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元帅的最后岁月》 作者： 王春才　出版社：　四川人民出版社

　　彭德怀到成都赴任后，党的关系也由北京转到西南三线建委，编在建委秘书处党支部的一个党小组，成员有彭德怀、景希珍、綦魁英、赵凤池、辛大兴，即元帅、警卫参谋、秘书、司机、服务员。

　　成立党小组那天，彭德怀第一个发言：“我选景希珍同志担任党小组长，今后我们的思想、工作、生活有什么情况，可以找他交换意见。綦秘书、小赵你们赞成吗？”

　　“小景当组长，我们赞成。”綦魁英、赵凤池几乎同声表示。

　　“好，一致通过。”彭德怀做了一下手势，目光移向了景希珍，景希珍表态说：“你们选我当小组长，我也不推了，支部有什么布置，要求，我及时传达。我们四个人，主要任务是照顾好彭总，刚来这里还不太适应，有些工作还未跟上，我们照顾不够，请彭总多提意见。”

　　彭德怀坐在客厅沙发上，合着两手，安然地说：“你们照顾得很好。成都是个好地方，组织上对我很关心，安排得不错，这个小院子挺安静，又配了炊事员，服务员，没有什么要求了。我也不讲究，先把你们的家安置好，能随我尽快到基层去熟悉情况。”

　　三位工作人员把各自安家情况又向彭德怀叙述了一遍，大家都表示满意。然后，景希珍宣布过第一次组织生活，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第一个发言的还是彭德怀，他说：

　　“希珍同志，我向你反映一个情况，你得向组织上反映一下，我要罢看电影了。”

　　“彭总，出了什么事？”景希珍感到惊讶。

　　“院子小礼堂时常放电影，放的大部分是新影片，看的人为什么那么少？是专门为我彭德怀放的吧？共产党员能这样搞特殊吗？这是脱离群众！”彭德怀从沙发上起身，在室内踱着步子。綦魁英解释说：“彭总，西南局保卫科同志出于安全原因，未对外卖票。”

　　彭德怀生气了，停下脚步说：“这是什么理由，我在街上散步，也没出事嘛。我要求对外公开卖电影票，我与你们，包括你们的家属、孩子看电影都要买票，买电影票的钱由我包干。如果不改变这个做法，我绝不再看为我单独放映的电影。今天，我在党小组会上检讨，我事先未向西南局办公厅的同志们打招呼，为我搞了特殊，这也不怪他们。我彭德怀喜欢看电影，但不愿意这样看。小景，你将这个情况向党支部汇报一下，要求办公厅予以纠正。”

　　景希珍向党支部作了汇报，有关领导专门召开了会议，一致表示执行彭总指示，作出相应的安排。从此，小礼堂每周放一至两场电影，都向西南局、建委机关公开售票，职工家属都及时看到了新影片，丰富了文化生活。彭德怀也高兴地领着工作人员及他们的家属、孩子入场，在门口让工作人员验票撕角。电影开映前，彭德怀环视场内座无虚席，秩序井然，他会心地笑了，为自己成为普通一名观众而高兴。他的警卫参谋景希珍与西南局保卫科干事郭昌元坐在他的后排。

　　彭德怀不仅对自己严格要求，对部下要求也是严格的。景参谋曾向笔者讲述了这么一段经历。

　　1953年7月27日，打了三年又三十三天的朝鲜战争停火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亲赴开城，在停战协定上签字，随即到驻守在开城和板门店东侧的志愿军四十六军阵地视察。

　　那一天，彭德怀一行来到前沿阵地，率先钻进一条坑道，三拐两拐，到了一处比较开阔的地方。豆油灯下，随军记者沈重与十几个战士正坐在炮弹箱子上吃饭。彭德怀走了过去，拉过一个炮弹箱，坐了下来。

　　“给双筷子，尝尝你们炊事班的手艺。”

　　战士们见来了个穿军装的“老兵”，也没有问他是谁，递过一双筷子。战争期间，前沿阵地往来的人很多，运送粮食弹药的，通讯联络的，联系工作的，慰问演出的等等，不管是谁，只要有全军通用的餐券，就可以就地吃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