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研究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以下简称南梁政府）的专著而言，刘秉政独立撰写、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简史》在庆阳是第一部。据我所知，这本承载庆阳革命老区厚重历史，倾注各级领导支持和关心的书籍，得到了专家学者的高度评价。中央党史研究室的专家详细审读后，肯定书稿“比较全面地记述了党领导陕甘边区人民开展苏维埃运动的历史，导向基本正确，重要史实较为准确。”中共党史出版社三审意见认为该书“历史脉络清晰，史实较为准确，史料丰富，具有一定的可读性” ，“一方面有助于我们清楚地认识和掌握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的历史全貌，另一方面也丰富和深化了党史研究，对于相关方面研究的深入起到了一定的带动作用”，“是一本有价值的学术著作”。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党史专家石仲泉在为该书所作的《序》中，用“比较全面准确地记述”和“比较系统地总结”予以评价，并“郑重地”推荐。为什么要创建南梁政府，创建南梁政府经历了哪些曲折复杂的斗争，这个红色政权有哪些建树和它的历史功勋，以及它为我们后人留下了什么样的精神财富等，我们都可以在这本书中找到明确的答案。

    作者的眼界是宽阔的。他把陕甘边的革命斗争放在整个西北和全国革命斗争的大背景下来考察，既写了中华苏维埃运动发展的历程和全国主要的红色根据地，又写了西北两块苏区的创建和统一，从而确认陕甘边和陕北统一后所形成的陕甘根据地（即西北根据地）才具有红军长征落脚点、八路军北上抗日出发点和“硕果仅存”（两点一存）的历史地位。这个观点显然是正确的，既符合历史实际，又遵循中央精神。石仲泉的《序》重申了这个观点。这和中央党史研究室原主任欧阳淞在为巩世锋《陇东革命根据地》所作的《序言》中的观点是一致的。确立这个观点在研究庆阳党史和西北党史方面十分重要，它是研究陕甘边根据地和南梁政府的一个大前提。大前提正确，其下的研究才不会跑偏。

    该书引用的史料翔实而准确。一是作者充分利用了区内外、省内外大量而宝贵的党史资料和研究成果，其所记述的历史事件、人物活动和斗争进程大都引用史料给予支撑，使人读来感到真实和可信。比如《中共中央文件选集》（卷八）中有关文件精神的引证，就完全厘清了土地革命时期在远离中央的情况下，陕甘苏维埃运动与南方党中央的关系，为正确地认识陕甘边和南梁政府以至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领导人提供了权威的依据。二是凡牵涉到的有名有姓的历史人物，作者大凡都以随文注释给予简介，并且介绍一生。这不仅方便读者阅读思考，也是对历史人物的尊重。人物介绍文字也是一种珍贵的史料，掌握它可以更准确地把握历史，并且从他们身上汲取政治营养。除过人物简介，作者还对全国各个革命根据地、陕甘边区所属各县、主力红军和地方游击队及赤卫军等逐一介绍，使该书的资料丰富而饱满。书中罗列的19个曾以革命英烈名字命名的区乡村及英烈事迹介绍，不仅鲜为人所全知，更让人感到作者钩沉之细、用心良苦。这在只崇拜明星而冷落英模的现今，如何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实足以发人深省！三是鉴别史料的慎重态度和难得的“存疑”精神。由于年代久远和记述（回忆）的局限，史料的真伪是后来学者时时要小心的事情。尤其是对待有歧见的史料，无证据的独断或单凭臆想就认定的态度是最不负责任的。在歧见中作者可以同意并采用某一说，但同时应该尊重其它说法，以“存疑”的精神为人们进一步研究预留条件。有一句名言是：“我可以不同意你的说法，但我坚决捍卫你说话的权利。”这显然属于学术道德的范畴。该书中多处史料的运用就遵循了上述原则，尤其是第30页关于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成立时间的鉴别，作者列举了有分歧的两说，以近700字的注释说明，还有202页关于红九支队的注释等，都给人留下了治史严谨的深刻印象。这方面作者是付出了心血的，只有过来人才会甘苦自知。另外，附录两条也是很好的资料。

    在吸收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作者认真总结阐释了陕甘边苏区和南梁政府的精神成果，即南梁精神。这是一个最终的理论概括。其实，在全书的各章之末，根据相对独立的革命进程和重要事件的记述，作者都会单列一节，以“历史地位”、“独特贡献”、“历史经验”、“历史功勋”等作出归纳总结，在理论上形成观点，既是评价，亦资启迪。应该说，南梁精神是这些观点的集大成者。就专写陕甘边和南梁政府历史的此书而言，总结和阐释南梁精神，是顺理成章的。作者对南梁精神也归纳了五句话，即坚定信念、勇于探索的奋斗精神，忍辱负重、团结协作的大局精神，以人为本、面向群众的公仆精神，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求实精神，不畏艰险、不怕牺牲的奉献精神，并且详细给予解释，是全面而正确的。辩析作者的观点并印证实际，我觉得南梁精神鲜明的个性特征就三条：一是求真务实的创新意识。如“三色革命”、“三路战略”、“两块一统”等，是具有陕甘特色的创新之举，区别于全国其它苏区。二是忍辱负重的大局观念。此条作者列出了，完全具有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苏区领导人的特质。三是一心为民的公仆情怀。南梁时期，“只见公仆不见官”，这是公认的，这一条作者也点到了，而有了这一条，密切联系群众和清正廉洁等尽含其中，再不必单列“面向群众”那一句，以免除将抗战时期毛泽东为李培福的题词硬搬到土地革命时期之嫌。如果要完整，再加一条共性的“坚定不移的政治信念” 作为统领，南梁精神其内涵共四条，愚见以为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