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毛泽东9月16日率兵途经七溪村

    这次在七溪村的采访中，90岁的老人唐汉初讲道：“我外公说，毛主席从这里脱险以后，没过几天就从铜鼓那边带兵打过来了，把那些抓他的人的家抄了，但人躲掉了。抄他们的家，可能是想办法把那些钱收回去。”许多史料说明，毛泽东在铜鼓发动起义后，率领起义军走向井冈山途中的确曾途经七溪村陈家坊。

    1.途经七溪村到文家市

    9月15日，毛泽东率领第3团在攻打浏阳东门失利后退兵，从上坪出发，经浏阳界岭进入江西铜鼓的排埠镇宿营。来自北面修水的第1团“闻三团不利，决心援助该团反攻浏阳东门之敌，至中途毛泽东以前敌书记名义来信，嘱度即将部队改道萍乡再说。度因情形不明，不得已，乃将部队回头，跟着三团退”（引自余洒度报告）。9月16日，起义部队转向浏阳境内，经铁树坳进入双坑。在双坑击败浏阳西乡张梅村的地主武装，部队到达上洪、张家坊、七溪村一带。9月17日，起义部队经七溪村、火厂、豆田、孙家塅向文家市进军。

    孙家塅在文家市以北15公里处。张启龙回忆：“我们从上坪出发，边走边等（等第1团跟上来），经过四天行军，于9月17日到达孙家塅宿营。在那里休息了一天。”时任第3团团长苏先俊在事后的报告称：“一、三团败后，入驻浏阳之安源部队乃孤立无援，四面受敌，17日为敌袭击，竟致溃不成军。是日前敌委员会决退往湘南。”铁心的文章写道：“赶了几天路，忽然接到一封药水信：‘为何许久不来，真是误事不小，务于明日午前赶到排埠……前敌委员会毛令’……过了排埠以后，在依山傍水的某村午餐时，我们工农革命军的领袖（指毛泽东、卢德铭、苏先俊、余洒度、余贲民等——引者）才一起见面了。”9月19日上午，毛泽东率第3团等秋收起义部队到达文家市。

    时参加秋收起义担任浏阳工农义勇队中队党代表的宋任穷在1975年4月接受采访时回忆说：1927年8月，平江、浏阳工农义勇队奉命到南昌参加起义，因南昌起义部队已经撤离，于是他们在江西涂家埠车站奉命回驻铜鼓，中共江西省委书记汪泽楷让他带一封信到铜鼓，并发给60块银元作为路费，“在回铜鼓的途中，听说铜鼓先到部队已经沿湘赣边界南下了。……我在江西省委散发反对国民党的传单的头一天离开南昌，在铜鼓以南之陈家坊找到了部队。回到我们部队团部后，同志们告诉我，毛泽东委员来了，现在是由毛委员领导。于是我把信和一些银洋（剩下的）交给了毛委员，并向他作了简要的汇报。”（《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第129页）宋任穷在这里特别提到在“陈家坊找到了部队”。

    以上资料说明，毛泽东在铜鼓发动秋收起义，率兵南下，9月16日曾经路过七溪村陈家坊。这条线路，正是数日前毛泽东由安源到铜鼓的线路。七溪村陈家坊村前的大道，是当时安源、铜鼓两地之间的必经之路。

    2.在七溪村是否处决县团总

    秋收起义文家市会师纪念馆甘武的文章《毛泽东第一次遇险事件的始作俑者——陈甲元团防队覆灭记》记述说：“位于浏阳市张坊镇七溪村有一处始建于清乾隆年间的陈氏宗祠，……上个世纪20年代，房子的主人是当时为恶一方的大土豪陈甲元。陈凭借当时手里的十几条枪，勾结浏阳西乡的张梅村地主团防武装，组织了为国民党反动派卖命的团防队，在当地霸占田地，积谷屯粮，剥削乡邻，肆意搜捕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向国民党反动派邀功请赏，民众对他恨之入骨而敢怒不敢言。1927年9月9日，团防小队经过一整天的搜寻后，也没有找到那个机智脱逃的身穿旧蓝布衫、脚穿草鞋的高个男，就回到团防局（现陈氏宗祠）向陈甲元汇报情况。陈听后，回想近来得到平浏清乡团有关严密防守共党要在湘省举行暴动的消息，思忖着今天放走的人极有可能是一个工农暴动的大官，大为懊恼。”9月16日，毛泽东等领导的起义军第3团从排埠镇出发，跨过铜浏（江西铜鼓、湖南浏阳）边界进入浏阳张坊地域。“来到离张坊镇不到5华里的陈甲元团防局驻地陈氏宗祠时，陈仍垂死挣扎，组织拼命抵抗，经过仅十来分钟的战斗，团防队全部被缴械。组织进攻的工农革命军将他们一干人等押解到一块空地上，听候毛委员及三团军官们的审判。几天前险些抓住高个男的几个团丁，当得知坐在前台中央的高个男是中共中央候补委员毛泽东时，顿时傻了眼，战战兢兢将此事报告给了陈甲元，陈听后立马瘫了下去。依据乡民们控诉团防队的种种劣行，工农革命军宣读审判报告，就地处决了这批无恶不作的团防队。当天，部队将在陈家坊的陈家祠堂所缴获的财物全部分给了附近的贫苦百姓。晚上，部队驻扎于此。并将陈甲元家的大肥猪杀了犒赏全体官兵。”

    此文中的陈甲元，显然指的就是县团总陈阅初，但我们在考察中并未听说陈阅初还有另名陈甲元，在《陈氏族谱》中也没有找到陈甲元的名字。文中所说的陈甲元在当时（1927年）即被处决，而县团总陈阅初死于1951年。七溪村团防局不在陈氏祠堂，而是在一侧的另地。

    （五）县团总、老族长陈阅初之死

    七溪村《陈氏族谱》记载，陈阅初出生于1872年，娶妻帅氏（1875～1931，排埠人），帅氏病逝后续妻孙氏（1898年生，长沙人）。有3个儿子（陈前觉、陈寿田、陈树良）4个女儿（陈端秀、陈珊秀、陈沼兰、陈雪梅）。二儿子陈寿田（1906～1911）5岁时夭折；陈雪梅系孙氏所生。陈阅初在“镇反”赴死时已经79岁，主要起因于三儿子陈树良。

    陈树良（1912～1950），名昍（读音“宣”）。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0年加入国民党，1932年任国民党浏阳县保安团军需副官，1936年任国民党南京教导团自动车队上士文书，1937年回家乡任教员，1939年任浏阳县洞溪乡户籍干事，后任副乡长、乡长；1947年任国民党浏阳县党部执行委员；1948年4月升任县党部书记长兼中统局张坊调查员，10月被解职回家。此期间，陈阅初、陈树良父子曾对同乡、共产党人王首道的母亲等多加照顾。

    王首道（1906～1996）是浏阳张坊上洪蟹形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历任中共祁阳特支书记、中共浏东特委书记、浏阳县委书记、湘鄂赣边区特委书记。1930年任中共湖南省委组织部长，省苏维埃政府代理主席，次年任中共湘赣省委书记。1934年10月参加长征，任军委第2纵队政治部主任。1944年10月与王震一同率部挺进华南，征战2万余里，开辟新的抗日根据地，创造了中国革命战争史上的又一奇迹，被毛泽东誉为第二次长征。1949年3月任中共湖南省委第一副书记，同年12月兼任省人民政府主席，参与领导了湖南和平解放。1952年后任国家交通部部长、书记，组织领导了青藏、川藏公路等一批国家重点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是新中国交通运输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1964年后任中共中央中南局书记处书记、广东省委书记。1978年相继担任和兼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1982年后任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是中共第七、八、九、十、十一届中央委员。王首道晚年时十分关心家乡的各项建设，也曾多次督促落实陈阅初、陈树良父子的历史问题。

    陈树良的历史问题主要复杂在湖南解放前夕的情报活动。1949年3月，陈树良在长沙参加与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野战军情报部和中原局社会部有联系的“三一三〇”第7总部江南地下第4军，任独立旅政委。陈树良回浏阳后，任浏阳东区指挥所主任，收编当地的游杂土匪武装，协助解放军第40军进行清匪反霸工作。长沙和平解放后，陈阅初、陈树良父子曾亲自把王首道的母亲从张坊送到长沙市王首道的家中。

    1950年，全国掀起了疾风暴雨般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很快也席卷浏阳。曾任国民党浏阳县党部书记长兼中统局张坊调查员的陈树良被逮捕，审讯中把国民党军第20军散兵游勇在张坊地区为非作歹的许多罪行算到了他的身上。在张坊地区，至今还有些老人看见某些人不务正业、乱搞乱来时，即说此人“像20军的”，说明当时国民党第20军的民愤甚大。因此，当时的张坊区人民政府很快拟定判处陈树良死刑。然而，当地有许多“贫下中农”闻此消息后，联名画押具保，恳请人民政府保释陈树良“着免死刑”。意想不到的是，“民情”呼声却加速了陈树良的死期，张坊区人民政府坚持原判，并决定先斩后奏，在1950年7月底悄然执行了死刑（《陈氏族谱》及其墓碑都写明“7月殁”）。而此时的浏阳县人民政府并不知情，鉴于有众多百姓为陈树良“请命”，在8月25日还以公函形式将陈树良一案情况上报湖南省人民政府。消息传到长沙，时任湖南军政委员会副主任、湖南省人民政府主席的王首道在百忙中过问此事，特别是王首道的母亲也督促儿子赶快救人。

    王首道收到这些来自家乡张坊的“请命书”后，十分慎重，专门组织人员进行研究。8月28日，王首道为陈树良一案写信给时任浏阳县县长赵超山、副县长张国元，指示：“本年8月25日函及附件均悉。查陈犯树良，作恶多端，残害人民，残害革命同志，本应处以极刑；但念其于解放前1949年4月曾参加‘三一三〇’第7总部江南地下第4军唐拔部任旅政委，帮助我40军做了一些工作，应予将功折罪，着免死刑。并酌情议处10年以上、20年以下的长期徒刑，以资教育改造。兹将原附判决及材料发还，希查收照办为要。”这份原件，现存浏阳县人民法院。

    在那个百废待举的混乱年代，信息不畅通，加之当时的复杂历史背景和人事关系，特别是当时张坊区领导人的政策水平有限，个别人存在意气用事甚至打击报复的嫌疑，上级的“免死”指示在张坊区不仅没有得到贯彻，陈树良被执行死刑，反而连累了其家人。这时，曾任县团防总局局长的陈阅初尽管年老在家赋闲，仍逃脱不掉“反革命”的罪名，加之他原在洞溪乡教书的大儿子陈前觉逃往香港，三儿子陈树良被“镇反”，陈阅初也遭到了株连被杀。

    陈阅初、陈树良的被错杀，主要因为当时的历史大背景所致。1981年11月，陈树良一案（81）法刑复字第96号，宣判撤销，明确“对其历史问题应既往不咎，原判将历史问题以反革命罪判处死刑不当”，据此撤销原浏阳县人民法庭1951年1月3日（50）刑法字第48号刑事判决，恢复名誉，按起义人员对待。“镇反”中被错判、错杀的浏阳籍陈树良等15人在上世纪80年代初都得到了平反昭雪，被陪刑的陈阅初也理当是杀错了。当地村民回忆至此，无不唏嘘不已，尤其是在释放毛泽东这件事上，都强调认为老族长陈阅初是起了关键作用的。

    二、考察新解

    我们考察队在集体到实地考察结束后，部分队员又相继多次再到实地调研和核实，在全国寻找相关知情人和调阅有关资料，进行更加深入的专题考察和求证，前后历时70多天。通过实地考察，综合各种资料，与被采访人多次反复沟通认证，我们对毛泽东浏阳遇险史实有了更加深入的认识，有着新的见解。

    （一）毛泽东赴铜鼓没有途经张家坊

    以往的史书、影视作品等，多叙述毛泽东在浏阳所辖张坊镇（张家坊、张坊村）被捕。其实，毛泽东并没有到过张坊镇，因此也不可能在张坊镇街上住宿客店。有人说毛泽东一行住在张家坊，那是对陈家坊的无知；有人说毛泽东在张家坊遇险，那是对陈家坊及族长陈阅初的不知。那时陈家坊的繁华程度远远胜过后来的张家坊，而陈家坊因为是县团防总局局长陈阅初的祖居地，所以是当时有重兵把守的团防局所在地。看来搞清楚浏阳的“团防”，对于探求毛泽东遇险脱险地非常重要。

    明代嘉靖年间编写的《浏阳县志》记载，那时的浏阳县行政区划下设乡里制，辖四乡；明洪武初编户75里3坊，嘉靖时并为48里2坊。清代县下改为都甲，全县计63都、500甲；清咸丰3年（1853年）开始设团防，全县划为21个大团，294个小团，民国初年仍承袭团防制。县级的团防称总局，以下通常称团防局，而乡镇地区的团防局则常称为“民团总部”、“大团”，村庄级别的团防则称为“小团”。1927年9月，毛泽东途径此地时，浏阳的“团防”沿袭清末的大团、小团编制。作为集镇的张坊，是“大团”团防局所在地。而七溪村陈家坊本应是“小团”编制，但因此地是县团防总局局长陈阅初的居住地，所以，此地俨然是县团防总局的衙门，在兵力上自然要比张坊“大团”还要强大。据清末民初编写的《浏阳乡土志》记述，陈家坊的确曾经设“大团”，并有“张陈坊”之联名记载，印证了陈家坊在那时已经逐步退出人们的视野。这种团防制，直到1933年改设乡、保、甲制后才改变。

    许多涉及毛泽东浏阳遇险地的“史书”和文章都提到了张家坊，说明遇险地在张家坊附近，但从我们的实地考察情况看，却不会在张家坊集镇上。因为，从江西萍乡安源进入湖南浏阳县境，沿浏阳河上游支流小溪东上，走当时的乡间小路，没有必要绕道号称团防“大团”的张家坊。当地百姓常走的路径是直接沿小溪河顺牛轭岭进大河背（现禹门村），再经上洪到铜鼓的排埠镇，这样就能避开重镇张家坊。所以，毛泽东遇险脱险之地非七溪村陈家坊附近莫属，绝不可能跑到张家坊，更不可能跑到20多公里之外的铜鼓月形湾。

    出现张家坊遇险地之说，不排除当事人、知情人对陈（家坊）、张（家坊）一字之差的误写、误读、误解。这一字之差，在距离上虽然仅差了4公里路程，但反过来为了追求历史真相却又想尽可能“自圆其说”，然而，结果却是越描述越离题千里，漏洞百出，反而引起诸多疑惑，甚至引起别有用心之人的“叛变投敌”之说。因为所描述的本身就不是真实历史，是建立在沙漠上的楼阁，这也应了“基础不牢，地动山摇”的俗语。

    （二）潘心元的被捕和出狱

    潘心元，名深兰，字国卿，号启瑞。在革命斗争中，为安全起见，潘心元曾用过10多个化名与异字名字，常用的还有潘心源、潘心员、潘星元、潘清连、彭清泉等。以往史书和文章多写为“潘心源”，但他在给中央、东方局的报告中亲笔署名为“潘心元”，其墓座落在浙江省玉环县苔山岛的墓碑也署名“潘心元”，故本报告统一记作“潘心元”。

    潘心元陪同毛泽东赴铜鼓，他是毛泽东此次遇险脱险事件的第二见证人。然而，正是因为缺了这个关键见证人的证言，此事反而愈加扑朔迷离。1929年7月2日，潘心元在给中共中央的书面报告中写道：安源军事会议后，“我和毛泽东同志便赴铜鼓去指挥第三路工作。途中我被捕入狱。因此只剩下了毛泽东一人赴铜鼓。”（《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第121页）这是潘心元事隔近两年后的记述，史料价值极高。但是，从“途中我被捕入狱”几个字中，后人很难再得到他们“浏阳遇险”的更多信息，只有综合其他史料观其全貌，再推论“遇险”过程。

    1.浏阳名人潘心元

    从潘心元的个人成长经历和他在浏阳的极高名望看，他是当时浏阳县的名流、显赫人物，当地国共两党的官员都应该认识他，熟悉他的鼎鼎大名。今天，我们解释和求证毛泽东、潘心元的浏阳遇险脱险经历，不能忽视了这一重要情况。

    浏阳有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始于潘心元。1903年1月，潘心元出生于浏阳县丰裕乡一个富裕家庭。1921年考入长沙岳云中学读书，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冬天，潘心元等人受中共湘区区委的派遣回到浏阳，以小学教师身份为掩护，开展革命工作。他们以北乡卓然学校为中心，开始建党工作，发展10多名工农分子和小学教员入党。1925年清明节，他们在丰裕乡毛公桥刘家店秘密建立了第一个中共浏阳农村特别党支部。夏明翰、田波扬、潘心元代表湖南省委在会上讲了话。接着，又先后建立了蕉沙支部和北盛特别总支，掀起了农村革命高潮。

    1926年10月初，中共湖南省委批准正式建立浏阳地方委员会（即县委），潘心元任书记。潘心元动员母亲积极参加革命活动，任乡妇女主任兼管农会财务。3年后，全县秘密发展党员达1000余人，大多数区乡建立了党的秘密组织。在县委建立之前，潘心元还帮助国民党组建了浏阳县党部，并领导建立了县总工会、县农协、团委、县妇联等各种群众组织，团结了全县广大群众，当时的农协会员就有30多万人。浏阳工农运动组织之广，声势之大，在湖南相当突出。李维汉回忆说：“当时外地同志到浏阳去，都口称去‘留洋’。”意思是说浏阳工农革命运动搞得火热，是值得去取经学习的地方。

    各种革命组织建立以后，为了保卫革命运动的胜利开展，镇压土豪劣绅的干扰破坏，中共浏阳县委决定在原来农民自卫军及工人纠察队的基础上，建立一支有一定政治军事素质、有新式武器装备的武装——工农义勇队。而当时全县的700余支枪，却由国民党浏阳县政府控制的团防总局所掌握。潘心元在设法购置武器的同时，决定收缴浏阳县各乡镇“大团”团防局的武器，用来武装工农义勇队。1927年2月4日（正月初二），潘心源利用“吃春酒”的机会，和平收缴了全县团防局的枪支和弹药，为建立县工农义勇队创造了条件。但县警备队队长唐秉忠私自放跑普迹乡反动团总张梅村，使斗争形势变得严峻复杂起来。

    2月8日，潘心元以国民党县党部的名义，召开浏阳各界民众庆祝北伐胜利万人大会，通知全县21个“大团”的团总参加。会前作了周密部署，县农协委员长罗纳川和县委书记潘心元令工人纠察队三人对一人暗中监视县警备队员。县警备队长唐秉忠丝毫没有察觉潘心元的暗中计划。当会议中一声令下宣布逮捕唐秉忠时，工人纠察队一齐动手，将其警备队员全部抓获，收缴了县警备队的全部枪支。潘心元又以国民党县党部的名义组织特别法庭，公开处决了唐秉忠。一直以国民党左派面目出现的县长萧骧，在公审会上极力为唐秉忠开脱罪责，激起了广大群众的公愤，遂将其驱逐出境，改换县长。这就是浏阳县近现代史上著名的“除唐驱萧”事件。

    潘心元根据革命形势的发展，积极培训农民革命武装力量。3月9日，潘心元在县农会召开全县军事会议，正式宣布将浏阳农民自卫队与工人纠察队合并，成立“浏阳工农义勇队”，潘心元亲自任党代表。浏阳人民开始有了自己的第一支工农武装队伍。中共浏阳县委将收缴的枪支武装了工农义勇队，并召集各公法团体进行民主选举，共产党员、县总工会妇女部长邵振维当选为县政务委员会主席（相当于县长），浏阳县的党政军大权一度都掌握在共产党人手中。

    由此可见，潘心元在中共党内较早认识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特别是已经付诸实际，从事革命武装力量的组织领导工作。浏阳工农义勇队，后成为秋收起义的主力部队，成为毛泽东领导井冈山军事斗争的骨干力量。中国人民解放军武装力量的形成如果刨根问底，最早源头之一可追根溯源于1927年3月9日由潘心元组织的浏阳工农义勇队。然而，关于此点，在以往的党史军史中却提及甚少。

    4月底，中共“五大”在武汉召开，湖南有9名代表，省委特地分配给浏阳1个名额，县委书记潘心元光荣地出席了这次会议。会议期间，潘心元写信给浏阳县委，要求将工农义勇军扩大为一个师。5月中旬，他回浏阳后，用国民党县党部和县工会、县农会的名义，又收缴全县团防局的100多支枪，扩大农民武装，掌控了用枪支、梭标、大刀武装起来的数万农军。

    正当革命形势大发展之时，蒋介石公开叛变革命，在上海制造“四一二”惨案,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5月21日，湖南反动军官许克祥在长沙发动“马日事变”，三湘四水顿时乌云密布，各革命机关先后遭到破坏，团省委书记田波扬夫妇被捕牺牲，大批共产党员、革命群众惨遭杀害。为了反击，中共湖南临时省委决定，调集长沙周围的农军围攻长沙。中共浏阳县委接通知后，立即紧急动员，潘心元率浏阳农军参加了湖南10万农军围攻长沙的斗争。当时有首流行的民歌，充分反映了广大群众的革命行动：“朝打铁，晚打铁，打把梭镖送农协；梭镖磨得亮堂堂，擒贼先擒王。打倒蒋介石，活捉许克祥。”

    5月30日，浏阳农军陆续集结于靠近长沙的永安市，次日分两路直捣长沙，并很快逼近小吴门、南门口一带阵地。正欲深入，却因党内右倾机会主义的干扰，加之其他农军未能及时会合，浏阳农军孤军对敌，打到长沙小吴门后奉命撤退。此次攻城，农军毙敌10余人，其中连长、排长各一人。7月7日，浏阳工农义勇队奉命撤出县城，开赴平江县长寿街一带隐蔽。潘心元千方百计保存浏阳农军武装，为随后毛泽东发动秋收起义准备了有生力量。7月15日，浏阳工农义勇队负责人苏先俊由鄂返湘，到达平江，传达中央决定，将浏阳、平江两县工农义勇队合编为独立团，归贺龙指挥的国民革命军第20军管辖。这时，中共中央决定“准备在秋收时期号召广大农民暴动”。

    浏阳工农义勇队离开本县境后，许克祥派重兵到浏阳“进剿”。这时，普迹乡反动团总张梅村乘机潜回，用欺骗和强迫的手段拉拢一些不明真相的人，拼凑了当地所谓“农民军”，自任队长，制造了“普迹惨案”，杀害60多名前去镇反的工农义勇队战士，义勇队中队长王令德被劈成四块。随后，张梅村积极配合许克祥部队“进剿”，兵分两路，一路由南乡直窜县城，一路经北乡进犯东乡，烧杀抢掠。县级各革命机关被捣毁，城关状元洲成了杀害革命志士的屠场。

    7月22日，根据中共中央指示，浏阳工农义勇队与平江工农义勇队会合，从平江龙门厂出发，开赴江西参加南昌起义。8月5日，平、浏义勇队联合而成的国民革命军第20军独立团到达徐家埠，得知南昌起义已提前举行，起义部队已开往湘南。浏阳工农义勇队乃决定改道奉新以期与南昌起义部队主力汇合；平江工农义勇队则决定返回平江，坚持斗争。

    8月下旬，中共中央作出“两湖暴动计划决议案”，两湖农民暴动必须于9月10日发动，暴动后组织中国革命委员会湖南分会、湖北分会。军事方面，乡村称农民革命军，城市称工人革命军，合称为“中国工农革命军”。原中央警卫团与平、浏工农义勇队的负责人在修水、铜鼓边界的山口镇召开会议，决定将驻扎在修水、铜鼓的三支革命武装合并，编为江西省防军暂编第1师。

    此时，浏阳工农义勇队遂奉中共江西省委命令以贺龙第20军独立团的番号活动，尔后又以受编不受调为条件，打着江西朱培德省防军暂编第1师的番号活动。其间，义勇队官兵的思想较为混乱，途经上高时，曾开会对部队去向问题展开争论。会后，即由潘心元、李信和邓华松到安源寻找中共湖南省委，汇报请示工作；部队在8月20日进至湘赣边界的铜鼓县城休整待命。8月30日，时在长沙的中共湖南省委几位常委开会，最后确定湖南秋收暴动计划，决定派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毛泽东到浏、平农军中去当师长，并组织前敌委员会。会议结束后，毛泽东星夜乘火车离开长沙，经株洲到时在安源的中共湖南省委机关所在地，具体部署秋收起义的有关工作。恰好就在此时，潘心元等在安源适遇以前敌委员会书记身份前来发动湘赣边秋收暴动的毛泽东，潘心元被邀出席在安源张家湾召开的军事会议，参加了秋收起义的准备工作。

    以上所述，正是潘心元陪同毛泽东赴铜鼓，发动浏阳工农义勇队参加秋收起义的来龙去脉。同时，也说明潘心元对浏阳当地的情况应该是了如指掌，浏阳官场中人包括县团防总局的头目对他肯定不陌生。然而，奇怪的是许多“史书”所述潘心元的浏阳遇险经历，他好像是一个外乡人、局外人，浏阳人并不认识这个被当地国共双方都认可的“社会名流”。

    2.毛泽东、潘心元是否同时同地被捕

    潘心元于9月8日在陪同毛泽东赴铜鼓的浏阳境内被捕。他是单独被捕，还是与毛泽东或其他人同时同地被捕，目前还没有看到有确实的档案资料。

    我们在七溪村陈家坊的考察采访中，当地百姓肯定地说，被捕者只有一人，这就是毛泽东。另外两个轿夫被当场释放。没有听说还有毛泽东之外的人在此地同时被捕。

    毛泽东在与斯诺的谈话中，也说当时被捕的人只有他一人，并无其他人和他一起同行并同时被捕，所以他只用一个“我”字，而不是“我们”。

    张启龙撰写的《毛委员到铜鼓》一文中，则说是毛泽东和潘心元同时被捕，两人后分路逃走，他写道：“毛委员和潘心源在路上碰上挨户团的巡逻队，刘建中等二人在前面走，没有发现。结果毛委员和潘心源同志一起被扣。刘建中等了一会没见毛委员来，有些着急，知道可能出事，就赶紧回去报告。毛委员和潘心源被扣后，毛委员从口袋里掏出几十块银元，往地上一撒，团丁急忙去抢钱，这时毛委员与潘心源乘机分两路逃走了。”

    还有其他一些文章，记述潘心元等为了掩护毛泽东而走向另外方向，引开了团防队，而自己被捕，在被押往县城团防总局途中，走到古港地段时机智地逃脱，后潜回县城。有的文章则记述，与毛泽东同时同地逃跑中的潘心元后被团丁追上，抓住后押往浏阳县城，并被关进了监狱，几天后机智地从监狱里逃了出来。有的文章则说，潘心元脱险后很快也赶到了铜鼓。如上所述之逃脱后潜回浏阳县城、从监狱里逃脱、赶到铜鼓县城的说法显然不实。事实上，毛泽东领导的起义军第3团在9月11日即开拔离开铜鼓县城，而在浏阳县城监狱中的潘心元是在起义军第2团于9月16日克城后才出狱的，这几天时间，潘心元都在浏阳县城的大牢中。

    新版《浏阳县志》记载：9月16日，工农革命军第2团由醴陵攻入浏阳，占领了县城。潘心元与部队联系上以后，即领队打开牢门，救出被关押的慕容楚强等300多位革命同志和无辜群众。9月17日，因敌突袭，工农革命军第2团被击散，撤出浏阳县城，部分官兵在9月19日撤到文家市与毛泽东领导的第3团、第1团会合。

    张启龙撰写的《毛委员到铜鼓》一文中写道：“潘后来又被团丁追上，被送到团防局，审问时他就装傻。团防局查不出他的身份，就决定派两个团丁送回县城。押送的团丁对潘心源很注意。在离县城15里左右的一个小村，有两家饭店，当他们来到小村子前面一点的地方，路的一边是大山，一边是浏阳河，潘心源假装解溲，团丁说：‘你就解吧。我们先到村里的饭店等你。’潘趁机上山跑了。到黄昏时，他进了浏阳城一个有钱的亲戚家（潘心源家是个大地主），敌人没有去搜查。二团打开浏阳城后，他跑到二团去了。潘心源同王新亚在二团被打散后，到了文家市，王新亚跑了，潘在1927年冬又去当浏阳县委书记，搞了游击队，后失败了，又到了省委。”

    事实上，潘心元与浏阳县团防总局副局长董泽汀非常熟悉，董的四个女儿与潘心元的妻子周坤元是同学，潘心元被捕逃脱后曾潜伏董家，而潘心元与团总陈阅初在当时都是浏阳县的名人，两人应该互相认识。如果潘心元在陈家坊被捕，他在后来给中央的遇险报告中就不会简单的只有“被捕入狱”4个字。从潘心元的字面报告看，他的被捕地可能在毛泽东被捕之前的路段小河乡附近，后经古港镇、溪江炭棚到浏阳县城。潘心元在被捕时，开口便大骂团丁是土匪抢劫，称自己与浏阳当地的社会名流有交。团丁头目听潘心元是本地口音，并不为难他，派两名团丁把他送往浏阳县城。潘心元在途中用钱贿赂团丁，抛撒银元和结婚金戒指，趁机脱身，只身迁回浏阳县城。由此也见，潘心元的贿赂团丁和抛撒银元逃脱情节，与毛泽东自述非常相似，毛泽东的自述很有可能移自潘心元在事后两人会面的自述。

    从张启龙的回忆以及潘心元自述“入狱”看，潘心元在这段时间曾经有两次被捕，最后一次可能是在浏阳县城被捕，投入狱中，适逢起义军第2团攻下浏阳县城而出狱。然而，有的文章不提潘心元给中央报告中所说的“入狱”，直接说他被捕后机智救毛泽东之后脱险，而从来没有进过监狱。

    中共长沙市委党史研究室编《英魂——潘心元传》第158～159页记述：潘心元和毛泽东在“七溪坳”被捕时，潘心元掩护毛泽东逃脱。潘心元被带到张坊团防局，在押送浏阳县城时，在古港炭棚附近逃脱，潜入浏阳县城。“国民党浏阳县团防总局的副团总董泽汀，为人较开明、正直。潘心元在担任国民党县党部执委时，曾与他颇有点交情。再说董泽汀的四个女儿，都是周坤元（潘心元之妻，1899～1997）在长沙时的同学，大女儿董薇还是地下党员，潘心元撤出浏阳时，特意留她在城里，利用她父亲的关系坚持地下斗争。因此，潘心元这次决定去找董薇，以便发动城里的地下党组织，做好迎接起义部队进城的准备。”

    周坤元后来在《回忆心元》一文中写道：“1927年9月，心元和毛泽东在到铜鼓的路上，心元被国民党挨户团（即团防局）捉住，我听到消息后，立刻赶往浏阳县城，找到副团总董泽汀，央求他设法救心元。董的大女儿董薇、次女参权、三女参政、四女参仕都是我的同学，当时思想都较进步。董答应尽力想法援救。不两天，心元在溪江炭棚机智脱险，潜入浏阳县城，装扮成买菜的，也躲进了董家。我和心元见面后，顿觉惊喜，心元则严肃地批评我说，在这样危急关头你还往这里跑干什么？真是自投罗网！我被捉住了，你能救我的命吗？反而是我的一个包袱。要我立刻离开县城。但一时无法出城，后来还是心元想了一个妙计，把我装扮成厚生（董的侄儿，地下党员）的妻子，混出城门。”在形势异常紧急的情况下，潘心元不得不向妻子下了严厉的“逐客令”，然后又立即与董薇投入紧张的发动地下党迎接起义部队的准备工作，配合起义军第2团打开监牢，放出许多被捕的革命同志。

    潘心元在“浏阳脱险”后，随起义军第2团部分官兵来到文家市，但他并没有随毛泽东秋收起义部队上井冈山，而是留在浏阳坚持游击战争，组建了北区游击队。中共湖南省委派夏明翰来浏阳，参加秋收起义的王首道、张启龙、廖克平也先后回到家乡，他们与潘心元取得联系，分别寻找分散隐蔽下来的同志。10月6日，在蕉溪召开党的活动分子会议，恢复中共浏阳县委，潘心元仍任书记，在浏阳重新开展新的革命斗争。1928年，潘心元任中共湘东特委副书记、中共湖南省委委员兼农民部长，坚持在平、浏、醴地区领导革命斗争。1929年任中央巡视员，到湘赣红军中传达党的六大精神，检查工作，参加朱毛红军的领导工作。他多次往来于上海与苏区之间，传达党的指示，了解红军斗争情况，写了多篇报告，总结秋收起义和红军斗争的历史经验。1930年2月，当选为红四、五、六军总前委常委，历任红三军代理政委、红四军政委、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委员，参加了红军第二次攻打长沙之役。经周恩来安排，他以中央巡视员身份留在湘鄂赣苏区指导反“围剿”斗争，再以中央巡视员身份赴浙南地区工作，任浙南红十三军政委。这年12月，在浙江省玉环县因叛徒出卖，被捕牺牲，年仅27岁。

    （三）陪同毛泽东赴铜鼓的有几人

    安源军事会议后，随同毛泽东一并前往铜鼓的究竟有几人？不同史料记载，有2人（毛泽东、潘心元）、4人（毛、潘和刘建中、周克民）、6人（毛、潘、刘、周、毛泽民和易子义）、10人以上（外加护卫的安源工人）之说。

    1.毛泽民赴铜鼓到张家坊返回

    罗章龙是中共第五届中央委员会委员，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时在长沙协助湖南省委工作。他在1985年1月接受湘潭市委党史办采访时回忆说：“毛泽东离开长沙时，正值八月炎夏。他身体不大好，有点清瘦，大家不放心。我问他：你身体还行吗？他说不要紧。我还是不放心，找夏明翰商量，找个可靠地同志送他，于是决定派毛泽东之弟毛泽民护送。为了安全，我们和毛泽民商量，走路时，要和毛泽东保持一个距离，否则一出事就都被捕了。毛泽民把毛泽东送到浏阳张家坊才回来的，并且还报告了毛泽东同志在张家坊脱险的情况。”（《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第143页）

    有文章记述，与毛泽民同行的有安源俱乐部中共党员易子义，后改名为易绍钦。

    2.刘建中、周克明9月7日到铜鼓

    苏先俊报告记载：“9月7日接安源同志通告知湖南革命委员会已组织成立，并决调各处军队进攻长沙。”这个“安源同志通告”是谁送到铜鼓的呢？当时的时间非常紧迫，并且通告内容十分保密，不可能通过邮局发送，只有从安源派人直接送达。

    9月5日安源会议后，毛泽东要去铜鼓。有资料说，随毛泽东一同前往铜鼓的有潘心元和护送人员刘建中、周克明、毛泽民、易子义等。可以断言“安源同志通告”是由他们带去的。刘建中、周克明（均为浏阳人）化装成小贩，挑着担子走在前面引路，可能要早走半天或一天。毛泽东、潘心元跟在后面，按约定所设路标行走。走在最后的是毛泽民和易子义等安源工人。毛泽东、潘心元是起义部队的领导人，为了安全起见，不可能要他俩带信。毛泽民、易子义虽是护送人员，但他们走在最后，时间上不允许。而刘建中、周克明不仅走在最前面，而且他二人是奉浏阳工农义勇队之命，专程从铜鼓赶到安源接应的，道路比较熟悉，是最合适的带信人选。结果走在后面的人员在途中遇险被捕，耽误了时间，而苏先俊却在9月7日收到了“安源同志通告”，这说明“安源同志通告”是由刘建中和周克明送到的，因此说刘、周二人陪同毛泽东赴铜鼓也合情合理。

    有文章从刘建中、周克明9月7日到铜鼓这一结论推断，毛泽东因被捕“藏身草丛”耽误一天，应在次日（9月8日）到了铜鼓县城肖家祠，而实际上毛泽东是在9月10日下午抵达肖家祠，其间耽误时间的地点就在陈家坊。

    3.易礼容没有参加安源会议，也没有随毛泽东一同到铜鼓

    有文章说，随毛泽东由安源一同去铜鼓的还有时任中共湖南省委领导人的易礼容。从文献资料看，这是不准确的。

    1982年10月，易礼容接受采访时回忆说：1927年“6月中旬，毛泽东回到湖南，担任省委书记，成立临时省委，我任军委书记。实际上毛泽东未具体管，省委仍由我负责。马日事变到1928年春节共9个月，我一直在长沙。我在省委期间，协助毛泽东同志工作。党的‘八七’紧急会议，我未参加，是毛泽东去的，大约是8月1、2号，我送他走的。当时白色恐怖，他穿着国民党军装，斜挂着皮带，化装行动。……毛泽东在长沙活动后是哪一天离开的？不是8月30日，就是31日，或9月1日。我记得，他离开长沙时到浏阳乡下去。头一晚，我和他谈了一个通宵，他告诉我是去浏阳，他临走时穿农民衣服。那时，我们都很善于化装。……我是被中央开除的干部，没有工作，在长沙等待安排。”（《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第138～139页）易礼容出生于1898年，湘乡人，字润生，号韵珊，是毛泽东在东山学校和第一师范学习时的同学。他是中共早期领导人，1921年毛泽东介绍他加入中共组织，与毛泽东、何叔衡三人组成湖南第一个中国共产党小组，大革命时期任湖南农民协会委员长，“马日事变”后任湖南共产党军委书记，后任湖南省委书记，“八七会议”后任安源特委书记、行动委员会书记。这段时间，他虽然一直跟随毛泽东参加组织暴动工作，但他的以上自述明确表示，“马日事变到1928年春节共9个月，我一直在长沙”，他不可能去铜鼓领导第3团的秋收起义，也不可能与毛泽东同行。但为什么有文章说易礼容与毛泽东同赴铜鼓呢？很可能是因为把曾护送毛泽东赴铜鼓的安源俱乐部的中共党员易子义与易礼容当做了同一个人。易子义在全国解放后曾担任过湖南湘乡县的政协主席。

    易礼容是一个在历史上很“尴尬”的人物。他因多次遭受党内打击，1928年3月脱离中共党组织，1929年去了日本，以后教过书，还在国民党中央社会部工作过。抗战时期虽然到了延安，全国解放后还做过政协常委，但因他的历史经历复杂，“文革”中被关进北京秦城监狱，直到1975年才被释放。1977年任政协副秘书长。1997年逝世，享年99岁。

    4.慕容楚强的铜鼓、安源之行

    慕容楚强是浏阳工农义勇队（后编为起义军第3团）的领导人，秋收起义时为接应毛泽东和潘心元从铜鼓到过安源，但他并没有与毛、潘接应上。有的文章把慕容楚强的铜鼓——安源之行，与毛、潘的安源——铜鼓之行混淆在了一起，实际上这两者不是一回事。虽然同一段路，又几乎同时，但却是毛、潘由安源赴铜鼓，慕容楚强由铜鼓赴安源，他们在这段路上擦肩而过。

    慕容楚强由铜鼓到安源，主要任务就是为了接应毛泽东、潘心元。详细情况大致是：8月底，潘心元到安源寻找中共湖南省委汇报情况。9月初，时驻铜鼓起义部队领导人苏先俊在多日未得到潘心元的消息后，感到非常不放心，派刘建中与周克明到安源寻找潘心元。其时，潘心元参加了毛泽东在安源主持的军事会议，刘建中与周克明在安源也找到了潘心元。毛泽东将会议决定写成作战命令分发各地起义军，给驻铜鼓起义军的命令即由刘建中、周克明先行送达，毛泽东和潘心元随后即到。刘建中与周克明在9月7日将命令顺利送达铜鼓，并说明毛泽东和潘心元隔天就到，然而久等未来，焦急的苏先俊等决定再派慕容楚强沿路寻找。慕容楚强由铜鼓抵达安源后，得知毛泽东、潘心元早已动身回铜鼓领导秋收起义，就连夜离开安源，回浏阳组织地下党作好接应工作。不料在途经浏阳枫林铺时，被叛徒认出而被捕，当即被打入死牢。9月16日，起义军第2团攻占浏阳县城后，慕容楚强被从狱中救出。

    张启龙在回忆这段往事时说：“第二天（9月10日）早饭后，徐麒、彭商人、刘建中、周克明、慕容楚强和我等几个人又在肖家祠堂二层楼上继续对毛委员和潘心元同志的去向问题进行分析研究，并确定派慕容楚强顺着来路往高安方向寻找。”慕容楚强一个人的徒步时速应当很快，从铜鼓到安源两天即达，他约在9月12日抵达安源，随即返回浏阳，大约是在9月13日于浏阳县境被捕关押县城监狱。张启龙的这段记忆与《浏阳县志》等资料的记载是吻合的。

    （四）毛泽东化险为夷原因分析

    毛泽东在七溪村遇险并脱险，其原因不管怎样说，似乎都与钱有很大关系：有说毛泽东用钱贿赂了团丁，让其暂不追赶；有说毛泽东往地上撒钱，趁团丁抢钱的时候逃脱；有说是县团总得了钱放走了毛泽东。毛泽东在对斯诺的谈话中，说他在被团丁抓住释放后，身边还有不少银元，这些细节的确令人费解，这些拦路打劫的“匪徒”怎么会如此“仁义”呢？在人们的印象中，“白狗子”在老百姓面前都是强抢硬拿的凶神恶煞，哪有不搜身的道理？但斯诺、张启龙、谢觉哉都记录了毛泽东的这种说法，他脱险时身上还有7块银元，在到铜鼓县城起义军驻地时，还风趣地说：“最后我身上只有几块钱了，要是再找不到你们，就没有办法了。”浏阳县团防总局、挨户团的头目和团丁们为什么会如此“明理知耻”呢？其实，从以上所陈述的考察情况看，除了金钱在起作用之外，还有其他一些重要原因。

    1.当地民风淳朴，陈氏族长胸襟宽阔，待人宽厚。

    毛泽东的被捕和脱险颇有戏剧性，如果简单地说是团防局官兵愚蠢的不识“真人”面目，这实在牵强，也不厚道。毛泽东的脱险，与他本人的机智应对有关，也与当地淳朴的民风有极大关系。

    浏阳张坊地区历史文化底蕴厚重。考古发掘有商周时代的石斧、陶片、鼎足等古文物，证实早在3100多年前本域内已有人类活动。此地处湘赣边境大围山东麓，高高的大围山像座天然屏障屹立县之东隅，弯弯的浏阳河贯穿全境入注湘江，地理交通上相对封闭。这里是浏阳客家人数量最多、客家文化最为浓厚的乡镇之一。“宋德祐二年（1276年），元兵破潭（潭州，今长沙）。浏遭歼屠殆尽，境内萧条冷落。奉诏招邻县民实其地。”于是，江西移民迁入，俗称本地人。七溪村陈氏族人即是在此时由铜鼓迁移到浏阳的。明嘉靖年间（1522～1566）为避倭寇乱，明末清初（1624～1662）明将郑成功禁海迁户，这两个时期的迁入户大部分是广东客家人，或聚族而居，或与本地人杂居，均保持原籍客家方言，世代相承，示不忘祖。民国时期战事频繁，为避战乱，不少外乡人也纷纷迁入张坊山区，被客家方言同化，也讲客家话。此三方人统称张坊客家人，他们在语言、信仰、民俗、民居建筑等诸文化要素上继承发扬原有文化，并与本地人通婚融合，形成了独具地域特色的张坊客家文化，居民崇尚耕读，民风古朴，待人宽厚。

    张坊古称洞溪，在近代历史上虽是一座名不见经传的边陲小镇，却有一座颇具规模、浏阳四大书院之一的“洞溪书院”。清代中期，长沙府各县涌现了一批书院，尤以浏阳张家坊的洞溪书院最具代表性。始创于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由义学改称“洞溪书院”，完全由乡民捐资自办，咸丰二年（1852年）正式开馆，课程以学习经、史、诸子百家著作为主，兼读掌故舆地、儒道性理、泰西政书、诗文词赋等，以使生徒博学广采，扩大知识面。本书院的学规严明，因材施教，教学方法十分讲究，要求全神贯注地默读，撰写读书笔记。光绪末年，省城长沙废书院、办学堂渐成风气，影响所及，洞溪书院也改成学堂。此书院历经清代道光、咸丰、同治、光绪数朝70余年而不衰，十数任院长均系知名学者，培养了大批人才，礼义廉耻之风盛行乡里，深刻影响了附近乡土民风。

    在浏阳近现代历史上，张坊地区是人才辈出的革命老区，这里是著名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中主人公原型李白烈士的出生地，境内在录革命烈士有1080人，养育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国中将张藩、张翼翔，开国少将何志远等杰出将领。

    毛泽东在七溪村遇险，最终能逃脱羁绊，与他超人的沉着冷静、机智勇敢密切相关，也与七溪村陈家坊村民及老族长陈阅初同情落难者和不愿置人于死地的仁厚思想密不可分。如果按照毛泽东的自述所说，他在被押解途中还可以穿行于同志之中，从容地“借到”了几十元大洋。这几十元大洋无论是手捧还是袋装，随行的团丁们不可能不知道，只能说是佯装不知。那个在枫树坳打劫毛泽东的团丁拿钱了事，并未害人性命。带路的铁匠彭才林也很善良，虽然收了毛泽东的带路钱，但并没有出卖毛泽东去领更多的赏。湘潭人毛泽东一生中唯一一次被捕在浏阳，浏阳人没过分为难他，却让他轻松地逃脱了。还有《浏阳河》这首民歌也充满了浏阳人对毛泽东的崇敬之情，当年负责警卫毛泽东的8341部队招兵，点名要革命老区的青年，浏阳兵就是其中之一。因此，后来的毛泽东对浏阳人也很好，浏阳人王震、王首道、胡耀邦、杨勇等多人被重用就是例证。

    2012年12月底，大浏高速公路开通，拉近了张坊七溪村地区和长沙的距离，约需1个半小时从长沙市就可到达这里，领略湘东的秀美风光，接受湖南省第一缕阳光的洗礼（湘东第一高峰大围山七星岭海拔达1607.9米）。在过去，一般行车要6个多小时，翻过大峒岭天然屏障，方才能到达张坊地区。今日游客到七溪村，从长沙到浏阳后，走浏阳县城到江西铜鼓边境的309省道（进入江西后的编号为319省道），在官渡下高速公路后向东南行20公里即到张坊镇，再向南行4公里即到七溪村。2013年11月我们考察队由张坊镇到七溪村时，这段新修乡级公路正在修建，据称预计在2014年5月全线通车，交通更为便利，游客可从当地人的言行举止中，更多地了解和体会纯朴自然的社情民风。

    2.国共分裂风波还未深度触及湘东偏远乡村。

    上世纪20年代初的国共第一次合作时期，两党互相帮助、支持，亲密如一家人。北伐战争时期，共产党员还可以以个人名义参加国民党。湖南农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办起了许多农民协会，红色运动如火如荼。直到1927年4月，国共两党才因意识形态矛盾激化而撕破脸皮。5月底“马日事变”后，湖南的形势开始笼罩着“白色恐怖”。

    由于突如其来的变故，偏远山区县乡各级团防局、挨户团还没有完全被反动的国民党政府所掌控，“雇佣的”团丁们仍还是乡里的农民。短短数月的变化，他们还不至于迅速成为国民党反动派的打手。因此，底层的这些团丁对于“茶商”毛泽东还没有穷凶极恶地到了“白狗子”的地步，却还是以礼相待，没有打骂，没有搜身，也没有捆绑。从当时团丁们的政治思想分野看，还不可能像后来那样界限十分清楚，再看他们的那些举动也就都在情理之中了。否则，则无法理解团丁们如此“温良恭俭让”的行为举止。

    3.毛泽东熟知湖南乡村民情，冷静机智处置危情。

    浏阳是湘东大县，历史悠久，山川秀美，物产丰富，人杰地灵，著名维新变法志士谭嗣同、唐才常、船山学社创办人刘人煦等都是浏阳人。

    毛泽东早年奔波于湖南农村做农民运动的考察工作。1917年寒假期间，在长沙读书的毛泽东准备实施一个计划，到好友陈昌（章甫）、陈绍休（赞周）、罗章龙（敖阶）的家乡浏阳去游学考察，结交更多的朋友，了解更多的社会民情。毛泽东由长沙步行50多公里到浏阳，在文家市铁炉冲陈赞周同学家住了几天。他白天和农民一起挑水、种菜，晚上同附近农民谈心。针对当地没有栽树的习惯，毛泽东宣传种果树造福子孙，他说：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前人栽树后人食果。并动手栽了几棵板栗树。还到西乡土桥炭坡大屋陈昌家走访。陈昌1911年考入长沙中路师范学堂（后改名为湖南省第一师范）后，与毛泽东、蔡和森等成为同窗挚友。毛泽东在陈昌家里住了49天。由于陈昌的妻子毛秉琴与毛泽东同姓，他们便以兄妹相称，陈昌的大女儿也亲切地称呼毛泽东为舅舅。毛泽东与杨开慧的婚礼，即是陈昌、毛秉琴夫妇帮助筹办的。1918年春，毛泽东同蔡和森徒步沿洞庭湖南岸和东岸，经湘阴、岳阳、平江、浏阳等县，游历半个多月，了解农村的政治、经济等情况。

    1925年，32岁的毛泽东由广州、上海返回湖南时，已不仅仅是一个成熟的革命者。在革命年代里，毛泽东很快便以其对中国农村和农民问题的远见卓识而在中共领导层中独树一帜。当陈独秀还在谈论中国的农民是小资产阶级的时候，毛泽东靠大量的调查材料和理论研究说明，中国革命的成败取决于农民。从1925年到1927年，毛泽东踏遍湖南、湖北的山山水水，写下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等一系列农村调查研究文章，成为广东、湖南、湖北乃至全国农民运动的杰出领袖，成为黄埔军校、广州和武汉农民运动讲习所里最杰出的“教官”。

    毛泽东浏阳遇险，死里逃生，这与他出身农民家庭，与他对中国乡村各阶级、阶层人士政治态度和经济状况的深入了解分不开。正因为毛泽东对农村各阶层人士政治态度和经济状况的把握，深知民间“收人钱财，与人消灾”的做人之道，才在面临危险时，想到“打算贿赂押送的人释放我”，也让老族长在面见时刮目相看，断然决定留钱放人，礼送出境。因此，当毛泽东提出“以钱换命”时，这些不搜身、不抢掠、不捆绑的团防总局局长和团丁们都欣然接受，证实了毛泽东所判断的“我遭到枪决，与他们并没有特别的好处”的预见是何等的高明。也正是因为毛泽东对湖南农民的了如指掌和特殊感情，途中所遇农民才会和他一见如故，鼎力相助。可以想象若是换一个其他的中共领袖人物如陈独秀或瞿秋白、向忠发、张国焘，在这样的险境下能否脱险，就很难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