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涯觉得他有时像长辈，有时又像小孩

    陈赓在北戴河疗养一阵回到北京不久，就马上要求上班。医生被他磨得没有办法，给他仔细检查了一次身体，报告中央批准他每天少量时间去上班。但陈赓一旦开始工作，就又没日没夜地干起来，而将医生定下的规矩抛之脑后。

    有一天，一个国防科研项目要在距离北京市区20多公里的长辛店试车。他那时还兼着国防科委副主任，这次试车同他分管的事情有关，他知道后就要去参加。试车这天一早，家里同时接到两个电话：一个是中央军委办公厅打来的，一个是中央保健部门打来的。傅涯两只手拿着两个听筒，都是不叫陈赓到试车的地方去，要傅涯一定劝阻他。

    傅涯放下电话对陈赓说：“长辛店路远，他们都怕你犯病，稳妥一些，你最好还是不要去。”可陈赓哪里肯听？他把军装一穿，把司机一叫，就走了。后来傅涯不放心，打电话告诉保健部门，要他们注意一下，以防万一。正在这时，陈赓看试车回来了，一进门就生气地大声嚷嚷：“傅涯，你汇报吧，就说我活着回来了！”显然，他对早晨傅涯的劝阻还在生气。

    陈赓对自己的病，一直不那么相信，不那么在乎，心中装的只是工作。他的胸口常痛，每逢疼痛的时候，他就不停地用手抚摸胸部。久而久之，衬衣那块地方都被摸破了。

    1959年五六月间，他的心肌梗塞症第二次发作。以后随着病情变化，根据诊断，中央军委决定逐步减轻他的工作负担，以便专心治疗。开始他还兼着国防科委副主任，后来中央负责同志找他谈话，叫他退到第二线。他对自己的病情始终估计不足，对于退居二线还有点想不通。从机关回到家里，他对傅涯说：“你看，叫我退到第二线!”

    在政治上、工作上，陈赓一贯坚持实事求是，但对于自己的病情却难以客观，总是报喜不报忧。有一次，保健部门请苏联专家给他会诊。会诊以后，专家对他说，像你这样的身体，不能下战斗部队工作，司令部的工作还是可以做的。他一听很高兴，回到家里一进门就大声告诉傅涯：“今天苏联专家会诊，说司令部的工作我还是可以做的。”

    1959年，农村闹饥荒。中央号召干部下基层锻炼，下农村当社员。傅涯要求下基层，她同陈赓讲：“我在中央机关这么多年，现在你的病情好转一点了，我能不能去呢？”陈赓考虑半天说：“好，你去吧。”其实陈赓希望傅涯留在他的身边。一则自己有病，二则孩子还小，最小的只有4岁。但陈赓知道妻子事业心很强，还是支持她去了浙江萧山当社员。不过他们约定每半个月通一次信。陈赓每次接到傅涯的信，总会像小孩子一样高兴得直笑，并将信看过一遍又一遍。

    给孩子们讲自己过去的经历

    1961年初，陈赓的心肌梗塞症扩散的面更大了，可他还像战争年代一样，把生死置之度外。他常说：“过去打那么多仗都没有死，活到现在已经不容易了，这点病算得什么!”

    元旦过后不久，他说要搬家，还是那股战斗作风，说搬就搬，搬到西直门171号招待所8号楼。这里原来是苏联专家住的，苏联专家撤走后空了下来。因为陈赓的病情较重，医生不主张他离开大城市。傅连日章又一直讲院子太小，不便散步，容易呛着风。这样陈赓才说要修房。所谓修房，只是把房子加高一些，推倒前院，使院子有了个好散步的地方。

    在招待所住了不久，上海市委的同志打电话来，劝陈赓到上海休息。这时临近春节，北京正是隆冬，风大，在院子里散步都得戴着帽子，捂上口罩。人们劝他找个暖和的地方，比较理想的是广州。可他考虑到中央军委正在广州召开全军训练工作会议，便说：“我不去了，我不凑那个热闹。”他对上海打来的电话，却说：“盛情不可却，就去吧。”

    他外出一贯反对前呼后拥，这次他又提出少带人，不带医生，不带随员，甚至连傅涯他也不准备带的。他让傅涯等他从上海回来，再一起到哈尔滨去，他是哈军工的创办者和院长，一生都惦念着。

    根据他的身体，组织上还是安排了大夫、秘书和警卫人员随行。可他仍不赞成傅涯与他同行。傅涯当时在中央组织部工作，部长安子文知道了，就给她写了个条子，叫她随陈赓到上海，顺便给她分配了一些任务：了解上海市委组织工作情况。因为正逢寒假，放假的孩子们也去了。

    陈赓一行乘坐火车前往上海。这里曾是陈赓在中央特科开展地下工作的城市，在他的脑海里留下了许多难以忘怀的记忆。这次坐在火车上，他就打开话匣子，给孩子们讲自己过去的经历。

    陈赓指着乘坐的火车问：“你们知道从前这种车叫什么车？”

    孩子都摇头，说不知道。

    陈赓说：“这是花车，是阔佬要人们乘坐的。那时我只能坐得起普通车厢，三等客车。”接着他就说起20世纪20年代他在去天津的车上被国民党将领钱大钧认出的故事。

    讲完之后，他深深感叹道：“胜利得来不易啊！为革命需要锻炼应付各种困难环境的本领，机智灵活地对付狡猾的敌人，善于抓住各种可以利用的条件，才能转败为胜，完成任务。”

    陈赓一行到上海后，住在丁香花园。园内有一幢西式两层小楼，陈赓和傅涯住在一楼，孩子们和秘书住在二楼。这里远离闹市，环境优雅，倒是个休养的好地方。只是上海老下毛毛雨，使人很不舒服。市委的招待很好，伙食也很好。陈赓过意不去，吃饭的时候他把菜里的肉挑到一旁，说不要这么浪费：“现在群众生活很苦，主席、总理都不吃肉了，我们在这里为什么还要吃这么多肉？”

    陈赓在上海有许多熟人，听说他在这里养病都想来看他。但医生不让会客，不叫他说话。这就引起一些人的误会。有一次龚澎碰见他，也没能说成话。龚澎就在背后开玩笑说司令员现在官大啦，都不怎么理我们这小老百姓了。陈赓知道后马上要傅涯专程去看龚澎，说明情况，约她星期天到丁香花园来玩。

    当时宋庆龄也在上海。她从廖梦醒那里得知陈赓病重，非常着急，很详细地询问他的病情。春节前夕，宋庆龄邀请陈赓全家到她家里做客。3月12日，是孙中山先生逝世36周年纪念日。陈赓为了表示对这位伟大的革命先行者的怀念和敬仰之情，特地让人送一只花篮到宋庆龄的住所，宋庆龄专门写了一封十分感激的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