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的父母都爱自己的子女。作为职业革命家的父亲，不仅仅是爱自己的子女，而且是爱所有革命者的子女。他革命的目的，就是要使所有的穷人都能翻身得解放，使天下的孩子都能过上幸福的生活。

    我的父亲陈正人，作为江西省委首任书记，主政江西的工作，其中一项任务就是要把在长征时，留在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孩子都找回来。他和副省长兼民政厅厅长方志纯不谋而合，准备在吉安地区建立一所革命烈士子弟学校和一所工农速成中学。把所有的红军留在在农村由穷苦百姓帮助抚养的孩子都找回来，放在这两所学校学习。首先是为这些孩子建立档案，供他们的父母来认领，带回去由亲生父母抚养。无父母认领的，视为烈士子弟，留在革命烈士子弟学校和工农速成中学培养教育。高中毕业后，能考上大学的就上大学，由国家公费培养，毕业后，由国家统一分工作。没有考上大学的，由烈士子弟学校和工农速成中学，统一分配工作。我父亲和方志纯副省长常会到这两学校看望革命后代。

    我父亲的大爱，远远超过了一个父亲之爱！他的大爱，深深的留在这些革命烈士子弟的心田里！

    至于我的大哥陈永生、大姐陈春生、大妹妹陈宜生，都留在农村，但处境各自不同。一时未找回来。我是第一个找回来的孩子，我的大弟弟陈迪生和小妹妹陈延生还在汉口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干部子弟学校学习。所以，这段时间，我们兄弟姐妹只有我一个人在父母亲的身边。父母对我的爱和关心，是我从来没有享受过的。

    我从瑞金农村回到南昌，从第一天晩上就开始，同父亲睡在同一个房间。父亲睡大床，我睡在大床前的大沙发上。妈妈睡在另一间房子里。我睡下后，父亲过来摸摸我的头，摸摸我的脸。一股幸福的暖流，温暖着我的全身。我热泪盈眶。这种幸福感，是我难以用语言表达的。也许，常同父母在一起生活的孩子，不会有这种感觉，也是难以想象的。

    此后，父亲外出做报告，或者参加庆祝活动，都会带我去。给我印象最深有两次：一次是到八一革大做报告，我同父亲一起坐一辆缴获的美国小吉普车到八一革大礼堂。他让我同警卫员坐在一起听他做报告。父亲做报告开始讲话声音比较小，速度也比较慢。然后，声音逐渐大了，语速也慢慢加快了。至于他讲的什么内容，我基本上是没有听懂。因为父亲讲的是普通话，而我讲的是赣南瑞金的客家话。在短时间内，我很难改变我的客家话。父亲周围的秘书、司机、警卫员都是南下的东北人。我天天都同他们学习带东北口音的普通话。从此，再沒有任何瑞金人同我在一起。这就逼着我不得不学习普通话。

    第二次父亲带我参加的活动就是到八一公园参加一个纪念活动。那时的八一公园很简陋。主席台是用木头、本板临时搭建的。摆放一张桌子，父亲站在桌子前讲话。

    父亲要我参加这些活动，就是要我融入新社会，了解新中国，开阔新眼界，增加新知识，包括尽快学会普通话。

    母亲对我的关爱主要是体现在生活上。我从瑞金回来的第二天，母亲就叫裁缝到我们家给我量尺寸，做了一套新衣服，还有一顶帽子。她还带我到胜利路 商店买鞋子和生活用品。没有几天就将我的衣着更新了。将我穿的农村旧衣服就退给我的养父陈文魁带回去了。

    母亲还要她的警卫员李连田陪我到省军区医院检查身体和治病。刚从农村回来，几乎全身都有病。沙眼、肺病、寄生虫、营养不良、贫血……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使我的身体好多了。母亲还为我订了一磅牛奶，让我每天坚持喝。

    母亲还让我跟她到省总工会同她住在一间办公室。省总工会位于中山路，原先是国民党时期的一家银行，是一栋办公楼，根本就没有宿舍。所以，我只能跟母亲睡在一间不大的办公室。母亲睡在一张单人的木床上，我睡在帆布折叠的行军床上。她的一个女勤务员睡在另一间房子。

    母亲很关心我的学习，她很快就为我联系了总工会北面的法院前小学，作为插班生。那是1949年10月份，我囯还没有推广普通话，老师讲课用的是南昌话，由于语言不通，老师讲课，我完全听不懂。听了几课，等于聋子的耳朵，什么也听不懂。我只好退学，回家自学。看小学二年级的语文课本，练习写字，认字。不懂就问妈妈或者叔叔阿姨。妈妈还教我学习写信。不会写的字就问妈妈。这是我学习文化的一个渠道。

    天冷了，母亲叫女勤务员给我做了一条棉褥子。这条褥子一直用到我大学毕业参加工作为止。有了工资以后，我才换了被子和褥子。

    记得在10月下旬，父亲要到汉口参加中南军政委员会会议。他要带我一起去。反正这段时间，我什么事也干不成，我就跟父亲一块去了。

    父亲决定先坐汽车到长沙，约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兼省军区政委黄克诚一起到汉口开会。那时候，江西和湖南都刚刚解放不久，社会安全很不稳定，土匪还不少，公路也不好，一路上全是沙石路面。一辆美国吉普车，一辆十轮大卡车。父亲要我一起坐吉普，车上还有一个秘书、两个警卫员。他们两个都配带短枪。大卡车装载一个排的警卫，车头上驾着两挺机枪。战士有的背的是加拿大冲锋枪，有的背的是三八式步枪。小车在前面，大车在后面。

    一路上，风尘仆仆。但小车和大车上的人都很安静。警卫们，为了首长的安全，一个个都保持高度的警惕！生怕有意外的情况出现。

    可是我一个从农村回来的放牛娃，缺乏军事训练，更不懂得军队纪律，一旦内急，我就提出要下车撒尿。父亲说：

    “不行！这里是山谷，不安全，难免有土匪。憋着吧！”

    走出山谷，出现了一块平地。我又提出要下车的要求。父亲同意了，大车小车的人通通下车，大车上的战士下车后，围了一个圈，让我在圈内撒尿。父亲在吉普车旁边就地解决。其他战士，也趁机就地解决。之后，上车继续前进。

    自此以后，只要坐车行军，或者坐车远行，上车前我都不喝水。免得给大家添麻烦！

    到了傍晚，才到了长沙，我和父亲在黄克诚伯伯家吃的晚饭。记得他用兔子肉招待我们，饭菜特别简单。

    第二天，卡车上护送父亲的警卫排回南昌了。吉普车和司机也回南昌了。坐在吉普车上的人全部留下，在长沙休息了一个白天。有父亲和我，有机要秘书张鹏和贴身警卫员张树勋。好像还有勤务员李洪林。

    当天晚上，我们和黄克诚伯伯一拨人，从长沙起程坐火车到汉口。我和父亲在一个包厢。这是我第一次坐火车，当晚，我们的火车，横渡长江。那时没有铁桥，火车要一个车厢一个车厢拉上渡船。坐车的人不必下车，仍然可以在车厢里休息。

    到了汉口，我们被安排在交际处住，实际上是一栋高级宾馆。有几个中南军政委员会领导的家也在附近的小楼里住。我只记得有陶铸和王盛荣两个伯伯。后来，我到汉口上学的时候，常会到这两家去玩。因为我曾经同陶斯亮和王安生、王小荣同过班学习。几乎每个星期六下午，王盛荣伯伯和赵明珍姑姑都会派车接我到他们家住一晩上。他们视我如己出，这种深厚的感情，使我终生难忘，我一直深深地怀念他们。对于曾志妈妈和陶铸伯伯的感情更是如此。因为后来他们一家都从广州到北京来了，见面的机会都更多了。

    父亲在交际处的时间很短，他很快就到汉口北郊与谭政伯伯住一个大院里。是国民党留下的一栋小别墅。父亲睡大床，我睡在他旁边一个大沙发上。

    我到汉口没有事，纯属是父亲要我陪着他到汉口玩，以便开阔眼界，增加社会知识。父亲休闲时，让我陪他散散步，聊聊天。父亲开会时，让我在卧室的桌子上练习写毛笔字，父亲有空时也会亲自教我如何写毛笔字。他的字写得很好，是仿毛体，能达到以假乱真。有不少报纸、刊物的名字都是他题的，还有纪念碑、墓碑也是他写的。例如《江西日报》《井冈山报》和刘建章墓碑上的碑文“为人民的利益而死，死有余荣”就是他题的。不少人都以为是毛主席写的。其实，这是误解。

    父亲对于我的学习非常关心。有一天他对谭政的夫人王长徳说：

    “川妹子，我有一个大学生想到你的学校学习是否可以呀？”

    王长徳回答他：

    “江西老表，你开啥子玩笑啰，我办的是一所小学，怎么能收大学生呢？”

    我父亲乐呵呵地对她说：“川妹子，你误会了，我说的大学生不是上大学的大学生，而是年龄大的小学生。”然后，他拉着我的手对王长徳说，“就是我这个儿子瑞生，当年我们离开中央苏区时，留在当地老百姓抚养的。今年已经整整16岁了，耽误读书了。拜托你收下他吧！”

    王长徳是一个心地善良而又善于助人为乐的长征干部。她很干脆地回答了我父亲：“这样的大龄孩子，我收下了。明年开学叫他来报到。我们学校也有这样的大龄孩子。我们会想办法尽快地帮助这些大龄孩子完成小学的学业。早点去考中学。把孩子交给我，你放心吧，江西老表！”

    我父亲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他笑呵呵地说：

    “川妹子不愧是长征干部，办事干脆利落！瑞生，到学校要好好听王校长的话，好好学习，赶上去，尽早毕业上中学。”

    1950年春天，我和宜生妹妹、广丽表妹一起到汉口跨进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干部子弟学校的大门。学校的教导处长李咏南老师给我们出了语文题和算术题让我们答。根据我们考试的结果，指定我上二年级，宜生和广丽则上四年级。因为她们从农村出来之前一直是上学的。而我从农村出来时，早就失学了。从年龄来说，我比她们大三岁。这真使我感到羞愧难当。

    命运不是注定的，是可以通过人发奋图强改变的。父亲在我的一把折叠扇面上题了一句话勉励我：“有志者事竟成”。这成了我一生的座右铭。

    我们这所学校的校长、教师、后勤行政人员，全部都是军人，只有个别老师是从地方聘请的优秀教师。我们二年级的班主任是宋玉梅老师。她对我特别关照，每当我遇到什么学习上的困难，她都会不厌其烦地指导我。我所有的课余时间都用在学习上。所以我的学习成绩突飞猛进。同时，我还加入了中国少年先锋队。

    二年级上学期一结束，宋老师要我跳班上三年级。三年级的班主任是张金波老师。我在这个班仍然是年龄最大的。但小弟弟，小妹妺对于我这个从农村山沟子出来的大哥哥没有任何同学岐视我。相反，他们都热心地帮助我。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是丛铁民同学。他帮助我纠正说话的发音，乃至帮助我适应北方的饮食习惯。怎么吃面包、西红柿、半生不熟的鸡蛋….这使我在学习上迅速赶上三年级的进度。

    1950年，朝鲜战争暴发，国民党的飞机多次飞到武汉进行轰炸骚挠，严重威胁我校师生的生命安全。于同年底，我们迁校到江西九江的庐山。那时候的庐山没有公路，山上人烟稀少，风景秀丽，气候宜人。但当时还有许多外国居民，还有一所美国中学。当时，中美两所学校都进行封闭式的教学，井水不犯河水。后来，美国学校全体迁回国了，校舍划拨给我们学校高年级使用。

    父亲对于四野干部子弟学校非常关心。他对这所学校尽地主之谊，凡是王长徳校长提出的困难问题，他都会热心帮助解决。父亲不仅是江西省委书记兼军区政政委，而且他与谭政同志是老战友。1945年日本投降后，我父亲同林彪、罗荣桓、谭政等一起从延安到东北。我父亲任东北民主联军（前身是东北民主自治军、最后改为四野）总政治部主任。后来他认为自己做根据地工作更顺手。他便推荐谭政担任东北民主联军总政政治部主任，自己担任吉辽省委书记兼军区政委。后来，吉林单独成立了省委和省军区，我父亲就到了延吉市担任吉林省委书记兼省军区政委。父亲在延边开辟了一块延边根据地，为东北的全境解放和入关南下提供了兵源和物质供给保障。

    我在庐山这所学校学习了两年，不仅学习成绩优秀，而且荣获了“品学兼优的奖状”，于1952年加入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

    1953年春学校全部搬迁到武昌东湖来望山新建的学校。同年 7月毕业。凡是父母调到北京或赴朝鲜作战的干部的子女，均到北京考中学。我是其中之一。总共有十几个同学，在考试前，我们住在前门大栅栏斜街三元里客店。第二天一早，我就给父亲写了一封信，告诉他我住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考师大附中（即101中学）。真没有想到父亲于当天下午就来到三元里客店看望我了。当他突然走到我跟前时，我感到十分惊喜！

    “爸爸，你怎么这样快就来了？”

    “好久不见了，想你了。”他上下打量了一下说，“长高了，你看都比我都高了。好哇，长得像小伙子一样了。”

    这时，带队的吴心田老师看到我的家长来了，他向我父亲敬了一个军礼：“首长好！”

    “瑞生在学校表现怎么样呀？”我父亲问道。

    吴老师回答道：“瑞生是我们学校品学兼优的好学生。他在53届乙班经常担任班长，而且去年加入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

    “这都是老师们教育的好。谢谢王校长和老师们，你们辛苦啦！”当时在场的还有几个同学，父亲面对同学们说，“预祝大家中考顺利！祝大家都考上北京最好的学校！”同学们热烈鼓掌答谢陈伯伯的鼓励！

    我们男同学参加位于圆明园的师大男附中的考试，女同学参加位于辟才胡同二龙路师大女附中的考试。

    我考上了师大男附中（即101中学）。我在这所学校我只上了一天课。我父母就告诉我参加北京大学附设工农速成中学的入学考试。考场就在沙滩的红楼。没有多少天，就在红楼的围墙外，公布了录取的 名单。我有幸又考上了这所学校。

    北大工农速成中学是三年制，分文科和理科。我参加文科班的学习。文理科的课程都免去音乐、美术和外语课，文科教材要高于一般中学的水平，理科教材就学到初中的教材为止。同时到了我们这个年级又把三年制改为四年制。目的就是要提高升学率。

    我在这个班一入学就被同学们选为副班长。班长是海军参谋长张学思的夫人谢雪萍，她是抗战时期的团级干部。年龄比我大十几岁。当时，我20周岁还不到。是班里最小的一个学生。同学们给我取了一个外号，叫“小朋友”。不久，又被全校同学选为学生会副主席。而且校学生会副主席一干就四年。社会工作压力很大，我工作又十分认真，而那位主席又常常撒手不管。

    就在这所学校学习过程中，父亲出差在外，还常给我写信，关心我的学习和生活。印象最深的一次是，给我写信，问长问短，还给我寄了一本《马克思的故事》。在书的封面上写上，要我好好读这本书，读完了以后，传给姐姐、弟弟、妹妹看。父亲不仅关心我们的学习，还特别关心我们的思想进步。要我关心囯家大事，要与工农子弟交朋友，不要有特殊化，不要有优越感，要和同学们打成一片，争取早日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党的一个合格的党员。

    我按父亲的要求，经常看巜中国共产党党章》《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特别是认真阅读刘少奇同志写的巜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我还阅读了吴运铎同志写的《把一切献给党》这样一些英雄模范写的书藉。这大大地加深了我对共产党的认识，激励我不断进步！

    1955年，班里的党支部书记王景隆找我谈话。他问我：

    “你想不想加入中国共产党呀？”

    “我当然想呀，可是我离党的要求还很远。我还不夠格。我不好意思写申请入党志愿书。”

    “你认为不够格，可以努力争取嘛。党支书可以派人帮助你，尽快地创造条件，争取早日入党嘛！”

    没有多久，党支部就派了李明权、南祥云两个同志找我谈话：“要入党首先应该明确入党的动机和目的。要了解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是干什么的？要知道做一个共产党员有什么权利和义务？共产党的宗旨是什么？入党首先要解决思想上入党，这是根本的要求，然后才能解决组织上入党……”

    然后，还问我看了哪些关于党的知识方面的书？我告诉他们看了上面所说的几本书。李明权告诉我：

    “不仅要学习党的知识，关键是要体现在行动上。”

    李明权是一位朝鲜族人，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的同志。而且还同美国鬼子拼过刺刀，肩膀上受到重伤。他是从吉林一所工农速成中学转学到我们学校来的。他是延边龙井人。我非常敬佩他。

    接着不久，两个介绍儿就送我一份入党申请书要我填写。紧接着，就召开了党支部大会讨论我入党问题。大会一致通过了我加人中囯共产党。

    事后不久，李明权就告诉我：“经过校党委讨论批准，你的入党时间是1955年12月24日，候补期一年。”

    我对他说：“谢谢支部的关心培养！我一定努力学习和好好做好社会工作，争取做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

    我把这个消息告诉了父亲和母亲。父亲对我说：“祝贺你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你是六兄弟姐妹第一个入党的。希望你戒骄戒燥，不断进步！”

    “我一定不会辜负爸爸妈妈的希望！”

    父亲对我关爱有加，他经常会带我参加一些活动。例如，带我到政协礼堂看演出。常会遇到一些党和国家的领导人。有一次我们从政协礼堂东北小门进，就碰见了陈毅元帅，父亲把我介绍给陈伯伯认识。他们都是当年井冈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是真正的亲密战友。而母亲则专门约我到中南海看望了朱徳伯伯和康克清妈妈。他们都是井冈革命根据地的老战友。我母亲是参加湘南起义后，跟随朱徳、陈毅上井冈山的。在那时，她同康克清的关系如同姐妹一般，经常在一个被窝里睡觉。她们的友谊直到终生。

    我于1957年7月，在北京大学附设工农速成中学毕业了，以优异的成绩保送到北京大学哲学系学习。我成了我们兄弟姐妹中第一个大学生；也是中南军区干部子弟学校毕业的第一个大学生。王妈妈（就是当年的中南军区干部子弟学校的校长）知道后也为我上了北京大学而高兴。那时候，她也随谭政大将调到北京来了，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博物馆副馆长、大校军衔。

    作者陈瑞生，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退休干部。原中央党校进修部副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