸大坝以外的地方不时受到大潮涨落的侵袭,成为一片旷无边际的沙滩。由于受到潮水的冲击,泥沙愈积越厚,随着时间的推移,沙涨潮退,渐成一些零散的旱地。

    早年,在“谁垦属谁”的鼓励下,许多乡民迁徙到此,在无主沙地上垦荒落户。他们在垦地四周筑起了一些简易的土堤坝,以防江潮侵袭,还稍事水利疏导,栽些旱地作物。然而,那里土咸地瘠,只能广种薄收,生活极其困苦。

    不过,随着岁月的推移,土质逐渐改善,产量也在不断增长之中。但是,由垦民零散所筑的堤坝过于简陋矮小,根本无力阻挡稍大一点的潮汐,大潮一来,垦地即被潮水所冲垮淹没,农地时常颗粒无收。

    为了防范钱塘江大潮的侵袭,垦民只是在垦区筑了一些极为简易的临时茅草屋,用以避风御寒。由此,垦民生活、生产艰难困苦。垦区人民的收入大大不如里畈地区的居民,因而,其衣食住行的条件也远远落后于萧山其它地方。

    建国初期,虽然有少数较为富裕的乡民造起了砖瓦平屋,但是,大多数垦民仍住在早年开荒时盖的那种草棚内,这些草舍形式各异,大小不一,其中不少茅屋依然停留在原始的“稻桶舍”状态(形似稻桶倒置的茅屋)。

    这种房子用粗糙木料采用园形着地架起,就地取材,用茅草编织成草扇,自下而上的叠盖到屋顶,成了他们吃、住、睡的地方。至于说草舍四周,垦民自行开沟排水,污渍满地,臭气熏天。遇到雨天,只能躲在这种形似小帐蓬的屋子内,厨灶只是一个中型的水缸,在水缸下开个小洞,用以烧火,并在缸面架上锅子,煮饭、烧水,人们称之“缸灶头”,柴火就地取材,就是周边的茅草。

    烧饭时,浓烟在这种无烟囱、无窗户的草舍内翻滚。只要走进屋子,就见草扇熏得漆黑,被憋得喘不过气来,火灾时有所闻。

    遇到狂风暴雨之时,草蓬漏水进风,甚至,大风将草舍揭顶而去,由此,水灾、旱灾、风灾,时有所闻,居民极易染病。

    当时,瓜沥的交通状况较差,堪可代步的只有一人推的独轮车。

    至于说水路交通,人与货多用“牛拖船”,这是一艘船用一头或两头水牛在水中拖着走。我们有时要到杭州去办事,虽有钱塘江大桥,但离瓜沥太远,于是,大家多在瓜沥渡口摆渡到杭州的九堡、七堡。

    由于南岸滩高水浅,渡船不能靠岸,须先由“牛拖车”将人、货从岸上载到停在远处深水中的手划渡船。然后,船工费大力气逆水行舟,划到上游,再迎着激流,顺水划下,到达北岸渡口上岸。这样的过渡方式,可说又费时又惊险,时有“渡过钱塘江,跨越阎罗堂”之说。

    说到吃饭问题,我们下乡干部流动性大,均须步行,往返于村落之间。当时采用的是供给制,就餐只能在基本群众家搭伙。定额付给为县府统一印发的就餐券,农户可以凭券向政府兑换粮食。

    瓜沥多为沙地,不能种植水稻,也就没有大米。我们吃的是杂粮,以六谷为主。沙地土质贫瘠,收成差,灾害多。我们到群众家去就餐时,掀开锅盖,往往见菜不见粮,只有用勺子一舀,才能看清拌有少量六谷糊。

    不过,瓜沥特产的梅干菜与萝卜干倒是十分美味可口。

    1953年11月,义蓬粮库获得萧山县颁发的“劳动红旗竞赛优胜”奖。我们小组全体成员拍了一张合影(图3)。

3在萧山粮库(1953)

    在钱江农场

    我在粮食局工作了十年左右,到了1959年4月,忽然接到萧山县粮食局的通知,调我到钱江农场工作,自此,我脱离了公务员的队伍(图4)。

4郑以淼下放前(1959)

    为什么要将我调到钱江农场呢?

    郑以淼说:“领导没有解释原因,只是发给我一张用萧山县粮食局信笺写的介绍信(图5-1),上书:‘根据形势的发展和农业生产的需要,决定本局工作人员郑以碌(淼)同志去农村参加农业劳动。特给此证。1959年4月24日。’”

5-1郑以淼下乡证明信(1959)

    钱江农场原来叫做“乔司劳改农场盈丰分场”,到了1959年更名为“钱江农场“,接受各地的下放人员。

    这样算起来,我从1949年参加工作,一直到1959年下放钱江农场,在粮食局差不多干了十年。1957年调整工资时,上级给我定的行政级别是23级(有51元工资)。可是到了钱江农场,改为农场职工。我的工作仍然是会计,但是,工资已经减少到29元。一下子少了22元,当然不是一个小数字。虽说只有29元薪水,不过,在钱江农场的员工中已经是最高薪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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