惨痛的教训，让小靳庄人明白了一个浅显的道理：粮食只能用汗水来换。

　　从1959年开始，担任了10年生产队长和8年书记的王作山，带着小靳庄人喊出了“河挖三尺，地长一寸”的口号，生生把箭杆河河床挖深了1米多，而村里的土地，也“长出了”一层厚厚的河泥。同时，他们还养猪积肥、科学种田，“旱收蚂蚱、涝收蛤蟆”的盐碱地，终于变成了米粮仓。

　　“那时大伙觉悟就是高。干活都自觉，不用吆喝，平时下地干活玩儿命，粮食成熟后根本不用护秋，棒子和麦穗落在地里，社员捡后就送到队里，连小学生都如此。冬天挖河泥改良土壤，天不亮大家就到齐了”，回想当年，王作山感慨万千：“苦干了几年，粮食产量提高了。

　　粮食亩产甚至破天荒上了“纲要”， 人均口粮也上升到400多斤。 当时，中央对农业生产规定了三个目标：亩产粮食400斤“上纲要”； 亩产粮食600斤“过黄河”； 亩产粮食800斤“跨长江”。而北方农村能够“上纲要”的凤毛麟角， 加之小靳庄的基础太差，于是，小靳庄“上纲要”就引起了轰动，在宝坻县“农业学大寨”的光荣榜里，小靳庄的大名赫然醒目。

　　“到了1974年，小靳庄的粮食亩产一举跨长江，全村1300亩地一年就向国家交20万斤公粮，人均还分得口粮450斤，我们多次登上河北省、天津市农业学大寨先进单位的领奖台，”王作山，狠吸了一口烟之后说：“那时，国家多么缺粮食啊，我们仅仅留够吃的，其它的全交给了国家，一斤苞米才七八分钱啊，我们就交了那么多公粮，我们小靳庄的农民有多么爱国呀！”

　　尽管小靳庄已声名鹊起，但在江青到来之前，这个村庄即便在宝坻县，也不是最突出的，其命运的转变，始于江青的到来，而这种改变，有着让人希嘘的偶然。

　　1974年6月17日晚10时，江青乘专列到津。

　　听完“批儒评法”运动的汇报后，因为天津市没有抓出什么新典型，江青大为不满。一天，当她听市委副书记吴岱汇报说小靳庄不仅办政治夜校，学唱革命样板戏，还比赛诗歌时，就睁大了眼睛，决定亲赴小靳庄看个究竟。

　　王作山边吸烟，边回忆着当时的情景。

　　6月22日9时许，在天津市委书记谢学恭等人的陪同下，江青一行一二百号人浩浩荡荡地开向小靳庄，乡路上，尘土飞扬。

　　事前村里人接到通知，不论大人孩子，要着装整洁，欢迎时要有秩序，还要热烈。如到其它地方一样，江青照例说着“是我们的主席派我来的”和“我带来了毛主席的问好”这两句话，于是大伙激动地高呼“毛主席万岁”。

　　当时没有什么接待室，只是在一个小学校里临时搭了个台子。原定由王作山主持，谁知江青往中间一坐，拽过话筒就说：“我来主持会议”，接着就讲起了儒法斗争史。

　　往下她突然地给大家改名。

　　江青问妇女队长于瑞芳：“你叫什么名字？”于瑞芳立即作了回答。 “这个名字不好听，名字也要精兵简政，”江青说：“就改为于芳吧”。

　　在得知周福兰姓名之后，江青要周福兰马上改名叫周克周； 接着，江青还把女社员王淑贤的名字改成了王先，把男青年王孝岐改成了王灭孔。

　　改过名后，江青问于瑞芳：“你会唱样板戏吗？”于连忙点头说会。

　　就在于要唱《红灯记》中《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时，被江青叫了停。 “你们知道吗？所有样板戏统统是我搞的！” 江青转脸又喊随行的那位闻名全国的李玉和的扮演者，“你来和她一起唱”！说着递给他一杯水，那位演员接过来昂首挺胸一饮而尽，丢下杯子，高喊一声：“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