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川北苏区，一面准备打仗，一面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建党、建政、建立根据地。不久，成立了川陕省委，最初罗世文同志任书记，刘瑞龙任秘书长，还有袁克服（现陕西省军区政委）、张琴秋等同志。这时，部队穿上了棉衣，有了鞋子，住上了房子，解决了毯子，饭吃得饱，觉睡得好，伤病员有医院治疗，士气大振。

    川北历史上就出大烟土，漫山遍野的罂粟花，色彩鲜艳，十分好看。烟土是那里以物换物的最好“通货”，我们刚到川北时，也只好拿烟土换棉布、换盐巴，甚至可以换电池、换药品和枪支子弹。四川的军阀部队都是身带两支枪。步枪和烟枪。我们刚扩军的时候，大部分小伙子也是带着烟枪来参军的，入伍以后才能让他们慢慢戒掉。戒烟运动开展的比较顺利，老百姓的日子稍微好过一些，我们就号召动员，铲除罂粟花改种粮食，除偏僻的地区外，老百姓都能积极响应苏维埃号召。此后扩军时，就很少有带烟枪的了。

    有了根据地，环境比较安定，我们电台在涪阳坝又开始了工作，并进行了扩建。在西征的途中，一直是两个电台在工作，虽然有多余的设备，但人手不够只好弃置不用。这时我们决定再扩建一个台，并成立电务处。我任处长兼三台台长，一台台长是王子纲，二台台长是蔡威。我既总管业务，也管机要、行政，电务处的人就是三台的人。此后又组建了两个台，四台台长游正刚（我们培养的学员），五台台长徐明德（现任海军副参谋长）。为了培养人才，我们在通江又办了一个训练班，前后有三四十人参加，由于学员文化水平低，而有些人张国焘又不相信，常常是搞搞停停。比如，那时王维舟同志带领三十三军从川东过来，他带来一批学生，张国焘就不相信，甚至连王维舟同志也不相信（注1），俘虏人员就更不相信了，只吸收两三个人参加训练班。即使这样，还是把这个班断断续续办了下去。最后，总算每个军都配备了一部电台，跟指挥部行动的军则不配电台。

    （注1）有一次到绥定行军的路上，突然见到我的老同学傅连章（不是那个卫生部长），在地下时我们是一个支部，后来他组织了游击队，和王维舟取得了联系，随同王到了川北。他有一次带二十多个同志（都是知识分子）来看我，又过一天，我去看他们，屋子里空无一人，全被张国焘杀掉了。

    九、破译

    王子纲同志的报务在红军中是屈指可数的，蔡威同志在机务方面非常钻研，译电、机要我搞得比较多。为了对付敌人的围攻，我们开始建立敌人的情报工作，我和蔡威同志集中搞破译。先是敌人用英语符号通报（如长官的名字、地点等），慢慢积累摸索，就把敌人的番号、驻地、电台符号都搞清楚了，这对我们的破译工作是十分重要的。第二步，把所有的收音机都打开，收听记录敌报，然后整理破译。

    要摸清敌人密码的路子，必须对敌情有所了解，对社会情况、社会知识也要知道一些，对敌人电报的形式、行文规律也要搞清楚。敌人的电报有一定的公文程式，这套程式非常严格，因此熟悉了就可以掌握它的规律。这样，猜出其中一个字，按其行文规律，可以把全部猜出来。当然，也要懂得敌报的番号、月日的代号，如果这些方面的知识一点都没有，是很难猜译出来的。另外，对明码本子要非常熟（那时我可以把明码本子完全背下来，有时接到密电，不用翻本子，直接在电话上念给领导听，向领导汇报）。经过我们的努力，不到两个星期，我们就把敌人的密码全部弄清楚了。虽然有时敌人也更换密码，但因有前面的基础，还是比较容易猜破的，因为敌人的老本子是始终不丢的。

    张国焘很长时间不相信我们搞到的情报，当我们把敌军的兵力部署等情况向他汇报时，他总是要问：“可不可靠？”只有当他通过地面侦察得到的情报和我们的汇报的相符时，他才相信。经过几次这样的对照，才比较相信我们的情报了。一天深夜一两点，张国焘只带一个警卫人员突然来到电台，见我和王子纲还有其他同志正在埋头工作，十分认真，他很感动，这才比较信任我们了。

    反田颂尧的三路围攻计划，就是根据我们提供的敌情制定的，从而把田打垮，这证明我们的情报是准确的。后来敌人可能怀疑他们的密码被我们破译，因此频繁地改变密码，成了乱码，但我们仍然可以破译。

    十、高层的矛盾

    1932年陕西杨虎城部的孙蔚如军长，通过陕南党的关系，派他的参议武志平同志来我军，希望与我们取得联系。张国焘对此事又相信又怀疑，杨部是杂牌军，原是西北军，受蒋介石的排挤，因此可以相信；但又认为孙蔚如此举又可能是窥视我们的意图，即我们究竟是向陕西方向发展，还是向四川发展，这又值得怀疑。当然，在当时这样的怀疑也不是完全没有根据的。

    武带来一份详细的川北地图送给我们，同时还送给我们一些东西，如药品、电池等。张国焘和武谈过话后，决定派徐以新去陕南同孙蔚如联络，而派徐以新同志去谈判的原因之一是电台的电池紧张。徐与孙谈判的结果是：孙供给我们四川的情况，共同反蒋。徐回来后，果然带回来一些电池，更重要的是带回来孙送给我们的一本使用过的密码底本，对破译国民党使用密码的规律是有所借鉴的。另外，孙还送给他个人一百块银圆，徐竟然接受了，因而引起了同志们的不满，认为徐丧失了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身份，为此，张国焘批评了徐。

    当时形势很好，对孙部的工作还可以做的更深一些，但由于张国焘思想很“左”，对统战工作的重要性没有深刻的认识，而没有进一步展开和深入，这种“左”的倾向，在以后和杨森的关系中也暴露出来。

    红四方面军建立了川陕苏区后，川军的各派军阀出于共同的利害，一致对付我们。刘湘、刘文辉、潘文华、杨森、邓锡侯、李家钰、田颂尧，刘存厚等各派系的部队，由蒋介石把他们组织起来，在重庆建立蒋的行营，主任是贺国光。但不管如何，四川军阀派系的矛盾很深。在历史上有过英舰炮轰万县事件，杨森顶了一下，这在当时也是不容易的，因此我们认为杨森还是有点爱国主义思想的。这时杨也很想和我们拉关系，杨的目的十分明确，因为他在万县有一大批枪支弹药，刘湘垂涎欲滴，很想弄到手，他为了保存自己，所以急于和我们搞好关系。不久双方互派了联络员，还赠送了我们不少东西，应该说我们和杨的关系比较深了。四方面军不少领导干部主张联杨抗刘，而张国焘却不同意，他只想暂时利用。当打垮了邓锡侯和李家钰之后，张国焘即主张攻杨。领导层内部产生了矛盾，特别是参谋主任舒玉璋同志极力反对，他为此竟在陈昌浩的屋子里给张国焘打电话，在电话中大骂张国焘军阀主义，陈昌浩在一旁制止，舒玉璋就与陈昌浩大吵，骂得不可开交。陈昌浩命令警卫员将舒玉璋捆起来，关了禁闭。据说，舒玉璋后来在涪阳坝被活活打死。我和舒玉璋同志来往很多，他生性耿直，正派，人很好，黯熟军事参谋业务，他对蒋军内部情况比较熟悉，和我谈的很多，这对我的情报工作很有参考价值。他惨死的消息传出后，我们都十分痛心。

    进驻通江以前，在陕南小河口，四方面军领导内部发生了分歧，争执不下。曾中生、李春林、廖承志（那时叫何柳华）、朱光、张琴秋、徐以新、王振华等同志互相串联，对张国焘不满，对脱离鄂豫皖苏区也有意见，对发动群众的政策和干部使用方面也有很多不同的看法。听说他们要派人把意见上报到中央。

    廖承志同志极有文采，速记很好，经常为张国焘抄抄写写，整理张的报告文稿。后廖离开苏区去上海，到上海时被捕，经宋庆龄、何香凝营救出狱。不久又回到通江，又被张国焘逮捕。此时被捕的还有曾中生、李春林、王振华、朱光等同志，张琴秋同志（注1）因此时已与陈昌浩同志结婚，幸免于难。李春林、王振华同志从此下落不明，朱光同志由于在监狱中曾利用他写了反中央的口号和绘画，为此，张国焘也把他放了，廖承志同志后也被释放。

    在川北苏区当时“左”的东西很多，虽然打土豪、分土地执行的比较坚决，但工商业政策也有很大偏差，知识分子政策更有问题，连小知识分子也要受到怀疑。如原在三十三军工作的大小知识分子，只有张爱萍、杨克明、魏传统等同志留了下来，大部分都被杀掉了。

    自红四方面军进入四川以后，从中央的来电上看，对张国焘没有什么责备的言辞。后来，中央可能发现张国焘还没有下最大的决心建立和巩固川北根据地时，才有些批评的语言。如电文中就曾有不要三心二意，要决心立下脚跟，发动群众，团结干部，团结全党等意见，但对张严厉的批评是没有的。当然，其中也有客观原因，即在1933年下半年，中央苏区管电台的曾三同志曾来电通知我们，密码（即从我上海带进苏区的密码）是当时中央特科的负责人黄平主持制定的，而黄已被捕叛变，这个密码已不可靠，非常机密的情况，不要用此密码。我们把这一情况向张国焘汇报后，张决定基本上不再向中央报告军事情况，只报一些战报，因而中央对川北苏区了解得很少，当然也就没有更多的批评指示。

    （注1）张琴秋同志原为沈泽民的爱人。沈泽民同志原为鄂豫皖苏区省委书记，四方面军撤离鄂豫皖后，他仍坚持苏区工作，后牺牲。
 
    十一、川北苏区在反围攻中壮大

    蒋介石在在重庆建立了行营后，就开始准备对红四方面军的围攻。首先是反田颂尧的三路围攻。由于我们对敌情了解的较详尽，很快就把田颂尧打垮了。这时主要战线又转移到苏区东线。先是给刘存厚歼灭性的打击，占领宣汉、绥定，威胁开江、万县，直指刘湘。反刘湘决定性的一仗是在万源县的青龙关，我们的队伍摆在青龙关、南天门、笔架山一线，集中杀伤力强的火力于正面必争之险要高地，王陵基的几个师进入这个地区后，准备部署兵力强攻我们的阵地。我们侦破敌人这一意图后，迅速派出一支部队从左边直插进去，同时右边也插入一支部队，两边的制高点均被我们控制，把敌人的主力师全部包围起来。敌人强攻青龙关、南天门、笔架山一线，火力很猛，我们则集中最强的炮火压制敌人，打得他们难以招架，我们从电台中都能听到敌人的呼救声。此时，我们通过电台侦知，敌人的总指挥王陵基已擅离指挥岗位，回到万县他小老婆那里过年去了。我们急忙打电话告诉总部，总部迅速通知前线指挥调整兵力，结果全歼敌人的进攻部队。我们从青龙关下来，向南猛追，直达开江、万县附近，敌五路军全线溃退。我通江一线就迅速乘胜反攻，随即恢复通、南、巴大片苏区，敌人的六路围攻至此全部结束，川陕苏区进一步得到巩固壮大。

    这时形势很好，红四方面军有九万之众，到过嘉陵江时，扩编为四个军：四、五、三十、三十一军，还有王维舟同志的三十三军（人数较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