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1月，已经成为国民党茶陵县“义勇队”总队长的罗克绍，带着其部袭击茶陵县尧水区工农兵政府，将区农民自卫队队长尹子斌等多人抓捕后杀害。为此，罗受到湖南省政府的通电嘉奖，并发给一笔赏金。同年8月湘赣边界遭受失败期间，红4军大队已赴湘南，根据地的中心区域宁冈县军队空虚，赣敌占据着新城、古城等平原地方，龙市区的睦村、上寨等4乡工农兵政府，退到宁冈、茶陵交界的新龙庵联合办公，集中了苏维埃工作人员近百人。罗克绍的义勇队在独栗山搜剿时抓到上寨乡党支部成员刘定桂，带回江口加以刑讯。罗克绍指挥用刑，迫使刘定桂叛变，供出4乡工农兵政府合驻新龙庵的情况。罗克绍自率200余人枪奔袭上寨新龙庵。虽然赤卫队的巡逻哨在庵外1里多的地方发现敌情鸣枪报警，但驻于庵内的部分人员来不及跑上山，被义勇队围住。这次新龙庵遭袭造成重大损失，当场打死苏维埃干部19人，被抓多人，成为湘赣边界“八月失败”中的大血案。罗克绍的义勇队还在腾村、上寨一带大肆烧杀，烧毁民房百余栋，抢去耕牛几十头。

　　对罗克绍在新龙庵制造的大血案，毛泽东是在边界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了解到的。当宁冈县委书记龙超清在会议上报告这一情况后，毛泽东愤恨地插话说：“在井冈山有两条大地头蛇，东边有肖家璧，西边有罗克绍，不把他们打掉，我们是不得安宁的。”

　　毛泽东说得不错。朱毛红军主力不在井冈山了，罗克绍成为湘赣边界最大的反动武装头目。1929年3月上旬，湘赣两省政府联合任命罗为茶（陵）酃（县）宁（冈）3县团防总指挥，并拨给一批钢材，资助罗克绍建起了一个小型兵工厂。这个小厂建在江口，拥有若干台机床，有28名机械工人，能够制造单响步枪和步枪子弹、手榴弹。在军事力量方面，罗克绍的茶陵县团防局有300余人枪。

　　消灭3县团防武装，诛除罗克绍，成为井冈山红军的首要目标。此时，井冈山的地方红军仍由赣南潜回井冈山的袁文才统领。袁与王佐订制了一个活捉罗克绍、把兵工厂缴获过来的计划，从1929年10月起，不断地派人侦察罗克绍的行踪。1930年2月19日，袁部的特务连长周桂青在坑口侦知到罗的确切行动——预定明日起到猎狗陇村的一个姘妇家过小年。袁文才得了情报，自率1个连连夜出发，冒着大雨急行了一夜，于天亮之际赶到猎狗陇，果然把罗克绍从姘妇的热被窝里拉出来。落到袁文才之手的罗克绍贪生惧死，只求不要杀他，情愿献出一切家产，下令将兵工厂搬往宁冈。罗克绍被押解到宁冈新城后，袁文才并没有杀他，而且予以款待，其目的是通过软化手段让罗真心倒戈。袁文才曾对规劝他的部下们说道：杀掉罗克绍有什么用？我们又不能到长河搞到钢材和弹硝，还得利用他才能搞到这些材料，到时候再说吧。

　　袁文才决然没有想到，自己优待罗克绍的一举，竟然使整个事态发生了质的恶变。这里面的一个重要因素是，由于袁文才、王佐此时与湘赣边界特委产生了相当严重的矛盾，互不服气，离心离德。性情高傲的袁文才根本没有把抓获罗克绍的计划向特委报告，自恃为这是有利于革命的正当举动。而特委的一班负责人都是本地人，与客籍人领袖的袁、王已于近几年来感情恶化，对他们怀着很大的戒备心理，袁文才优待罗克绍一事，又为湘赣边界的豪绅阶级所充分利用，他们散布谣言，说袁、罗将携手合作。在宁冈与茶陵交壤的一些村庄，还写出了“欢迎袁文才归顺政府”、“庆祝袁罗携手合作”的标语。在这种情况下，特委的这些负责人，一则不辨真伪，生怕袁文才真的与罗克绍勾结反叛革命；二则平昔那种互为不和甚至敌视的心理，此间恶性地膨胀起来，故而产生了诱杀袁文才、王佐的想法。袁文才、王佐被错杀的冤案就这么形成的。可以说，捉罗克绍已经成为了袁、王被杀事件的导火线。

　　1930年2月24日，湘赣边界特委以“编队打吉安”为名，将袁文才、王佐及其部队诱至永新县城，又在红5军部队的协助下，杀害了袁、王，解体了红4军32团。袁、王被杀之后，其部下放走了关在茅坪的罗克绍，使他继续与人民为敌。

　　再说解放初期已是70多岁的罗克绍，在江口乡小学课堂上被省公安厅和茶陵县公安局派人抓走后，直接解押到长沙。经过办案人员的审理，查证了罗一生来的反革命罪恶。然后，由省政府副主席谭余保向毛泽东主席发了一个电报，就罗克绍被捕加以报告。不几日，毛泽东回电湖南省人民政府。按照毛泽东的电报指示，1951年2月上旬某日，反共一生的罗克绍被处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