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21日，芷江的天空上出现了一道彩虹。正在那里采访的《宁远日报》记者易君左目睹了这个景观：“远方的天空还有晴朗的一角，阳光下西方的米公山头，奇怪的是，还有雨，可是在东方的云幕上出现一道七色彩虹。”这时，他听见身旁的一个外国记者说：“中国的虹，中国的吉兆。”

    这天下午，在这座位于湖南省怀化市的县城，中日双方召开了洽降会议，日军副总参谋长今井武夫在《中字第一号备忘录》上签字。

    投降代表来了

    日本人对芷江并不陌生，仅仅在这一年的6月至7月间，他们刚刚投入了十万兵力向这里发起进攻，试图摧毁中国战区的第二大机场——芷江机场。但是，这场战役以日军的完败而告终。芷江战役结束后仅一个月，日本裕仁天皇在广播中诵读了《终战诏书》，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

    今井武夫乘坐飞机从南京前往芷江洽降时，在俯瞰芷江机场的那个瞬间，忽然明白了日本无法攻下这座县城的原因：“从飞机上方俯视芷江飞机场，只有一条单方向的跑道，并未很好地加以铺装，但是分散隐蔽在各处的飞机却有数百架之多……与日本空军简陋的现状相比较，不得不惊叹敌方空军实力之雄厚。”

    他的感慨并非凭空而来。为了顾全日本人最后的体面，今井武夫赴芷江洽降，乘坐的是侵华日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的专机，但这架飞机不仅漆皮脱落斑驳，而且布满弹痕，看起来很是寒酸。

    按照中国方面的要求，今井武夫乘坐的飞机两翼末端各拖着一条红布带，在多架中美战机的空中警戒之下，于中午时分降落在芷江机场。当时在现场采访的著名记者严怪愚注意到一个细节：这架飞机比预定时间晚到十多分钟。后来他得知，这架日机竟然在飞行途中迷失方向，错飞到洪江上空。

    此时，芷江机场已经聚集了不少自发前来的中国民众。时任新六军十四师作战科长的王楚英看到，尽管中国军队已事先设置了警戒线，但当日本人的飞机降落时，机翼上的日本国旗标志还是激怒了现场的中国人，不少人将污物投向了停机坪，一时间喊打声此起彼伏。

    王楚英和另一名中国军官上前打开机舱门，今井武夫此时已肃立门口。严怪愚和王楚英不约而同地用“面有戚色”来形容这位日军少将。得到中方许可后，日军一行八人依次下机，随即分别乘坐两辆吉普车前往距离机场约两公里外的招待所。悬挂于吉普车头处的白旗，看上去格外刺眼。

    和平降临

    这一天的芷江县城，正如中国的许多城市一样，到处张灯结彩，旗帜飘扬。县城门口、机场入口、公路道口、大桥两端，立起了一座座彩饰牌楼，上缀“胜利之门”、“正义大道”、“和平之桥”等匾额，象征胜利的巨大V字标志金光闪闪，古城里的居民穿上了节日的盛装。

    与县城里的热闹气氛相比，洽降会场显得格外庄重肃穆。这是一个木质结构的西式平房，原本是当地空军驻地的礼堂。会场前的空地上挂起了中、美、英、苏四国国旗，通向会场的左右入口处各扎有一座松柏牌楼，分别缀有两个字，“公理”和“正义”，中间则是一个V字，上面扎着四个大字——“和平之神”。

    屋内以木栅为界分东西两区，东区墙上挂有孙中山画像，上方是“天下为公”四个大字，左右则是“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的字联。画像前的几张桌子，此时铺上了雪白的桌布。易君左形容说，这些桌子看起来“好像是法官的案台”。而在西区则只有一张长桌，这里是记者席，墙上悬挂着一口大钟。

    洽降会议开始之前，在场的所有人都处于一种兴奋的状态之中。房间的一端，中美军官互相道贺，留在易君左脑海中的一个突出印象，是中国陆军参谋总长萧毅肃和美国代表波特勒响亮的笑声。另一端的记者席则几乎被外国记者带来的打字机霸占，打字机的声响甚至盖过了人们的喧哗与嘈杂。

    严怪愚特地数了一下，汤恩伯、张发奎、卢汉、王耀武、杜聿明、吴奇伟、廖耀湘、郑洞国、张雪中等国军高级将领都列席了这次会议。因为会场面积有限，而特地前来见证这一历史时刻的人太多，仅中外记者足有数十人，一些人不得已被挤在了走廊和会场外面进行旁观。

    15时20分，今井武夫等四名日方洽降代表脱帽步入会场。他们走到空位处，面对坐在主席位置的中美代表深鞠一躬。负责现场拍摄的美军摄像师捕捉到一个细节：日军中佐参谋桥岛芳雄坐下之后，一直紧张得不停擦汗。而据今井武夫回忆，参与此次洽降的日方飞行员松原喜八，在芷江时每次用餐都哽咽难食。

    最后的较量

    直到此时，日本人仍不甘愿接受失败的现实。就在接到日本天皇的“玉音放送”之后，冈村宁次仍在叫嚣，日军在战役中仍居于“压倒性胜利之地位”，“以如此优势之军队而由软弱之重庆军队来解除武装，实为不应有之事。”而在他当时的表态之中，一直使用“停战”，始终不提“投降”二字。

    在洽降会议现场，今井武夫如法炮制。在向中方通报了随行人员的身份后，他声音低沉地报告：“本人奉驻华日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将军之命前来晋谒中国战区负责人，领受指令。”他特别强调，自己的任务是在“停战协定”签字前同中方联络，无权在任何文件上签字和解决问题。

    他的这番表态立即引起中美代表的警觉，萧毅肃怒斥道：“日本天皇已下诏接受《波茨坦公告》实行无条件投降，命令日军停止战斗，交出武器。贵官是冈村宁次将军派出的投降代表，前来接受中国战区关于侵华日军投降的命令。你在口头报告中用‘停战’代替‘投降’一词，殊为不妥，特予以纠正。”

    在呈交相关文件时，日军同样表现得很不配合。早在三天前，中方就已电令冈村宁次，命其把中国大陆（除东北三省）、台湾和越南北纬16度以北地区所有日本军队的指挥系统、兵力分布、机场、舰艇、弹药库、布雷区的位置和现状之表册图籍全部呈交。

    今井武夫表示，只带来了日军在中国战区的兵力部署图，并无表册，同时该图上并没有台湾和越南的兵力部署情况，理由是驻扎在这两个区域的日军不属冈村宁次管辖。尽管如此，当这张兵力部署图被展开时，现场镁光灯闪烁了足有十多分钟。人们明白，无论日军多么不情愿，他们至少在形式上已经缴械投降。

    随后，中美代表用中、日、英三种语言宣布了要求今井武夫转交冈村宁次的《中字第一号备忘录》。这份备忘录中规定，在中国战区内的日本陆海空三军应接受命令，向中方指定之受降主官全部投降。这场洽降会议于17时许结束。此后两天，中方又就受降的细节问题向日方接连发出三份备忘录。

    8月23日，战败者们带着“绝望的孤独和不安的心情”离开芷江。

    “三九良辰”

    胜利来得太突然，以至于人们起初并没有来得及准备好迎接它的方式。1945年8月15日，当日本投降的消息通过国际电讯传出后，中华大地上最先响起的竟然是一阵对空鸣放的枪声。此时这枪声已不再是令人恐惧的屠掠之音，而是庆祝和平的欢快之语。

    8月15日，在湖南安江出版的《中央日报》发出日本无条件投降的号外。人们跑到大街上，抬着收音机满街巡游，喇叭中传出的是日本天皇宣读《终战诏书》的声音，庆祝胜利的爆竹皮在街上堆起厚厚的一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