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天下午，我驱车前往华东师范大学，出席《苏渊雷文集》首发式。已故苏渊雷先生，是著名学者、华东师范大学中 国史研究所教授。在众多的与会者之中，我见到一个穿粉红色衬衫、 六十多岁的男子。尽管他已经不用“文化大革命”中如雷贯耳的名字，我曾经采访过他，所以还是认出他。此人便是当年“中央文革小 组”成员戚本禹!

　　戚本禹已经退休。我最初采访他的时候，他在一家图书馆做整理资料工作。他身体壮实，浓重的山东口音。他原本研究历史，如今重操旧业，不断有新著问世，只是署笔名罢了。1999年4月，东北一家出版社的总编辑来我家约稿，从我家出来，他直奔戚本禹家，因为戚本禹的一本书稿正由这家出版社出版。

　　戚本禹如今是普通百姓。他忙于自己的专业工作。他希望能够过平静的生活，不愿接受采访。

　　戚本禹，“文化大革命”的风云人物。“文化大革命”前为《红 旗》杂志社历史组的组长。“文化大革命”初成为“中央文革小组”成 员，后来成为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副局长，直至成为中共中央办公厅代主任，毛泽东、江青的秘书，“王、关、戚”的“戚”。

　　据关锋说，“王、关、戚”实际上应是“戚、王、关”。戚本禹虽是三人中职务最低，资历最浅，但是，他担任了毛泽东、江青的秘书。当时，就连陈伯达、康生要见毛泽东，都要通过戚本禹。王力与关锋同于1967年8月隔离审查。当时，宣读决定的是戚本禹。四个月后， 戚本禹才倒台。

　　戚本禹陷得很深，所以王力、关锋比他的罪行轻。

　　1988年3月初，我在北京与关锋作了长谈。回沪后不久，便准备访问戚本禹。

　　我查阅了戚本禹审判档案，得知戚本禹生于1932年， 山东威海市人。1968年初因“王、关、戚事件”被隔离审查。1980年7月14日被逮捕。1983年11月2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经过审理，判处戚本禹有期徒刑十八年，剥夺政治权利四年。因此，他于1986年初刑满释放(刑期自1968年初算起)，剥夺政治权利则至1990年初为止。

　　1988年8月2日，我初次去看望戚本禹。

　　我跟他单位的领导熟悉，他们向我大致介绍了戚本禹的情况。 按照他们告诉我的戚本禹办公室地址，我来到一幢上了年岁的西式大楼。一间屋子紧闭着房门，虽说那天很热。我敲了敲门，有人答应 “请进”，我就推门进去。那是个偌大的房间，起码有三十平方米样 子。靠窗放着一张书桌。桌旁，有一中年男子在写作，他穿一件白背心，我料定他是戚本禹。

　　他见到我，放下了手中的笔，指着桌子对面的椅子说:“请坐!”

　　他神态自若，头发乌黑，很随便地蓬松着，肥瘦适中，身体不错， 只是前额有较深的抬头纹，普通话中略带一点山东口音，不像关锋那样有浓重的山东腔。个子约一米七十，比关锋要高。他正在写作，桌上放着许多手稿。稿纸是无格白纸，用蓝黑墨水写，字并不漂亮。桌上放着一个木质信筐，插着一些信和凌乱的便笺。他便是戚本禹。

　　他打量着我。他看了我的采访介绍信，立即站了起来，伸过手， 跟我握着，说道:“握，知道，知道。我看过你的不少作品。”

　　就这样，我与他随便聊着，不作记录，也不作录音，不算正式采访。

　　我们一口气聊了两个小时，直至中午12时整，有人叫他去吃中饭为止。

　　无拘无束的谈话，使彼此有了初步的了解。他很健谈，思维敏锐，喜欢不时反问，而且看得出，他的消息相当灵通，各种书报都看。 尤其是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文章，他见到了，总要细看。

　　他首先提到了香港报纸的一些报道，认为那是胡吹。他说，一家香港报纸称他是“山东大学历史系毕业”等等。他告诉我，他根本没上过大学!

　　他又提到四川一家杂志上的最近发表的一篇文章，据说是“纪实”，实际上违背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