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晃过去二十多天了，高易鹏一直没有收到程全昭的回信。方志敏很着急，便要求高易鹏亲自去一趟上海，落实这些文稿和信件的送交情况，并再次用米汤写了几封密信，请他想办法送交宋庆龄、鲁迅和李公朴。高易鹏以料理家事为由向看守所请假，于7月30日取道九江，坐轮船赶赴上海。他很顺利地找到了李公朴，又赶回杭州找到程全昭，知道她已把文稿和信件交给了胡子婴，也就放心了。不过从此他再也没有回到南昌看守所。胡子婴接到稿子和信件后，交给了胡愈之和毕云程。中央特科负责人王世炎经显影阅看后，将文稿抄件送给莫斯科共产国际东方部，东方部又将文稿转到法国巴黎《救国时报》。《救国时报》是中共设在国外的一家报纸，主编为李立三，编辑部负责人是吴玉章、张报等人。方志敏被害后，他们于1936年1月29日即方志敏被俘一周年时发表了《在狱致全体同志书》和《我们临死以前的话》两篇文章。编辑部还整理出版了《民族英雄方志敏》一书以纪念烈士。由此可以证实，程全昭送文稿的任务确已出色完成。

　　1938年4月下旬，胡逸民把他的三姨太太向影心带到监狱照顾生活，她也经常帮方志敏买点纸笔，选些书报，通报一些外面的信息。方志敏要她为监狱里的患难同胞做点好事，向影心表示愿意效劳。中央档案馆至今还保留着方志敏1935年6月11日一封《给胡罟人的信》，颇能说明当时的情况。胡罟人就是胡逸民，考虑到胡的安全，方志敏特给他取此化名。1983年胡逸民从香港回大陆定居，这位耄耋老人对方志敏文稿转出监狱的过程一直记忆犹新。在程全昭送的第一批文稿尚未证实是否送到的情况下，方志敏考虑时间紧迫，又拿出第二批文稿请胡逸民想办法送出。胡逸民特安排向影心专程送到上海去。后来才知道，这个向影心口是心非，她对胡逸民早已怀了二心。方志敏写好了三封信，一封是写给中央的，内容是说明在狱中所做的事和所写的文稿；另一封是给孙夫人的，在右角上下都点了一点；还有一封给鲁迅先生，在右角点了两点。他对胡逸民说：“请你记住你对我的诺言，无论如何，你要将我的文稿送去。万不能听人打破嘴而毁约……”但向影心一离开南昌，便到了南京，很快与桂永清鬼混在一起，接着又与戴笠好上了。抗战爆发后，向影心来到重庆，做了毛人凤的姨太太。可喜的是，1940年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有人发现了方志敏的手稿，便用重金买了回来。这正是向影心带出去的那篇篇幅最长的《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后来又有人在上海、南京发现过方志敏的手稿，可能也与向影心带出的那批文稿有关。

　　蒋介石对方志敏劝降失败后，下达了秘密处死的密令。1935年8月6日方志敏在南昌英勇就义，年仅三十六岁。就在此前几天，方志敏已觉察到敌人要对他下毒手了，特将最后一批文稿托付给了胡逸民，请他出狱后一定要想办法送到上海交给鲁迅先生，请鲁迅转交党中央。胡逸民经于右任先生说情，冯钦哉先生具保，不久便出狱了。他把文稿藏在行囊中带了出去。他到杭州休养了一段时间，将近年底才去上海找鲁迅，可是鲁迅已在不久前病故了。这时他想到了上海各界抗日救国会联合会，便直接去找章乃器。接待他的又是章乃器的夫人胡子婴。胡逸民说明来意后，他们当面把纸卷打开看了，里面有多篇文稿和信件，除《给党中央的信》是密写的外，其余文稿全部都是墨书。不几天章乃器被法租界巡捕房传去，胡子婴想到家中还藏有方志敏的文稿，为安全起见，特打电话报告孙夫人，并嘱章的胞弟、共产党员章秋阳亲自送去。孙夫人保管了几天，觉得还是尽快交给党组织好，于是又嘱专人送交冯雪峰。冯看了文稿后作了批语，交“小K”（潘汉年）保管，“小K”觉得自己的工作流动性大，建议交给谢澹如。冯又将文稿转给了谢。就这样，谢澹如将这批文稿一直保存到全国解放。解放后已收集到的方志敏狱中文稿有十三篇，约十三万多字，稿子末尾都注明了写作时间。最早的写于1935年4月22日，最后的一篇写于6月29日。1951年上海出版公司出版的《可爱的中国》一书，就是出自于这批原稿。另外，《给孙夫人的信》和《给鲁迅的信》，高易鹏因没能送达，就地销毁了。另一篇《给我妻缪敏同志的信》也只有篇目，一直未发现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