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兴趣广泛。他跟我聊起了甲骨文，从甲骨文又谈及了电脑， 谈起了哲学史研究。忽地话题一转，他又说起香港作家叶灵凤的作品。

　　他说自己自费订了《经济日报》，对于当今的经济问题倒是有点兴趣。

　　自从作了第一次采访之后，我们熟悉了。我去北京时，给他挂个电话，然后就去看他。在1988年10月31日、1994年7月13日、 1993年11月26日……我多次访问了关锋。

　　有一回，我送给他我写的《张春桥传》。通常，我赠书时，为了省事，只在扉页上盖个“叶永烈赠阅”的图章。这一回，也是如此。关锋一看，却皱起眉头，说道:“你不应该只盖个图章!”直至我当着他 的面，写上“关锋同志教正 叶永烈敬赠”，他才满意地笑了。

　　我知道，他满意的是“同志”两字。如今中国内地也时兴叫先 生，他对“关锋先生”之类称呼并无好感，似乎大有“敬而远之”的疏 远之感。通常，人们称他为“关老”或“关老师”。

　　关锋忙于“爬格子”，终日枯坐书房，散步是他的户外活动。有 一回，我在北京的住处离他家不远，吃过晚饭，信步踱了过去，敲门无 人答应，我以为关锋大约外出散步，正欲回去，却见他的女儿出来开门。一进去，才知关锋一家正坐在电视机前，被美国电视连续剧《神探亨特》迷住了，所以听不见敲门声。关锋对我说:“坐下来，一道看电视!”

　　说话时，他的双眼仍紧盯着荧屏。他笑道:“平常我不大看电视。就是这个‘亨特’，我每集必看。”

　　据我所知，陈伯达也不大看电视，顶多看点历史剧。不过，陈伯达、王力倒是每晚必看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

　　关锋家中堆满古书，但各种杂书他也爱翻翻。诸如土壤学、化学、物理之类自然科学方面的书，他也喜欢看。

　　我天南地北采访。不过，去得最多的，还是要算北京。光是1993年1月，我就去了两回北京。内中的第二回，我就住在离关锋家只有两三百米的一家宾馆。乘空余之际，一天下午，我踱了过去， 看望关锋。

　　在我跟关锋聊天时，他的夫人周瑛在一侧吞云吐雾，偶尔也插话说几句。

　　我们这样漫无边际地聊着，近乎开“无轨电车”。

　　1999年6月，我在北京王府井住了十几天。关锋家离我住处不 远。我给他挂电话，电话号码已经改了，打不通。我知道他通常在上午去景山练功，所以在一天下午，有点空闲，信步踱过去，方知他从四楼搬到底楼。可惜他与老伴上街去了，未遇。

　　离关锋家不远处是林杰家。林杰的知名度比“王、关、戚”要差些，因为“王、关、戚”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而林杰则不是。然而， 在王力、关锋已经被打倒而戚本禹尚未被打倒的时候，北京满街的大字标语写的是“打倒王、关、林”，足见林杰当时也曾显赫一时。直到戚本禹被打倒之后，这才改为“打倒王、关、戚”。

　　王力、关锋被打倒，是由于《红旗》杂志发表了那篇“揪军内一小撮”的社论，这篇社论的起草者便是林杰。后来，这篇社论被定为 “大毒草”，王力、关锋和林杰同时下台。

　　林杰与我有同乡之谊，曾抄寄他写的一些诗作。我也曾到北京他的家中拜访－－他在石家庄工作，但是，妻子在北京，他常常回北京。还有一回，我在王力家中遇见他。他也在研究历史，他送我一本杂志，上面载有他关于王清任的论文。王清任是清代名医，著有《医林改错》等书。1999年6月，我去看望林杰，大门紧闭。据邻居告知，林杰已经不住这里，那房子让女儿和女婿住。他的女儿、女婿都 上班去了，未能见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