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牵涉到国共双方及民主党派的很多重要人物。对于方志敏狱中文稿的来龙去脉，文章梳理得相当清晰。由此可知，唐先生《鲁迅的故事》一书中，描写鲁迅收到方志敏信稿的《同志的信任》一文（此文因多次收入语文课本，影响甚大），其实带着很大的创作成分。
在南昌“绥靖公署”
1935年1月29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军的创建者和领导者方志敏在江西怀玉山陇首被俘。当天下午，方志敏便被押至驻陇首的国民党军第43旅727团团部。团长要方志敏交代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有关情况，方志敏不予理睬。为袒露自己政治信仰，方志敏写下一篇正气凛然，两百多字的“自述”。这是方志敏被俘后写的第一篇文稿，后成为《方志敏文集》中的首篇。第二天，敌43旅旅长刘振清把方志敏送到了上饶行政公署，后又把方志敏押到南昌，囚禁在“绥靖公署”军法处看守所。
方志敏被关押在一间不足十五平方米的三等号子里。国民党当局采取一切手段进行“劝降”，每天来充当“说客”的人不少。“绥靖公署”主任顾祝同也亲自出马，他说：“方先生正值英年，来日方长，请不要持消极态度。委员长的意思，只要你发表一个声明，还想推崇你为国家做一番事业呢。”但方志敏软硬不吃，他说：“我是政治家，不是阴谋家，要我加入你们一伙绝对办不到。”为了向党中央汇报自己的情况，这时的方志敏还利用写“口供”的机会，从三月中旬开始着手写作《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和《我临死以前的话》。不到一个月，他写了一万多字，但这个三等号子人员复杂，又不具备向狱外传递文稿的条件，因而他又把这些文稿销毁了。
一个多月过去了，国民党当局决定把他转移到“优待号”去，企图利用这个特殊的环境来软化他。这个“优待号”里关的都是国民党的一些官僚政客和有头有脸的人物。他们被扣下狱，有因利益冲突，权力倾轧的；也有因同情抗日，为人民做过一些好事的。“优待号”不仅设备齐全，而且所有犯人都可以在大墙内自由活动，打牌下棋，书信往来，还可以带太太来陪住。方志敏进了“优待号”，但那副十多斤重的脚镣却一直没有打开过。一天，一个对方志敏有同情心的看守兵向他透露说：你的案卷上批了“缓办”二字。方志敏想，那就应利用目前的机会，一是争取越狱，二是写些东西，以必死的决心，图意外的收获。
狱中的统战工作
在“绥靖公署”，方志敏不仅很快与狱中的共产党人取得了联系，而且抓住一切机会争取看守所里其他的人。一天，一个四十多岁，名叫“永一”的人主动接近方志敏，他说他很敬重方先生，想借此机会求教。此人真名叫胡逸民，自方志敏转到这里后，监狱当局就委托他做方志敏的“工作”，若能成功，可以将功补过。经过几次接触，胡逸民觉得方志敏确实是个了不起的共产党人；方志敏也觉得他有一定的正义感，两人便成了朋友。胡逸民这才将自己的真名告诉方志敏，他是浙江永康县人，所谓“永一”是永康逸民的谐音。他真情地说：“方先生如果信得过我的话，有什么需要我办的事，尽管说。”方志敏知道他早年参加同盟会，曾追随孙中山推行民主革命，是一位有一定影响的国民党元老。他之所以被扣下狱，罪状正是“通共嫌疑”。
当时担任看守所代理所长的凌凤梧，是狱中最关键的人物。凌凤梧有个老同学叫钱协民，靠吹牛拍马，爬上了军法处上校副处长职位，而凌凤梧混到如今还是个上尉代所长，心里一直忿忿不平。方志敏看透了他的心思，便常常劝他，说官场是个险恶之地，作为一个受过教育的人，还不如去教书做学问。凌凤梧对方志敏十分敬佩，他悄悄地把那副十斤重的脚镣换成了四斤重的，还借钱给方志敏零用。方志敏借写“口供”为名写文章，凌凤梧睁只眼闭只眼。方志敏就义之后，因人告发，凌凤梧以“通匪”之罪被捕受审。他拒不承认“通匪”的指控，说自己只是奉上级之命去劝降。折腾了几个月，最后以撤职了事。凌凤梧回到浙江老家，听从方志敏的劝导，一直在东阳县巍山中学教书。新中国成立后他还担任了县政协委员。另一位浙江人高易鹏，是通过老乡凌凤梧的关系在看守所任文书的。这位年轻人对方志敏更为同情，还多次上街为方志敏买笔和纸。
从四月中旬开始，方志敏一边看书读报，一边抓紧写作。为了避开敌人的耳目，他往往晚上动笔写到深更半夜，写好一张就藏一张。这批文稿用绳子扎着，藏在床板底下，一直没被敌人发现过。就这样戴着脚铐手镣的方志敏，在六个多月的时间里，以惊人的毅力写出了十多万字。
四批文稿的下落
方志敏与胡逸民、凌凤梧、高易鹏等人都是单线联系，他们相互之间并不了解对方与方志敏的关系。方志敏的第一批文稿写完后，决定尽早把它送到上海，交给党组织。但怎么联系，找什么人送，那就困难了。方志敏试探着找高易鹏帮忙，小伙子表示愿意帮助。他说：“我的未婚妻叫程全昭，在杭州教书，对上海很熟悉，人也机灵，我想叫她去送。”方志敏同意了他的计划。不久程全昭来到南昌，方志敏把一包文稿和信件交给她说：“上海的朋友你如果找不到，可以把它
送到‘内山书店’，请鲁迅先生转交；或者改送‘生活’书店，交邹韬奋、李公朴两位先生转交。”程全昭改名为李贞，打扮成学生模样，到了上海。她首先去“内山书店”，但没找到鲁迅先生。接着她又赶到生活书店找邹韬奋、李公朴，不料两人也都外出了。当时店里跟她见面的人，一位是胡愈之，另——位是中共中央特科的毕云程。程全昭说自己是邹韬奋的亲戚，给他带来了信，请他下午到宝隆医院门口见面。说完就钻进黄包车走了。考虑到邹韬奋下午不一定能回，为了便于沟通，胡愈之立即打电话告诉了章乃器夫人胡子婴，请她想办法去接信件。胡子婴迟疑了一下：去吧，就怕中敌人的圈套；不去吧，又怕误了大事。思虑再三，她打扮成阔太太模样，珠光宝气坐上黄包车来到宝隆医院门口。双方经过一阵谨慎的问话，程全昭觉得没有什么怀疑了，便把纸包和信件交给胡子婴，说“这是南昌送来的”，就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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