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是中国中部地区重要的政治经济中心城市。被称为东方的芝加哥,近代武汉有许多载入史册英雄事迹。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国家总理周恩来，对这座革命城市一直非常关注。早在1911年10月，当听到武昌辛亥革命爆发的消息后，他在学校率先剪去辫子，以示不再是清朝臣民，并立志“为了中华之崛起而读书。”在此后的人生岁月中，他与武汉一直有着一种特殊的缘分。

    一、革命策源：打响第一枪

    1927年的武汉曾是大革命的中心。是中国革命走到了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即生死关头—中国共产党面临道路抉择。

    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为了适应形势的需要，中共中央机关及部分优秀干部前往武汉开展革命工作。5月下半月，周恩来从上海秘密乘英国轮船到武汉。

    4月27日至5月9日，中共五大在武汉召开。大会虽然对右倾错误提出了批评，却没有拿出纠正这些错误的办法。周恩来为五大代表，由于在过去工作中的出色表现，虽未出席会议，仍被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并当选为中央委员。随后，在五届一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任中央秘书长（未到任）。此时，由第十四独立师师长夏斗寅发动的武装叛变，被武汉卫戍司令叶挺于二十日率部击退。武汉政府转危为安。

    7月12日，中共中央实行改组，由张国焘、李维汉、周恩来、李立三、张太雷五人组成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代行中央政治局职权，陈独秀则被停职。在此期间，鲍罗廷根据共产国际指示，提议“准备一些军队去南昌回广州”。

    7月15日，汪精卫集团撕下伪装，在武汉实行“分共”，武汉国民党中央通过《统一本党政策案》，正式宣布同共产党决裂。随后大规模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不久，宁、汉合流，大革命失败。为了挽救革命，临时中央政治局决定了三件大事：一是将党所掌握和影响的部队向南昌集中，准备起义；二是组织湘鄂赣粤四省的农民，在秋收季节举行暴动；三是召集中央会议，讨论和决定新时期的方针和政策。（原定7月28日召开，但由于当时白色恐怖严重，交通不便，会议代表难以集齐，一直到8月7日才开会）。

    武汉地区陷入一片白色恐怖之中，临危受命，7月26日，周恩来由陈赓陪同赶到九江，为执行向南昌集中，准备起义。8月1日，凌晨，和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领导中共掌握和影响下的国民革命军二万余人，在南昌举行震惊中外武装起义，打响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起义后，根据中共中央关于立即南下，占领广东的预定方针，讨论南下行军路线问题。

    这次周恩来在武汉呆有2个月时间。在黄鹤楼街乾福巷6-13号的中共中央军委办事处。也是八一南昌起义的重要策源地。在聂荣臻的协助下对大量军事干部进行了调动与安排。制定新的出路，踏上新的征程。

    二、抗战岁月：珞珈山上的“小客厅”

    全国性抗日战争开始。1938年的武汉曾是武汉会战的中心。守武汉而不战于武汉。武汉失守后,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

    1937年7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号召全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掠”。中共中央对开展武汉地区抗战工作也非常重视，8月的洛川会议就决定成立长江沿岸委员会，周恩来为书记，统一领导长江流域党的工作。

    12月的政治局会议又决定由周恩来、博古、项英、董必武在武汉组成中共中央长江局，统一领导南部中国各省党的工作；为贯彻以上精神，周恩来、王明、博古、邓颖超等在12月18日由延安抵达武汉，驻武汉，负责与国民党联系谈判，开展统战工作。

    全民族抗日战争中的国共关系,是由当时的时代背景和中国国情所决定的。在武汉工作期间，为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更加巩固和发展，周恩来曾十二次与蒋介石会谈，开启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的“蜜月期”。

    1938年初，周恩来应邀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这一任职本身即为国共组织合作形式上的重要表现。中共希望在周恩来任职政治部基础上，进一步商讨两党合作事宜，以期在组织合作上有所突破。然而，国共两党对待组织合作的初衷并不一致，谈判中着眼点也不尽相同。为保卫武汉，周恩来还组织第三厅开展“抗日活动宣传周”、“七七献金”、为军官训练团授课、为青年学生演讲等。武汉许多地方都留下他的足迹。

    武汉会战从1938年6月11日日军进攻安庆起，至10月25日中国军队撤出武汉止，历时4个半月。武汉会战是抗日战争战略防御阶段规模最大、时间最长、歼敌最多的一次战役,大大消耗了日军的有生力量.武汉会战后，随着国际局势的演变，蒋介石对于自身战略地位的评估发生重要变化，导致其政策转向。国共关于组织合作的深入磋商亦无从推进，由于中日民族矛盾高于国内阶级矛盾没有变;国民党当局仍在坚持抗战没有变。国共依旧只是保持遇事协商的惯例。周恩来在有限空间内仍然宣传中共抗日主张与建议，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对协调两党关系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0月24日，到新华日报社为在武汉出版最后一天报纸作出安排。在隆隆的炮火中，周恩来写下《告别武汉父老》社论，许下承诺：“我们只是暂时离开武汉,我们是一定要回来的,武汉终究要回到中国人民的手中!”次日，根据周恩来指示，在重庆出版第一张《新华日报》。25日，送走最后一批撤离的同志，在汉口沦陷前数小时离开。

    这次周恩来在武汉度过了310天。期间，他与邓颖超曾居住在武汉大学珞珈山南麓的一栋小楼里。这里，周恩来与国共两党要员共商抗日大计，会见斯诺、史沫特莱、斯特朗、艾黎等国际友人，广泛接见各界民主人士、文化界和新闻界的知名人士、爱国进步青年。这栋小楼因而有了“国共合作抗日小客厅”之称。随后军事部署，即在武汉周边地跨鄂豫皖湘赣5省边的鄂豫边区，活跃着一支英雄部队。即新四军第五师。

    三、大悟宣化店，竭力救中原

    抗战胜利后，1946年1月，国共双方同时下达停战令。国民党却利用停战协议，选择围攻中原作为发动全面内战的起点，制定了1946年“5.5—5.9”扫清围歼计划。

    当时，中原解放区坚持抗战七年，据长江、汉江之险，平汉铁路纵横其间，扼守华中重镇武汉，成为了蒋介石集团的“眼中钉”。湖北省档案馆保存的一组档案，真实见证了在艰苦环境中这支军队孤悬敌后、远离主力，深陷日伪顽三方夹击的艰辛历程。

    3月5日，周恩来、马歇尔、张治中组成的军事三人小组从延安飞抵汉口谈判。听取武汉执行小组的汇报。周恩来提出：新四军第五师驻地粮食不足，要求将全师四万人调驻安徽五河。张治中说回渝再谋解决。后来在重庆，周恩来再次提出，张治中答复执行整军计划时再解决。

    3月16日周恩来和董必武致电叶剑英等：现第五师又遭蚕食与进攻，请催执行小组建回汉口，前往黄安处理冲突事件。

    5月1日，周恩来得知国民党当局密令围攻中原解放区郑位三、李先念部后，同接替陈诚的国民党代表徐永昌会谈，声明如果进攻第五师，其全部责任当由国民党负之。表示为制止进攻，愿与徐永昌及美方代表同往第五师地区视察。并以同样内容致电马歇尔。

    5月5日，周恩来和宋时轮等同徐永昌飞抵汉口，与徐永昌、白鲁德会谈。要求尽早将被国民党军队包围的六万部队撤出，说这是最好的解决办法。提议到中共部队指挥部巡视后在汉口制订解决办法。徐永昌派武汉行营副参谋长王天鸣为他的代表前往。

    5月6日，同王天鸣、白鲁德及第九、十一执行小组乘汽车离武汉，因洪水暴发受阻，八日上午到湖北礼山县宣化店（现属大悟县）。8日，同王天鸣、白鲁德听取李先念、王震等关于国民党一对第五师围攻情况的揭发。晚，同王天鸣、白鲁德初步商定停止冲突的四条协议。

    5月9日，回到武汉。10日，同徐永昌、白鲁德签订停止中原战事的协议。协议规定制止本地区小规模战斗、立即停止部队移动、立即停止新碉堡和永久性工事的构筑等七条。为贯彻执行协议，增设第三十二执行小组，驻宣化店。当天和徐永昌、白鲁德飞返南京。

    这次，周恩来在武汉停留，力促“停战调处”，力争主力合法转移，带队亲赴宣化店。采取各种视察、谈判举措，推迟了全面内战的爆发。

    四、建设足迹：从三峡到武钢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湖北揭开新篇章。从贯通南北长江第一桥到三峡大坝，从武昌“钢铁城”到十堰“汽车城”崛起……。凝聚着建设者的汗水，更凝结着开国领袖们的关怀与期望。周恩来多次视察湖北，关心农业、工业与民生。仅1958年为例。

    水利命脉：1958年2月26日，周恩来飞抵武汉。27日，在船上主持会议，听取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魏廷铮关于汉江流域规划和丹江口水利枢纽工程设计的汇报，28日，冒雪实地考察荆江大堤的几个险要堤段。3月1日，率领随行人员看南津关坝区和三斗坪坝址。在中堡岛上详细观察坝址后，认真了解地质勘测工作。周恩来为荆江分洪题词：“要使江湖都对人民有利。”

    农业关怀：4月6日，上午10时许，周恩来总理和罗马尼亚政府代表团一行在湖北省省长张体学陪同下，从省城武汉驱车来到五里界。在武昌县委书记梁家瑞、县长祁曙东等带领下，来到山河乡锦绣大队的郭家畈。驻队蹲点的干部能做到和群众“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时，连连点头称赞。周总理对干部办试验地很重视，“试验地干部要搞，群众也要搞，可以学到科学种田的技术。这样，领导工作有经验，群众生产有技术，也能培育人才。”面对眼前农业生产的好形势，周总理也连连赞许。

    情系“武字头”项目：11月25日，和贺龙陪同金日成到武汉，参观武汉钢铁公司，向金日成介绍武钢建设的总的设想。在国家“一五”时期的总投资中，湖北占比达百分之8．4，位居全国第五。一批重点项目落子武汉。向湖北省和武汉市的负责人指出：要武钢不仅出产品，而且要出人才；要关心群众的生活，在重工业发展的地方，要搞好轻工业和商业。26日，陪同金日成首相和朝鲜政府代表团访问湖北应城县红旗人民公社。

    1961年1月11日，飞抵武汉。就湖北工作和长江水利问题约张体学、林一山谈话。在丹江口选址之时，毛泽东不仅考虑到长江中游的防洪，而且高瞻远瞩地与未来的南水北调路线联系起来。丹江口水库后来成为亚洲第一大人工淡水库，为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水源开发打下基础。

    东湖樱园的由来：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后，田中先生一上任就立即作出决断，恢复邦交，这是了不起的，值得称赞。周恩来还回忆起他五十六年前在日本京都岚山观赏樱花的情景。园内种植的第一批樱花由日本前首相田中角荣赠送给邓颖超，再由邓颖超转赠武汉东湖，如今东湖樱园已成为武汉著名的赏樱胜地，见证了中日友谊。

    周恩来在中共五大入选中央政治局委员，周恩来的革命与建设生涯便与武汉这座城市有着无法割舍的联系。周恩来在湖北武汉的足迹，是荆楚大地上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如今这座在周恩来心目中有着特殊情缘的城市，正在阔步向“相会于中华腾飞世界时”发展，这是对周恩来同志最好的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