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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电影艺术界，1957年一些“右派”艺术家所拍摄或主演的电影已经遭到禁映。在“拔白旗、插红旗”运动中，又有一大批电影被点了名，其中最有名的是反映农村题材的影片《洞箫横吹》，理由是诬蔑了党的农村政策，从而造成了电影艺术界的一派萧条景象。
被拔掉的“白旗”分子各自遭遇也大不相同。其中有的是早已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知识分子,如原《人民文学》杂志社副主编秦兆阳在1957年就被打成“大右派”,在“插红旗、拔白旗”运动中对秦的批判再度升格,成为全国性的批判斗争对象。新华社向全国发布了通讯电文,各地报刊纷纷刊载,点名批判这位“插在文艺界的一面修正主义白旗”,说他“诬称”党“拿谩骂代替说理,拿扣帽子当作斗争”,又揭露“他经常和刘宾雁(《中国青年报》记者,反右时被打成右派分子)通信，谈内心深处的话，互相发泄对党的仇恨和不满，互相鼓励反党的勇气”。有的则是在“反右”时未“落网”的知识分子,如从美国归国的医学博士宋儒耀，回国后开创了整形外科，并在朝鲜战争中荣立大功一次。这次在“插红旗、拔白旗”运动中也被打成了“白旗”,成为当时中国最年轻的“反动学术权威”,并在此后整整20年内被剥夺了操手术刀的权利。
三、“拔白旗、插红旗”的匆匆结束
对“拔白旗、插红旗”的做法,中共中央上层意见是不一致的。
1958年6月30日刘少奇参加了《北京日报》“党的生活组”的讨论，当时的讨论已经受到“插红旗、拔白旗”风潮的影响，错误地点名拔了一位同志的“白旗”。当时讨论题目是“共产党员应不应该有个人志愿”,刘少奇换个角度说:“这个提法,答案就只能是应该有或者不应该有……这个提法是不是有问题呢？”在他的启发下，讨论的主题变成了共产党员应该有什么样的志愿。这样调子经刘少奇的点拨，避免了绝对化。
1958年,邓小平在听取康生、胡乔木、胡绳、邓力群等人汇报学校教育工作和知识分子问题时,他说:“拔白旗不要乱拔,是拔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拒绝党的领导、要党听他的人。至于学术问题,要百家争鸣,造成一种百家争鸣的环境和气氛。要允许人家讲话,要让人家讲完,做到畅所欲言。发现知识分子有些沉默,要注意。”
“插红旗、拔白旗”运动来势迅猛但结束也快。随着1958年11月份中央纠“左”的开始,这场运动也就偃旗息鼓了。但是这场运动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当时的插红旗、拔白旗在许多地方造成人为紧张，有的地方和单位刻意在未成“右派”的人群中再度搜寻可作为“白旗”、“灰旗”拔除的人物，使一大批人因此遭殃。有的甚至把全体工作人员分为红旗、黄旗、白旗三类，人人挂臂章。还有的把所谓“甘居中游”的人一律说成是“灰旗”,统统拔掉。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扩大的工作会议,决定给批判处理错了的人甄别平反。4月27日,中共中央下发了《关于加速进行党员、干部甄别工作的通知》,要求“凡是在拔白旗、反右倾、整风整社、民主革命补课运动中批判和处分完全错了和基本错了的党员、干部,应当采取简便的办法,认真的、迅速的加以甄别平反。”随后，对在“插红插、拔白旗”运动中受到错误批判和处分的绝大多数人进行了甄别平反。以江苏省为例，1961年10月后，江苏省为从1958―1960年受到错误批判处分的生产队长以上的干部党员进行了甄别。至1962年底，共甄别、平反21万余人，约占受批判、处分干部党员总数的98%。另外，还全部平反或部分平反了受批判、处分的群众22.9万多人。
1962年4月18日，周恩来在《我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新发展》报告中指出:至于思想上拔白旗、插红旗的问题，昨天陈毅同志讲得很好。思想上怎么来拔白旗？红旗怎么能插进去呢？解决思想问题，这需要逐步提高认识，通过自我学习、自我认识、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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