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力边说边笑，又说了一件趣事:“不光是王力有两个，李达也有两个。一个李达字永锡，号鹤鸣，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中共 ‘一大’代表，主编过中共第一个党刊《共产党》月刊。《红旗》编委 名单中的李达就是他。还有一个李达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原名李德三，担任过国防部副部长、副总参谋长。开第一次编委会时，两个李达都来了。小平同志见到李达上将，知道发通知的同志弄错，便 对他说:‘你来了，也好，就坐下来听听吧!”，

　　王力大笑起来，笑罢，又补充道:“《红旗》杂志的四个副总编是胡绳、邓力群、王力、范若愚。”

　　自从进人《红旗》编辑部，王力成了中央的“秀才”。最初，王力分管《红旗》的国际评论，为《红旗》写了不少文章。第一篇评论是由 三个人合写的，即乔冠华、姚溱和王力，取了个“三合一”的笔名“于兆力”。“于”是乔冠华，他在重庆写国际评论时用的笔名是“于怀”; “兆”是姚溱的姓的半边，姚当时是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力” 便是王力的“力”。他们三人只合作写了一篇文章。后来，那些“于兆力”的文章是王力一人写的，但仍署“于兆力”。这样，“于兆力”便成了他的新笔名。

　　从1960年起，王力列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参加起草中共中央文件，直到1967年8月被打倒为止。

　　从1963年起，王力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1964年起， 王力列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

　　1966年6月，“中央文革小组”宣告成立，王力便名列其中。从此，他深深地卷入了“文化大革命”的漩涡。王力告诉我:"s1 967年1月4日，打倒了陶铸。1月8日，毛主席决定成立中央宣传组(相当于中宣部)，接替陶铸。我被任命为组长。陶铸是干了半年后被打倒的，我也是干了半年后被打倒，所以江青等人称我为‘陶二世’!外国记者称中国的宣传部长是‘最危险的职业’，在那样政治动荡的年月确实如此。不久我被打倒。”

　　一个多月后－－1988年底，我再访王力，下榻于离他家只一站地的宾馆，得以一次又一次的交谈，即便谈到夜深，郊区无车，我步行十多分钟亦可回到住处。他正身患癌症，医嘱不可接待来访，只是考 虑到我是为了研究“文化大革命”史而对他进行录音采访，他还是支撑病体多次与我长谈，并把他未曾公开发表的大批文稿交给了我。 此后，我每一回出差北京，差不多都要去看望他，采访他。

　　他患责门癌，责门位于胃与食道之间，他与我谈话，不时打嗝。 他告诉我，他所患责门癌，属于腺癌，亦即具有腺体样结构的癌瘤。 在癌症之中，腺癌是很危险的一种。腺癌又分低分化、中分化、高分 化三种，以低分化腺癌最为严重，而他所患的正是这种腺癌。

　　1987年9月初，六十六岁的他查出责门癌，医生当即要他动切除手术。医生预言，手术的成功系数只有百分之三十，而死亡的可能性为百分之七十。

　　1987年9月22日，王力在上手术台之前，预立《王力遗嘱》:

　　我已确诊患责门癌，定于国庆后手术。我现在像健康人一样身心壮实，平权(即王力夫人王平权—引者注)已报告小平同志和温家宝同志。人从一出生开始，便同死亡作斗争。这种斗争，贯穿在生命全过程。一旦死亡来到，生命便结束了。于是，人便发生性质的变化，由人变化为非人，由有生命的人转化 为无生命的灰烟。作为唯物主义者，我有几点意见通过您报告中央……

　　王力作出如下遗嘱:“我的遗体提供医学解剖之用”;“我的骨灰 不必浪费一个骨灰盒，也不必撒到远处去浪费旅费，就便撒在我现在居住的小区的一棵松柏树下，以提供一点磷肥”;“包括亲友在内，都 不必向遗体告别，与其留下死尸的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