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6月3日，我在微信公众号《红藏视界》发表了题为《文物说话，商业税收史提前一年七个月》一文，介绍了永定县商业累进税收据的情况，以实物说话，证实红色商业税收是从1930年2月开始的，并非是以往教科书所说的1931年9月开始。

    文物这东西，就有这个好处，以铁一般的事实，还原历史的真相。

    上述文章说到的是商业累进税起征时间问题，并未涉及其他历史事件。今天，从涉及历史人物角度，再来看看这两张税票。

图1-1

图1-2 局部放大

    从图1-2局部放大的图片可以看到，1930年5月2日的主席兼财政委员会主任是阮山。

    史料记载：阮山，原名阮德宽，又名阮守甫，1888年生于福建省永定县湖雷乡上南村。1926年春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夏被派回永定创建中共永定支部，任书记。1928年6月任永定暴动副总指挥，翌年5月任湖雷区革命委员会主席，永定县革命委员会秘书长，10月任永定县首届县苏维埃政府主席。领导全县人民进行土地革命、武装斗争、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1930年春任闽西苏维埃政府执行委员兼红十二军第三团团长，9月任闽西银行委员会主任，11月任闽西工农银行首任行长，为建立中央苏区国家银行积累了经验，奠定了基础。1932年初调任中华苏维埃中央临时政府教育部社会教育局局长，致力于中央苏区文化、教育事业。1934年10月主力红军长征后，奉命留在闽西坚持游击战争，是年冬在长汀县四都乡谢坊牺牲，时年46岁。

    阮山不仅是永定县首任县苏维埃政府主席，在1930年2月第二次全县工农兵代表大会上，仍然选举为主席，连任两届。

    1930年5月，永定县第三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召开，选举谢献球为主席。

    史料记载：谢献球，又名宪球，1899年生于永定湖雷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25年，在东乡公学接受到革命思想教育。1926年冬北伐军克复永定后，在家乡建立农民协会，开展革命活动。1927年10月，由卢其中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2月，陈东红光社中共支部成立，被选为委员。1928年6月参加领导金丰暴动。1929年10月永定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召开，当选为县苏维埃政府执委、裁判肃反委员会主任。1930年3月，又当选闽西苏维埃政府执委，兼首任裁判肃反委员会主任。5月，任永定县第三届苏维埃政府主席兼县军事委员会主任。不久，调任平和县委书记。后来又调回永定继续任主席兼永定游击总队政委。11月当选为闽西特委委员。1931年春坚决反对在“肃社党”运动中乱捕乱杀，4月被冠以“社党”分子罪名不幸遇害。新中国成立后，被追认为烈士。

图2-1

图2-2 局部放大

    从图2-2局部放大图片看，1930年7月签发商业累进税收据的“主席”两个字被圈掉了，只剩下财政委员会主任阮山的名字。

    按道理，1930年7月主席是谢献球，怎么没有他的名字？

    后来，我在革命烈士赖桂祥的档案里找到了答案。

    史料记载：赖桂祥，1900出生于福建省永定县合溪乡。青年时代当过商店学徒，1928年夏结识革命知识分子赖连璋、吴仰文，合开武术馆，创办“铁血团”，从此弃商投身革命。1929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2月，当选县苏维埃政府执行委员兼裁判肃反委员会主任。1930年7月，代理永定县苏维埃政府主席。同年10月，在县第四次工农兵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县苏维埃政府主席兼县经济科科长。1931年4月在“肃社党”运动中蒙冤罹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原来，1930年7月是赖桂祥代理县苏维埃政府主席。可能当时代理主席没有落款权利，或者填发1930年7月17日这张永定县商业累进税收据时，赖桂祥代理主席之事还在酝酿中，没有正式决定，所以主席的名字不是他。这种历史记载，又证明了另外一件事，即谢献球是1930年7月调任平和县委书记的，不然作为选举不到二个月的主席，不可能没有他的名字。

图3-1

图3-2   局部放大

    图3是目前发现，红色政权最早发行的征收土地税收据实物。从图3落款名字的情况看，谢献球调任平和县委书记的时间并不是很长，最多也就是二个月左右的时间，因为1930年9月17日永定县征收土地税收据落款的主席还是他。另外，相同落款的征收土地税收据还有同年9月18日、9月24日、10月14日几张，充分说明谢献球最迟在9月初又回来继续当永定县苏维埃政府主席了。同时也说明赖桂祥代理主席的时间不长，也只有二个月左右的时间。党史界有人认为谢献球从平和调回永定之后，没有再当苏维埃政府主席，一直是赖桂祥代理主席，直到1930年10月下旬，永定县召开第四次工农兵代表大会，正式选举赖桂祥为主席。笔者认为，前者观点有文物史料支撑，而后者观点没有史料支撑，非常值得进一步探讨。个人比较倾向于谢献球最迟在9月初回永定之后，继续任县苏维埃政府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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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2 局部放大，主席“桂祥”之印

    图4是赖桂祥任永定县苏维埃政府主席签发的征收土地税收据。赖桂祥从1930年10月下旬开始，正式任永定县苏维埃政府主席是肯定的。但赖桂祥任永定县苏维埃政府主席到什么时候为止，现有史料上查找不到答案，成为一个历史谜团。

    2023年5月23日，我应邀前往福建省龙岩市永定区金砂镇，参加“溪南红收藏馆”开馆仪式。仪式结束之后，我们进入馆内参观，其中有一张“永定县苏维埃政府征收土地税收据”让我纳闷，我们来看看（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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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2    局部放大

    这张征收土地税收据的落款时间只有2月1日，没有具体年份。但根据主席印章是“陈海贤”的名字，可以肯定其年份是1931年，即1931年2月1日。

    史料记载：陈海贤，1901年出生于永定区高陂镇黄田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很早就受“五四”运动影响，参加进步组织。1928年8月5日，他参加由福建省委特派员、宣传委员王海萍为总指挥，邓子恢、张鼎丞、傅柏翠为副总指挥，在永定西陂天后宫举行的闽西秋收暴动（也叫太平里秋收暴动），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5月，毛泽东、朱德、陈毅等率领红四军第二次入闽。太平区革命委员会成立后，陈海贤任高陂宣传队长。6月2日，陈海贤当选为太平区苏维埃政府财政委员会主任。1930年10月20日至25日，在永定县第四次工农兵代表大会上选举为县苏维埃政府执行委员会常委、财政委员会主任。1931年4月，永定县第五次工农兵代表大会上，正式选举陈海贤为本届县苏维埃政府主席。同年6月，陈海贤去验收“肃社党”的“成果”时，发现永定的优秀党团员、县苏领导人及红军指战员已被“肃”掉107人，忿然说了一些对“肃社党”持有不同观点的话，于是立即遭逮捕并加严刑拷打。6月中旬，陈海贤在永定南门坝惨遭杀害，时年29岁。新中国成立后，他被追认为烈士。

    陈海贤虽然在1931年4月第五次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为主席，但从文物史料看，实际上早在1931年1月底以前他就已经在做主席的工作了。

    产生这种情况，有一种可能是赖桂祥调往其他单位去工作了。另一种可能是1931年1月，闽西开始了“肃社党”运动，运动一开始，首当其冲的就是县苏维埃政府主席赖桂祥。赖桂祥被抓之后，从1931年1月下旬开始主席一职由陈海贤接任。

    也就是说，赖桂祥除了在1930年7月至9月初代理了一段县苏维埃政府主席之外，正式任主席的时间是从1930年10月开始，到1931年1月下旬为止。

    陈海贤在1931年6月中旬遇害之后，接任他的是张汉荣。

    史料记载：张汉荣，1903出生于福建省永定县凤城镇。1928年参加农会组织，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任龙岗乡雇农协会主席。1929年红四军入闽后，积极发动群众开展土地革命，创建苏维埃政权。1931年4月在永定县第五次工农兵代表大会上当选县苏维埃政府执行委员。同年6月，陈海贤遇害后接任县苏维埃政府主席。同年年8月在“肃社党”运动中蒙冤，在县城西门罹难。

    关于永定县早期5个苏维埃政府主席什么时间交接的事，过去没有正式的文字记载，鲜为人知，只有每次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主席结果的记载，没有具体的接任时间。都认为每个主席都是在选举结束之后才接任，其实这是对史料的一种遗漏，或者说过去史料记载不准确。这5张税票实物，证实了永定县最初的5位苏维埃政府主席的具体任职历史。为敬献给致力于永定地方党史研究的同仁，现将永定县早期5个苏维埃政府主席交接具体时间问题，综合整理如下，如有错误，敬请批评指正：

    1929年10月26日永定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召开，阮山当选为县苏维埃政府主席。1930年2月第二届连任，至1930年5月。

    1930年5月，永定县第三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召开，谢献球当选为县苏维埃政府主席。同年7月，谢献球调任平和县任县委书记，主席一职由赖桂祥代理。最迟在9月初，谢献球又调回永定县，继续任县苏维埃政府主席，至1930年10月底。

    1930年10月25日，永定县第四次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赖桂祥为主席。

    1931年1月，闽西开始搞“肃社党”运动，作为闽西肃反委员会主席的林一株，成为党内错误路线在闽西的总代表，大势捕杀党政领导，污蔑他们是社会民主党成员。赖桂祥被当作社会民主党成员抓了，于4月上旬与前任主席谢献球一同被杀害。

    1931年1月下旬，赖桂祥被抓后，永定县苏维埃政府主席的工作由陈海贤接任。至同年4月，陈海贤在永定县第五次工农兵代表大会上，正式当选为县苏维埃政府主席。

    陈海贤正式当选为主席不到2个月，即1931年6月，就被当作社会民主党成员杀害了。

    陈海贤被杀之后，张汉荣接任（或者代理）主席。同年8月，上任不到2个月的张汉荣，又在“肃社党”运动中蒙冤，在永定县城西门罹难。

    上述5张税票所涉及的永定县苏维埃政府主席之事，让人看了非常心酸。在革命战争年代，5个主席一个牺牲，4个被当作社会民主党成员错杀。

    可能有人会问，什么是“肃社党”运动？为什么这么厉害？

    这里根据史料记载，对“肃社党”运动作一个简单介绍。

    “肃社党”运动的全称是肃清社会民主党的运动。导致发生这一事件最初的根源，是1930年下半年的李立三“左”倾错误。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贯彻，加剧了这一错误的发展，并产生了严重的后果。

    1930年下半年，在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影响下，闽西红军不顾主客观力量，连续出击东江失利，龙岩、汀州、永定等主要城镇陷落，一部分苏区受到了敌人的摧残。苏区广大干部和指战员纷纷要求停止和纠正冒险主义的行动方针，恢复与巩固苏维埃区域。党的六届三中全会精神传达以后，以邓发为书记的中共闽粤赣特委纠正了一些倾冒险主义错误，但是对于其错误的思想实质，未能加以清除和纠正，他们在军事上仍然实行冒险行动，指挥刚建立起来的红军新12军四面出击，与敌人作毫无胜利希望的死拼硬打，以致部队受到了严重损失。在这种形势下，国民党反动派也加紧反动宣传，蠢蠢欲动，实行反攻倒算。因此,红军中存在着严重的失败主义情绪，干部群众对上级领导产生不满，发牢骚、讲怪话，思想上的自由主义倾向日益严重起来。边境地区甚至还发生投敌反水事件。这些情况，在当时的局面下是难免的，也是“左”倾错误造成的结果。但是王明路线的执行者不加分析和区别，将干部群众的不满情绪一律看作是反革命捣乱。在此前后，毗邻闽西的赣西南苏区正在开展肃清所谓“AB团”的肃反运动。闽西苏区的一部分领导人不免受到影响，把苏区内敌人的破坏活动与落后群众的消极情绪甚至党内持不同意见同志的正确批评混为一谈，一概认为是“反革命团体”的破坏活动。因此，他们草木皆兵，不断地把无中生有，危言耸听的“敌情”报告向中央和省委送去。这反过来又误导了上级的判断，造成肃反运动的恶性循环与扩大化。闽西苏区的肃清“社会民主党”运动，就是在这样一种复杂的历史背景下发生的。

    1931年1月，红12军召开纪念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先驱李卜克内西、卢森堡、列宁大会。会上，有人喊“拥护第二国际”、“社会民主党万岁”等口号，这本是由于没有文化，对国际事件不了解而引起的一场误会，却引起了一些领导人的紧张，并据此逮捕了十几名红军的指战员。红12军和闽西党组织一些领导人不作实际调查便认定有一个潜伏在苏区专事破坏活动的反革命组织。他们对在会上逮捕的第一批人员严刑逼供，使得受刑者不堪忍受，胡乱招认，案情愈加复杂，审理不清，一起起冤案便由此发端，终于酿成了一场波及整个闽西苏区和红军的“肃社党”运动。

    在红军部队首先遭到无辜拘捕的是红12军第100团政委、24岁的林梅汀，他被指控为“社党闽西特委宣传部长”。其余还先后逮捕了60多人，他们大多是红军或地方政府的领导骨干。2月中旬,闽西苏维埃政府发出裁字第一号通告，强调肃反工作在当前已十分紧迫。此后，又毫无根据地宣布傅柏翠为闽西“社党”的首领，其家乡上杭古蛟区被定为“社会民主党巢穴”。这样，在以肃反为中心和教条主义、主观主义盛行的情况下，这个实际上并不存在的“社会民主党”，在短短一两个月内就被夸张为无孔不入，无所不能的神秘而庞大的反革命组织。

    闽西苏区的“肃社党”运动，在1931年3月1日以后的几个月内，“肃反”的调子越唱越高。成千上百的所谓“社党”分子被逮捕或处决，在革命队伍内造成了一个极不正常的局面。3月1日，闽西苏维埃政府在永定虎岗召开闽西工农兵审判反革命社会民主党分子代表大会，宣布了迅速惩办“社党”分子的三条原则，使得“肃社党”运动进入更严重的状态。3月18日,闽西苏维埃政府又发生通告，要求各县健全和加强各级肃反机构，对捕杀人犯也作出新的规定：如有迫不及待要先处决的，可以先执行，再补报到本政府追认。于是，肃反的权力层层下放，苏区的一切组织与机关，甚至医院，都可以随意抓捕审判“社党分子”。此外，为了加紧肃反工作，闽西苏维埃政府还限令各地在两个月内肃清“社党”,否则应该受公开的批评。在这样的气氛下，各地党团组织和苏维埃政府都积极执行上级指示，有些地方还层层加码，以示斗争坚决。随着运动的发展,抓捕的人犯和积案越来越多。4月4日，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统治下的中央，根据闽西的报告，对肃反工作又作了指示，要求采取最严厉的手段来镇压，在“肃反”斗争中反对右倾，认为右倾在党内在群众中要看成是主要的危险，对一切消沉、悲观、保守、失望、逃跑等等的观念要给予无情的打击。中央的指示信，加剧了闽西“肃反”的进一步扩大化。“肃反”的对象不仅限于从口供中得到的名单，而且把平时工作上犯有错误或消极落后的同志也一概视作“社党分子”而加以清洗。其理由是因为这些分子,实质上是社党的表现,是社党发展的对象。此外，过去曾经执行过李立三“左”倾错误的同志，也一齐被列为“肃反”运动中的打击对象，其理由是因为社会民主党的活动与发展，主要是因为执行立三路线的结果。

    显然，这场运动反映了浓厚的王明“左”倾宗派主义色彩。又由于肃反运动中同时贯彻所谓反富农路线的错误方针，因此对于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的革命同志，也进行清洗打击。把党内斗争同阶级斗争混为一谈，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滑入了唯成份论的岐途。而且各机关单位在侦破审讯中，实行逼供信，使被捕者屈打成招。闽西的“肃社党”运动给革命事业造成了无可挽回的损失，使得党团组织与红军部队受到了严重的破坏。在“肃反”运动中被整肃的对象，主要是红军连排长以上，地方政权区以上的干部。苏区最高政权机关闽西苏维埃政府，35名执委与候补执委中，大约有半数以上先后以“社党”罪受害。至5月中旬，闽西苏区逮捕“社党分子”多达一千六七百人,其中有六七百人被处决。这些被害者,有百分之八十是党员与各级干部。其中有相当部分是闽西各地红色区域的早期创始人。

    在肃反中心论的思想指导下，肃反委员会凌驾于党委之上，以致组织混乱，党和政府的机构涣散。尤其是大敌当前，红军正在全力抗击国民党第二、三次“围剿”的严重情况下，大批红军的优秀指战员在“肃反”运动中无辜受害，致使红军新12军的战斗力严重削弱。

    闽西苏区大规模的“肃社党”的运动，前后延续大约一年多时间。这一运动使得党员人数由原来的8000人减少至不到5000人。至于受害人总数，历史档案没有留下确切的统计。只是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经过各级组织和民政部门的调查核实，才查明在“肃社党”运动受害牺牲者有6352人(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党史通讯》1986年第5期)。对于一个当时总人口仅为100万左右的闽西苏区，这是一个惊人数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