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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抗战纪念日即将到来之际，为了颂扬海外中华儿女对祖国抗战的贡献，我认识不久的一位新朋友，介绍我去采访抗战时期著名的华侨女记者黄薇。初夏的一天，我叩开了黄薇女士的家门，得以了解这位一度名声显赫的女记者颇具传奇色彩的人生片断。

    曾作为新加坡《星洲日报》特派记者亲临徐州前线，以百余篇实况报道唤起广大侨胞的抗日热情；曾在菲律宾负责编辑抗日地下报纸《华侨导报》；还被提任过新华社香港分社的第一任总编辑。这位新闻界老前辈对新闻事业的热爱，则源于少年时代对包办婚姻的反抗。

    黄薇出生在福建龙岩，虽是书香世家却也难脱封建陋俗，四五岁时便被许给了当时省议长郑丰稔的二公子。说起来，这位郑议长也算是位开明和善的长者，虽然身居高位，却主动和刚上高小的黄薇通信，还把她信中的错别字一一改正后寄还。高小毕业，黄薇要去厦门的集美学校继续读书，他不但不反对，还表示要给予资助。说起这一点，她至今还心存感激之情。

    在集美成绩一直名列前茅的黄薇求知欲旺盛，学习之余看了许多书报，开始接触到了进步思想。她活泼好动，又是学生会委员，学校里的各项活动自然少不了她，而且往往还是主角。同在集美学校读书的郑二公子对此颇不以为然，由于两人从未说过话，他便写信给父亲告状，说她在学校抛头露面，唱歌跳舞还演戏，简直不像个女孩子。郑议长已经从黄薇的信中觉察出了她思想上的变化，看了儿子的信更加担心这个聪颖大方的女孩子将会“飞”走。为了能拴住她，写信要她回家乡完婚，并许诺婚后仍可以继续上学。
不过十四五岁，哪能就让婚姻羁绊束缚了自己呢？她明确地表示：自己短时间内不可能回去结婚，中学毕业还要上大学，尽管很感谢郑议长多年来对自己的关心和爱护，但这种封建的包办婚姻是不合理的，希望能够解除婚约。

    一个普通人家的黄毛丫头竟然敢反抗有权有势的省议长，还大逆不道地提出退婚，这在当时的社会真是匪夷所思之事，一时间议论纷纷不一而足。痛感失望和难堪的郑议长恼羞成怒，不但派人对黄薇的母亲施加压力，而且要动用军队到学校将她强行抓回。黄薇闻讯并未被吓住，在哥哥的帮助下逃离学校，到厦门的一位同窗好友家躲了起来。抗婚终于成功了，但斗争并没有结束。（注：龙岩最早叛逆封建主义的三个女性是：黄薇、张翠君和郑惠英）。一年之后黄薇以优异的成绩从女子师范学校毕业了，集美女子小学要聘请她去任教，却遭到校董的否决，理由是解除婚约是对社会的叛逆，这样的人没有资格为人师表。

    她被激怒了，愤慨地写出了对封建愚顽的控诉，并呼吁社会支持妇女解放的斗争，维护妇女做一个自由人的权利。这篇反对封建腐朽制度的檄文在《厦门日报》发表后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各界人士的支持和鼓励使黄薇在受到极大鼓舞的同时，也深切地认识了报刊舆论的巨大作用，从而萌发了当新闻记者的念头。

    为了进一步汲取革命思想，黄薇毅然割断了初恋的情丝，奔赴有“马克思主义东方图书馆”之誉的日本求学。抗战爆发后，她又怀着为国捐躯的信念回到祖国，以笔为剑驰骋于抗日救亡的战场。

    黄薇很小就失去了父亲，母亲去世后，哥哥把家搬到了南洋。她去探亲时接触到了不少大革命失败后流亡到南洋的进步人士，并通过他们了解到日本翻译出版了许多马列主义著作，便决心前往留学研习，为此，她在倾心相恋的男友和苦心追求的理想之间做出了抉择。

    她考入日本明治大学，除学习政治经济学外，还在新闻系旁听，并很快成为学生左翼团体的领导成员之一。（注：在中共东京支部领导下，黄薇参加发起了“留东妇女会”，并加入“社会科学座谈会”等团体的革命活动）。“七七事变”，日本侵略者露出狰狞的面目，中国大地燃起了抗战的烽火，她和一大批留日学生一起回国参战，在中共党组织的建议下又赴南洋宣传抗战，半年后作为新加坡《星洲日报》特派记者重返祖国。（注：黄薇此时参加了范长江、夏衍、胡愈之等爱国人士发起的抗日新闻人团体：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协会——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前身）。

    参加徐州会战实况采访的武汉战地记者团中，黄薇是惟一的女性。一身戎装加上一头与男子无二的短发，不论是在艰难的行军中，激烈的遭遇战中，还是在紧张危险的突围中，勇敢无畏的她只要不开口讲话绝对看不出是个女性。血与火的残酷洗礼非但没有使她退却，反而把她锻炼得更坚强。满目疮痍的国土，惨遭毁坏的家园，奋勇抗敌的战士，同仇敌忾的百姓，真实地再现于她的笔下，既记录了一页惨烈的史实，更唤起了众多华侨支援祖国抗战的热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