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众说纷纭的毛泽东浏阳遇险

    许多关于毛泽东浏阳遇险的文章，包括斯诺、谢觉哉、张启龙的文章，都只是记录了毛泽东本人的讲述，并有一些文学描述色彩。但从这些文章中可看出，他们都对浏阳七溪村附近的地理环境不熟悉，所以难免留下疑问和迷惑。以至于使人难以相信这是否是真实的历史，还是在讲离奇的童话故事。读者不禁要问，那“七块钱”从何而来，为什么最后还剩下两个铜板？出现“真空”的那两天时间里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

    （一）斯诺《西行漫记》毛泽东自述

    1936年7月中旬，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陕西保安采访毛泽东。毛泽东旧事重提，谈到了1927年9月初发动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时情况，特别是语气相当轻松地谈了他在浏阳遇险的这段只有他自己才“十分”清楚的往事。这是目前关于毛泽东这段生平的主要依据，因为是毛泽东自述，也最具权威，成为记述毛泽东浏阳遇险的“第一手资料”。

    斯诺著《西行漫记》译本有多种，主要有以下几种，但在一些关键词上却存在差异。

    1.史家康等六人合译斯诺《长征25000里》

    此书副题为《中国的红星》，即《西行漫记》。斯诺用毛泽东的第一人称记述道：

    “当我正在组织军队在汉阳矿工和农民保卫队之间奔走的时候，我被与国民党通声气的一些民团捕获了。那时候国民党的恐怖手段正达到它的最高点，整百的有嫌疑的红党被枪决了，我被送到民团总部去，那是一定要遭枪决的。我从一个同志那里借了几十块钱，想贿赂押送人员释放我。普通的士兵都是唯利是图的，我的遭受枪决，于他们没有特别利益，他们已经答允释放我了，可是负责的队长不肯。所以我决定打算脱逃，不过直到离民团总部不过二百码的地方，我才得到了脱逃的机会。在这个地点，我把绳子扭断，逃到田野里去躲着。

    我走到一个高地方，在一个池子的上面，四周有长得很高的草，在那里我躲着直到日落。兵士们搜寻我，并且强迫一些农民帮助他们搜寻我。有好多次他们走得很近，有一两次我几乎碰得到他们了。可是我始终没有被发觉。虽然有五六次我认为已经无望，觉得我是一定要再被捕获了。到后来，黄昏到了，他们不再搜寻我了。我马上出发，爬山越岭，整夜地跑着。我没有鞋，脚上起了泡。在路上我碰到一个农民，他待我很好，允许我借宿，后来又领导我到了邻县。我身边还有七块钱，用来买了一双鞋子，一把伞和一些食物。当我最后安全地走到农民保卫队那里的时候，袋里只剩两个铜板了。”（第144～145页，上海启明书局，1949）

    2.王厂青等译斯诺《西行漫记》

    “当我正在组织军队，正在汉阳矿工和农民保卫队之间奔走的时候，我被和国民党通气的一些民团捕获了。那时候国民党的恐怖手段正达到它的最高点，整百的犯嫌疑红党被枪决了。我被送到民团总部去枪决。我从一个同志处借了几十块钱，打算贿赂押送队释放我。普通的兵士都是用钱雇的，我遭受枪决，于他们没有特别益处，他们已经同意释放我了，可是负责的队长不允许。所以我决定打算逃跑，不过直到离民团总部不到二百码的地方，我才得到了机会。在这个地点，我扭断了绳子，逃到田野里面躲着。

    我走到一个高高地方，其地在一个池子的上面，周围有长得很高的草，在那里我藏着直等到日落。兵士们搜寻我，他们强迫一些农民帮助他们搜寻我。有好几次他们走得很近，他们几乎接近了我的身子。可是我终于未被发觉。有五六次，我曾经放弃希望，觉得我是一定会被再捕获的。最后，天已经黑了，他们不再搜寻了。我马上出发越过了山，整夜地跑着。我没有鞋，我的脚起了泡。在路上我遇见了一个农民，他很友谊地待我，给我住处，又领导我到了邻县。我身边只带了七块钱，这钱我用来买了一双鞋子，一把伞和一些食物。当我最后安全地走到农民保卫队的时候，在我的口袋里，只有两个铜元。”（第133～134页，北京三联书店，1960）

    3.董乐山译斯诺《西行漫记》

    “当我正在组织军队，奔走于汉阳矿工和农民赤卫队之间的时候，我被一些和国民党勾结的民团抓到了。那时候，国民党是恐怖达到顶点，好几百共产党嫌疑分子被枪杀。那些民团奉命把我押到民团总部去处死。但是我从一个同志那里借了几十块钱，打算贿赂押送我的人释放我。普通的士兵都是雇佣兵，我遭到枪决，于他们并没有特别的好处，他们同意释放我，可是负责的队长不允许。于是我决定逃跑。但是直到离民团总部大约二百码的地方，我才得到机会。我在那地方挣脱出来，跑到田野里去。

    我跑到一个高地，下面是一个水塘。周围长了很高的草，我在那里躲到太阳落山。士兵们追捕我，还强迫一些农民帮助他们搜寻。有好多次他们走得很近，有一两次我几乎可以碰到他们。虽然有五、六次我已经放弃希望，觉得我一定会被抓到，可是我还是没有被发现。最后，天黑了，他们放弃了搜寻。我马上翻山越岭，连夜赶路。我没有鞋，我的脚损伤得很厉害。路上我遇到一个农民，他同我交了朋友。给我地方住，又领我到了下一个乡。我身边有七块钱，买了一双鞋、一把伞和一些吃的。当我最后安全地走到农民赤卫队那里的时候，我口袋里只剩下两个铜板了。”（第141～142页，北京三联书店，1979）

    4.吴黎平修订《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同斯诺的谈话》

    由当时担任毛泽东、斯诺谈话翻译的吴黎平（1908～1986，又名吴亮平）整理修订。1979年8月，吴黎平在此书的“前言”中解释说：“斯诺根据毛泽东同志的叙述撰写的《一个共产党员的经历》，在《西行漫记》前后几种英文版本里，好些地方文字有出入，显然是斯诺自己后来作了修改。我们一般是采用最早版本的口述，只是个别地方采用后来一些版本的文字。还有个别地方，按我的记忆确实不符合毛泽东同志谈话原来的意思，不能不作必要的订正。斯诺当时是通过我的口译，才了解到毛泽东同志谈话的内容的，如果我作为当时的口译者对斯诺的个别记叙文字作些必要的修订，以便更准确地表达毛泽东同志的原意，那么我想，要是斯诺今天还在，是不会反对的吧！”

    吴黎平整理修订的这段文字如下：“当我正在组织军队，奔走于汉冶萍矿工和农民武装之间的时候，我被一些国民党勾结的民团抓到了。那时候，国民党的恐怖达到顶点，数以百计的共产党嫌疑分子被枪毙。那些民团奉命把我押到民团总部去处死。我从一个同志那里借了几十块钱，打算贿赂押送的人释放我。普通的士兵都是雇佣兵，枪毙我对他们并没有特别的好处，他们同意释放我，可是负责的队长却不允许。因此我决定设法逃跑。但是，直到离民团总部大约不到二百米的地方，我才找到机会。我一下子挣脱出来，往田野里跑。我跑到一个高地，下面是一个水塘，周围长了很高的草，我在那里躲到日落。士兵们在追踪我，还强迫一些农民帮助他们搜寻。有好多次他们走得很近，有一两次我几乎可以用手接触到他们。尽管有五、六次我已经放弃任何希望，认为自己一定会再次被抓住，可是不知怎么地我没有被他们发现。最后，天近黄昏了，他们放弃了搜寻。我马上翻山越岭，彻夜赶路。我没有穿鞋，脚底擦伤得很厉害。路上我遇到一个友善的农民，他给我住处，后来又带领我到了邻县。我身边有七块钱，用这钱买了一双鞋、一把伞和一些食物。当我最后安全到达农民武装那里的时候，我口袋里只剩下两个铜板了。”（第52～5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毛泽东在与斯诺的谈话中，没有讲被关押在七溪村团防局一昼夜的过程，而只大概讲了后面的脱险和赶路过程。特别是对逃走后的细节叙述不厌其详，细致得记忆“离民团总部大约不到200码（米）”。但在这段粗线条的自述中，他没有提及遇险时间，甚至没有年月份，也没有提及省、县、乡的地点，给后人想象留下了无尽发挥的余地，也留下了很多疑惑。仅就贿赂之钱看，以往就有学者提出四大疑点：

    第一，贿赂之钱，怎么能借得来？毛泽东对斯诺的谈话，没有说拿了多少银元贿赂团丁，但着力强调了“贿赂”一事。然而，这时的毛泽东等人已是民团的俘虏，在检查时照例都要搜身，拿去身上的所有东西当做“怀疑之物”，身上的钱财包括性命都交给了团丁。即使个别团丁想收贿赂，没有上司的准许，谁也不敢放人，何况团丁不止一个人。对被捕者来说，人身自由都受到限制，没有可能任意处理钱物进行贿赂。

    第二，贿赂之钱，怎样才能让团丁们都接受。毛泽东自述被捕时借得几十块钱用于贿赂，而抓捕他时，有团丁也有头目，不是一两个人。几十块钱由多人分，一人能得多少？分赃不匀又怎么办？给头目多少？怎样使团丁和头目一致接受贿赂？分赃是否均匀而不争吵；头目由不同意而变为同意，原因又何在？自述中都没有说清楚。

    第三，贿赂后所剩7块钱之谜。毛泽东自述团丁接受了贿赂，却又给毛泽东留下了7块钱。这些爱钱如命、不畏上级怪罪的团丁和头目，怎么能如此大发慈悲呢？毛泽东是被押解到离团防局200码（折合188米）的时候逃脱的，押解之路一共有多少里程？从自述中都无从知晓。但在押解的一路上，毛泽东费尽口舌与团丁周旋、行贿、受贿，时间不会很短，距离也不会短，这些团丁在如此长距离的途中见钱财而不取，抛撒银元而哄抢，岂不是自相矛盾。

    第四，贿赂后的效果并不佳。团丁们既然是接受了贿赂“放人”，就大可不必再追踪；“追赶不上”之后，更不会费时费力再强迫农民参加搜寻。搜寻中，接受贿赂的团丁可以故意看不见，但没有接受贿赂的当地农民，在搜寻时不可能看不出草地上有人经过的痕迹，发现不了逃者的藏身之处，如果所有追赶的人都是瞎子，那岂不是怪事。

    对于这些显而易见的疑点，斯诺在当时采访和整理文字写作中应当觉察到，但他却忽略了这些难以“自圆其说”也不“顺理成章”的关键环节。这有可能是谈话者两人的身份地位所致，斯诺见到毛泽东时是1936年下半年，此时毛泽东的身份是红军最高领导人，更何况斯诺只是个记者，自然没有必要进一步盘问毛泽东。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语言直接沟通问题，两人的谈话需要翻译，所谈内容自然要求简捷易懂，侧重事件的“闪光点”和节点，记录者则多记其要点和重点。

    由此，关于毛泽东生平中唯一一次被捕事件，由于缺乏资料，以往只能按毛泽东给斯诺的自述去记写。这一口述历史也被党史、军史所肯定，于是就有了毛泽东浏阳遇险被捕后“急智脱逃”的结论，一些史书亦援引采用。特别是影视文艺作品为了猎奇，再凭想象地“添油加醋”演义，如此生发开来，变得更加离奇，还有投资很大的人造景观开始出现，却也是漏洞百出，疑点越来越大，引起了更多的人对毛泽东被捕一事的质疑。

    5.主要依据斯诺《西行漫记》而生发的多种说法

    （1）李新、陈铁健主编《中国新民主革命通史》：“9月11日，毛泽东领导第3团在铜鼓起义。安源张家湾军事会议后，毛泽东与潘心源赴铜鼓指挥第3团，路经浏阳张家坊遇险，毛泽东脱险，潘心源被捕入狱，因此只剩了毛泽东一人赴铜鼓。10日，毛泽东同志来铜鼓。”（第71页，北京出版社，2000）

    （2）杨庆旺编著《毛泽东指点江山》：“1927年有一支以20军独立团为旗号的队伍也是在浏阳活动的浏阳工农义勇队。9月6日，毛泽东在中共浏阳县委书记潘心源陪同下，离开安源前往铜鼓改编独立团。9月10日，在浏阳张家坊遇险逃脱之后，终于抵达铜鼓。”（第158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本书所述浏阳工农义勇队，即是在铜鼓起义的主力部队第3团。

    （3）赵大义、高永芬著《险难中的毛泽东》：“几个团丁也要用绳子来绑毛泽东他们三人，其中一个团丁说：他们有安源矿的证明，就算了。幸好有这张证明，要不然捆着就难以脱身了。毛泽东学铁拐李的样子，一拐一拐走得很慢，潘心源和易学铁见状，明白了毛泽东的用意，就有意加快了脚步，使一行人拉成两段”，“他们在路上走着走着，机会来了，毛泽东会意地说了一声，谢谢黄大哥（押解他们的团丁姓黄），就追紧往回走十几步，然后一拐就朝山林跑去了”。“为了掩护朝山林方向跑去的毛泽东，潘心源大声嚷嚷：你们青天白日到底抓人搞啥名堂，我要到吴县长那里去告你们，团丁们被潘心源这突如其来的吵闹声愕住了，发起呆来，说时迟，那时快，易子义趁机拔腿朝稻田方向跑去”。“潘心源为了掩护毛泽东，减轻易子义的压力，提高嗓子喊起：弟兄们，还不快跑呀！他边喊边带头向后跑。队伍乱成一团，无辜抓来的人一哄而散”。（第76～77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本书提到潘心源（潘心元）之外，还提到另外两个姓名：易学铁、易子义。本书是用小说体写的，其中对话当出于作者的想象，当时的县长也并非姓吴。

    （4）胡长水、李瑗编著《毛泽东之路：横空出世》：“安源会议后，毛泽东即化名为安源煤矿的采购员张先生，和潘心源等一起，直奔铜鼓县城，进到浏阳和铜鼓边界的张家坊时，被团防军扣押。”（第399页，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3）本书的记载，比毛泽东答斯诺的谈话多了一些情节和人物，如出发前毛泽东化名张先生，为安源煤矿的采购员，是和潘心源（潘心元）等人一起赴铜鼓。至于潘心源是什么人，还有“等”字是谁，都略而不谈。毛泽东被捕以后的情况，只复述毛泽东对斯诺谈话的内容，但这一资料多于毛泽东自述的那些情节。

    （5）陈冠任编著《人民解放军最强悍的钢铁雄师：十大王牌军》：“毛泽东他们就没有被捆，但是被团丁们押在一串人后面走着，前往民团总部。刚离开张家坊时，团丁们盯得很紧，走了一段后，他们开始抽烟、说话，对‘犯人’也有所放松。”（第87页，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显然，本书作者也没有到湘赣边界实地考察，更没有到过张家坊。书中所说团丁们押着人犯“离开张家坊”，又押往哪个“民团总部”呢？

    （二）张启龙《毛委员到铜鼓》

    本文收录在1986年6月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星火燎原》丛书之一“井冈山斗争”专辑，是本丛书的开卷首篇。

    张启龙1925年入团，1926年转党。先后担任中共浏阳县委书记、浏阳游击队党代表、湘东特委书记、湘赣苏维埃副主席等重要职务。在参加红二方面军长征途中，任红六军团供给部长。到延安后，任马列学院党总支书记、中央管理局局长，参加中共“七大”。抗日战争胜利后，任命为吉林省委书记。1952年调京任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副主任，后又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人民日报》1987年7月15日，第4版）

    秋收起义时，张启龙任浏阳工农义勇队第4团队党支部组织委员，他回忆说：

    “秋收起义时，我所在的部队编为工农革命军第1军第1师第3团。这个团的前身是浏阳工农义勇军第1纵队第4团，是1926年秋冬之交，由潘心源等同志，根据党的号召，领导浏阳县和各区农民协会，先后收缴地主武装枪支整编建立起来的。……潘心源同志负责去长沙向湖南省委报告工作，在安源遇到了毛委员。刘建中和周克民同志在安源化装成肩挑小贩，侦察情况。一天，刘建中在安源工人俱乐部与潘心源碰上后二人没敢说话，潘使了个眼色，刘随之一起出去。潘问刘部队在什么地方，刘说在铜鼓。潘说，毛委员找你们的部队。随即带刘去见毛委员。后来由刘建中和周克民二人带路，毛委员和潘心源同志一起去铜鼓找3团。

    毛委员和潘心源在路上碰上挨户团的巡逻队，刘建中等二人在前面走，没有发现。结果毛委员和潘心源同志一起被扣。刘建中等了一会没见毛委员来，有些着急，知道可能出事，就赶紧回去报告。毛委员和潘心源被扣后，毛委员从口袋里掏出几十块银元，往地上一撒，团丁急忙去抢钱，这时毛委员与潘心源乘机分两路逃走了。毛委员藏在一个有深草的沟里，搞了些烂草盖在身上，团丁没有发现。晚间，碰上一个农民，毛委员问农民协会好不好，农民说好，毛委员请那农民搞点饭吃，那位农民将毛委员带到家中，吃了饭，住了一夜。第二天早上，毛委员给他两块钱，请他买一双草鞋并付饭钱。那个农民把他送走了。以上是我听毛委员到铜鼓后讲的。

    ……我记得毛委员是9月初到达铜鼓的，究竟是哪一天记不得了。9月11日3团在铜鼓起义是肯定的。我记得毛委员来了之后，就询问了干部情况，并传达了党的八七会议和安源会议的精神，宣布要举行秋收起义，搞土地革命，建立政权。

    我当时在第3团党支部工作，全团就一个支部。毛委员来时我看到了。毛委员在去铜鼓途中失踪了，我们非常着急。有一天上午，我们召开会议研究这个事，突然卫兵送进来一个条子，上写‘毛泽东’3个字，我们一看高兴极了，赶紧去接毛委员进来，毛委员到后，当天就给我们谈了有关八七会议、安源会议的情况。第二天，苏先骏和毛委员一起到警卫团和平江义勇军驻地去了。苏先骏回来发牢骚说，余洒度师长还可以，余贲民副师长我不服气。毛委员回来，把伍中豪那个营调到3团来，还从平江部队也拉了一些人来，就很快行动了。我记得中秋节会餐，第二天就出发。第3团团长是苏先骏，一营营长是汤采之，二营营长是张子清，三营营长是伍中豪。我们部队完全是正规的‘三三制’，都是钢枪。卢德铭回来时，部队早开始行动了，编队会议他没有参加，文家市会师他参加了。我们3团在浏阳东门战斗受了损失，部队中又有许多人打摆子，到文家市时，秋收起义的部队剩下有1500人。”

    中共浏阳县委党史办公室编辑出版的《潘心元》一书中，收录张启龙的回忆文章，记述说：当为毛泽东带路的刘建中和周克明回到铜鼓县城肖家祠时，“大家见他俩神色慌张，焦虑地问他们到底出了什么事。当同志们知道路上发生的问题后，大吃一惊。大家同声叫道：‘毛委员是代表中央来领导我们举行秋收起义的，如果有个差错那还了得！’一个个你望着我，我望着你，急做一团，……大多数同志都忧虑路上出了危险。你一句，我一句，一直议论到深夜，也议论不出个道理来，直急得食不甘味，睡不成眠，坐了一夜。第二天早饭后，徐麒、彭商人、刘建中、周克明、慕容楚强和我等几个人又在肖家祠堂二层楼上继续对毛委员和潘心元同志的去向问题进行分析研究，并确定派慕容楚强顺着来路往高安方向寻找。……正在万分焦急的时刻，忽然门卫送来一张纸条，打开一看，上面写着‘毛泽东’三个字，当时大家那种欢欣若狂的情景，实在难用言语文字形容，个个都三步并做两步跑下楼去欢迎敬爱的毛委员。毛委员身穿蓝布长衫，脚着草鞋，手拿雨伞，站在门口，微笑着和大家点头致意。大家簇拥着毛委员，高高兴兴地走上二楼。”（第167～168页，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3）张启龙的这段回忆，在细节上要比他在《星火燎原》丛书中的文章所述更为详细。

    当时的青年毛泽东34岁，从浏阳脱险仅隔一天，到达江西铜鼓起义军驻地，他一定会向关心他的农军弟兄们绘声绘色地讲述历险过程，笑谈他“迟到”的原因，张启龙的回忆文章记述了这一场景。热闹的吵吵嚷嚷中，年轻气盛的毛泽东难免不会有“过五关斩六将”的讲故事激情，感染着正经历干大事业的起义军官兵。而多年后张启龙再回忆有关细节，自然也未必记得那么准确，难免心怀敬仰之情的渲染。时值秋收起义前夜，时局紧张，当场无人记录毛泽东的原话，此后也无人无暇再提起，以后的记述只能完全凭头脑记忆了。

    可以推测，时仅隔数天后，毛泽东与关押浏阳监狱后脱险的潘心元等人在文家市重逢，他们肯定在笑谈中会言及浏阳遇险的事。然而，潘心元在1929年7月2日写给中央的有关秋收起义报告中说到了自己的浏阳遇险入狱，却没有提及毛泽东遇险。这有可能是毛泽东没有向潘心元细说此事，再就是毛泽东的所述轻描淡写，没有给潘心元留下深刻的印象。

    （三）谢觉哉《浏阳遇险》

    本文最早收录在1964年由解放军出版社编辑出版的《星火燎原》第1册中,其中写道：

    “1927年准备秋收起义的时候，毛泽东同志以中央特派员资格并受湖南省委的委托，到铜鼓去领导驻军起义。一块儿去的共有3个人，走到浏阳时，被团防军逮捕了。团防军押着他们走，毛泽东同志在路上故意装作腿痛，一步一步地拐，落在后面。他掏出一把钱来，对团防军说：‘朋友，拿去喝茶吧!’那些人接了钱，他就走开。没有走出几丈远，那些人喊起来，其中有一个人追到了他跟前，他只得站住，又给了追的人一点钱，并且说：‘没有了，朋友，再见吧!’等他走上前面岭上的时候，追他的那个人才大喊起来：‘跑了，跑了!’跟着大队就从他后面追来。毛泽东同志急忙走下岭，躺在一条水沟里。他听见追的人在喊：‘明明看见他向这里跑，怎么不见了？’到处搜寻，只是没有找到他躺的那个地方。

    人声听不见了，他爬起来，涂了些泥在腿上，装作农民的样子，走上一个高岭。这已经是江西地界了。看见有个打柴的，毛泽东对打柴的喊：‘喂，下面在打仗!’‘什么事打仗呀？’两个人于是走到一起，交谈起来。谈到农民协会，打柴的说：‘农民协会好，只是不该打菩萨!’他回答说：‘不错，告诉你，我就是农民协会的委员长，我在农民协会是反对打菩萨的。今天下面喊捉人，就是捉我。朋友，请帮我一帮吧!’打柴的很惊讶：‘怎么帮法？’他说：‘这是两块钱，一块请你买一双草鞋；一块请你买一点饭，并且请你带路，把我送到江西地界。’打柴的说：‘可以，你就在这里等着！’天快黑时，打柴的来了，拿来了草鞋和饭。并且从偏僻的小路上把毛泽东同志送到江西地界。毛泽东同志问他姓名，打柴的始终不肯说出，他哪里想到他所救的是一位伟大的人民领袖呢！

    麻烦还并没有完。走了一天，到了一个市镇，那地方情况也有些紧张了。毛泽东同志没有行李，身上穿一件短褂，一个汗衫，他便把短褂脱下来扎成包袱模样，横背在肩上。每走到一家店门口时，就问：‘老板，歇得客吗？’老板眼睛一瞪：‘歇不得！’连碰了几个钉子。走到街尾最后一家店时，他索性不问了，走进去坐下，大声喊：‘老板!打水来洗脚。’老板无可奈何，只得由他住下。第二天，到了准备起义的驻军里，于是轰动世界的湘、赣、闽、粤的工农革命运动，就从此开始了。”

    谢觉哉（1884～1971）的这篇文章，构思写作于延安时期。有一天，谢觉哉与毛泽东聊天，毛泽东兴致很高地谈了这个经历。谢对毛说：“这个故事很有趣，你写出来嘛！”毛笑道：“你来写吧。”不久，谢觉哉把这个故事写了出来。谢觉哉在“文革”时，被指责为右倾，所罗列的罪名之一，就是说《浏阳遇险》一文丑化了毛泽东的光辉形象，“料事如神”的毛泽东不可能被捕，而伟大领袖怎么会对团丁“行贿”才得以逃脱呢？

    谢觉哉的这段叙述，也是直接来自毛泽东的自述，但比斯诺的记述详细，也存在差异。

    依据此文推论，在太阳下山以前毛泽东都躲在一个山坡上的水塘里，这个地点应该就在脱险地附近两三百米的地方。毛泽东在与那位农民对话时说：“告诉你，我就是农民协会的委员长，我在农民协会是反对打菩萨的。今天下面喊捉人，就是捉我。”其中“下面喊捉人”这句话明白无误地指出，毛泽东并没有走远，还在刚摆脱团丁的地方，这也说明毛泽东途遇农民，也应在脱险地附近。还有“人声听不见了，他爬起来，涂了些泥在腿上，装作农民的样子，走上一个高岭。这已经是江西地界了。”浏阳张家坊、陈家坊距湘赣边界都还有10多公里，不是仅隔一个“高岭”的距离。这个距离脱险地很近的“高岭”应仍在湖南境内，不可能在江西地界。现今有人把排埠镇月形湾说成是毛泽东的“化险福地”，据称其重要依据就是谢觉哉《浏阳遇险》中的这句“这里已是江西地界”的话。

    文中还有“走了一天，到了一个市镇”，毛泽东在此又住宿一夜的说法，事实上应是不存在的。从浏阳县境到铜鼓县城的湘赣边界途中，所谓“市镇”唯有排埠镇，而排埠镇距离铜鼓县城仅有18公里。目前关于毛泽东脱险后的各种说法，对毛泽东接近铜鼓县城的半天行程基本上没有异议，是说这天清晨毛泽东在湘赣边界的某地出发赴铜鼓县城，途经排埠镇，午时过抵达县城。在军情十分紧急的情况下，肩负重任的毛泽东不可能用一整天的时间仅走出了几公里路，而又耽误半天时间在排埠镇过夜。

    （四）张藩为毛泽东指路之说

    开国中将张藩（1909～2002）出生在浏阳张坊，参加革命之前生活、工作在这一地区。

    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17岁的张藩积极参加乡农民协会，一心向往革命。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后，浏阳也和全国其他地方一样，陷入“白色恐怖”之中，张藩没有被吓到，他组织了20多名挑夫组成“扁担队”，扶困济贫、伸张正义，在浏阳张家坊一带颇有影响。

    据张藩的回忆文章记述：1927年秋收起义前夕，张藩带着“扁担队”正在张家坊的一个路口歇脚，突然一位穿长衫、书生模样的先生匆匆走来，打听去江西铜鼓的路，张藩指路后，来人又匆匆离去。这人离开后，一伙团丁追赶到来，询问张藩他们有没有看见一个穿长衫的人从这里经过。见此情景，张藩他们猜测，刚才那位长衫先生，肯定是革命党人，就毫不犹豫地指了另外一个方向。这位穿长衫的先生，正是毛泽东。“扁担队”的好心相助，帮助毛泽东顺利脱险。不过，张藩不曾想到他们救的这个人竟然是毛泽东。新中国成立后，张藩看到谢觉哉撰写的《浏阳遇险》后，才知道了事情的经过。1929年，张藩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从此开始了九死一生的革命征程。1930年参加红军，曾任红军团政治委员、新四军第1师兼苏中军区参谋长、兰州军区副司令员等职。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张藩的这一说法属于“孤证”，没有任何另外的资料说明这个穿长衫、去铜鼓的先生就是毛泽东。

    （五）毛泽东被捕后“叛变投敌”之说

    1948年11月初，辽沈战役以人民解放军的胜利宣告结束，消息传到长江以南，各省震动。湖南浏阳张坊地区的一些中小学教员，很自然地对中共和毛泽东的历史产生浓厚兴趣。一个金姓小学教师读了斯诺写的《西行漫记》后，就地调查1927年毛泽东被捕的情况，寻访到了一位60多岁的老人，他曾在当时的团防总局总部做过文书。这个老文书清晰记得大体情况，虽然不能肯定抓到的是谁，但记得那年（即1927年）中秋节前夕，有个瘦高的男子从此地经过，因为背的包袱很重，被团丁怀疑而被抓搜身，原来背的是100多块银元和一些衣服信件，说是做生意的，当即押解到团防局审问。经过严刑拷打，才知道他是共产党的一个大头目，他供出了几个同党，有一个同党并且是做县长的，正在镇上一个小店铺里等他，随即也一同被捕获。

    老文书还听说，当天团防局派团丁把那几个被捕的人押解到边防司令部去。被捕的人给国民党县政府做了许多工作，招安了一大队起义官兵。老文书说当年的团总已死，可去找团总的儿子问问。团总的儿子当时也老了，又有病，对当年毛泽东被捕的事也有兴趣。他肯定当年父亲抓的是毛泽东，但抓的具体情节不大明了，只听说毛泽东能说会道，愿意和政府合作，他的父亲爱才重义，见毛泽东为国民党政府立了一些功，又是同乡关系，帮他讨情，保他回乡教书，谁知后来他却逃到井冈山去了。其他的事，老文书就说不知道了。次年，浏阳解放后，老文书的下落不明。土改期间，团总的儿子被枪毙了。后来，金姓教员当了“右派”，和他另外一些好友多次秘密谈起他调查所得的往事。1997年香港回归后，金姓教员好友的女儿到香港在与友人闲谈中述及此事。

    这种传言说毛泽东这次“被捕降敌”的后果非常严重，不仅出卖了同党，而且使“秋收起义”遭受惨重损失。此说认为这就是国民党浏阳县团防局“放人又送路费”的真相，那“七块钱”路费，不是团丁也不是队长给留下的，而是毛泽东为团防队“立功”之后，由团防局长特意送给毛泽东的。甚至还有一说，传言当地民团头目以“捉放曹”之计放人，并赠送《四书五经》，毛在后来为掩盖此事方编造用银元收买团丁逃脱之说。

    此说前几年流行于港台及境外报刊，近年先是流行于互联网，后又有刊物转载。现在一些网文仍能查阅到这些信息。从本考察报告看，这种“被捕降敌”的说法显然是对这段历史的不知，或者是知其一不知其二，也可能是别有用心的无稽之谈，那就另当别论了。读了本考察报告，此说自然也就不攻自破。

    （六）毛泽东的遇险地被美国作家“搬”到衡阳

    近年流行中国的美国作家罗斯?特里尔（Ross Terrill）著、胡为雄和郑玉臣译《毛泽东传》中写道：“在去衡阳招募矿工参加他的部队时，毛泽东被地主的武装民团抓获。民团奉命把毛泽东押到总部去处死。快接近院子时，毛泽东沉着机智地想好脱身之策。他先是把从别人那里借来的钱用来企图贿赂押送的士兵以便脱身，但这一计策明显的无用。在离院子近200码的时候，毛泽东决定赶快逃走。他这时身材轻便，行动敏捷。他躲过了飞来的子弹，跑到池塘边的一片深草丛中藏了起来。团丁赶了上来，他们强迫老乡搜索草丛。毛泽东静静地蜷伏在地，暗抱一线希望。很有几次团丁逼近了他，他甚至能触到他们。他感到绝望，他以为他们已经看到了他。降临的夜幕掩护了他，追兵停止了搜索，离去吃晚饭了。整整一夜，毛泽东在山丘灌木中跌跌撞撞地穿行。他赤着脚，因为押送的士兵拿走了他的鞋，这半是因为士兵贪便宜，同时也出于迷信说法，即死人没有鞋就不会变鬼报复杀他的人。精疲力尽、遍体鳞伤的毛泽东迷了路。后来，他遇到一个答应帮助他的农民。毛泽东开始吉星高照了。他的身上还有贿赂别人剩下的七块钱，他用这些钱吃饭，同时买到了在中国革命的最低潮时最急需的两样东西：鞋和雨伞。毛泽东又追上了留候的部队。但秋收起义失败了。”（第94～95页，中央文献研究室审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罗斯?特里尔的这段文字，可看出主要源自斯诺的《西行漫记》，但也有不同的“润色”之处，最大的不同是他把毛泽东一生中唯一一次遇险被捕的地方“搬”到了衡阳，团丁也开了枪。

    （七）铜鼓月形湾“化险福地”之说

    近年，在江西铜鼓县排埠镇月形湾兴建了一处“毛泽东化险福地”，建立了“毛泽东同志铜鼓化险专题馆”，其展板文字总体上沿用了斯诺的《西行漫记》的说法，并融合了张启龙、谢觉哉等人之说，但又有其独立一说的“新资料”。

    展板文字写道：“1927年9月7日，毛泽东同志在中共浏阳县委书记潘心源的护送下，乔装成安源煤矿采购员，从安源出发，奔赴铜鼓，亲自领导秋收起义。一路上日夜兼程，绕过敌人重兵把守的萍乡，在9月8日进入浏阳张坊镇七溪村时，被张坊团防局的团丁抓住。团丁要把毛泽东押到民团总部去处死。此时，毛泽东同志一边同团丁闲聊，一边盘算如何脱险。恰好，押解他的团丁中有一人是湘潭人，同毛泽东是老乡，而且他们是雇佣兵。毛泽东就同他们说，枪毙了我对你们也没有好处，不如给你们几块银元，把我释放了。押送人同意释放，但负责的队长却不允许。见此，毛泽东决定设法逃脱。来到一个岔路口，终于找到了机会。此处处于铜浏交界地，山高林密，地势险要，于是，毛泽东急中生智，猛然从衣袋里抓出一把银元往路边一甩，自己往左一拐朝山上跑去。团丁们只顾跑去捡银元，直到发现毛泽东往山上跑，才一边大喊‘站住！’一边紧紧追赶。毛泽东利用一个拐弯处跳进路边的水沟里，借着沟边的茅草、灌木作掩护，整个身子躺在水沟里。一直躲到傍晚才从水沟里爬起来。这时，正好山上下来一位打柴人。这位打柴人名叫陈惟德（小名九兴），是铜鼓纸工会的一名会员。在陈惟德的帮助下，毛泽东在吴家祠住了一晚，于9月10日到达铜鼓县城肖家祠，次日在铜鼓大沙洲阅兵，发动了著名的秋收暴动。”

    铜鼓月形湾之说，除了沿叙毛泽东用钱贿赂团丁的说法之外，还有抛撒银元以及打柴人陈惟德救护的细节，特别是强调毛泽东化险处在铜浏交界的月形湾，并在吴家祠住宿。但同时也说明，毛泽东在“9月8日进入浏阳张坊镇七溪村时，被张坊团防局的团丁抓住”，专题纪念馆中并绘有特别标明毛泽东途经浏阳七溪村的示意图，展柜中还展示了陈惟德的亲属有关此事的采访笔录。

    综上考察，本考察报告认为毛泽东在1927年9月8日、9日的遇险脱险地在湖南浏阳七溪村，江西铜鼓月形湾附近是毛泽东9月9日夜的宿营之地。这两地之间的半天路程，在当今全民旅游休闲成新时尚的新时代，尤其适宜作为旅行、游学之经典路段，本考察队特别推荐有关单位把黄金旅游项目引进到湘赣边界大山中，造福当地人民。

    衷心感谢在实地考察中为我们提供资料和信息的诸位被采访人。本考察报告参考了胡玉明著《沉醉湘水》、不同版本的“潘心元传”以及“依旧”和“苦椎山人（杨学诚）”等网文有关内容，在此特别向他们表示衷心的谢意。并敬请知情人提供更多的线索，以便修正和进一步充实完善本报告。

    本次考察活动的总体概况，请见主报告《毛泽东井冈山之路考察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