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把中共全党思想统一到正确的路线方针上来，克服王明的右倾错误，毛泽东派任弼时到共产国际说明与宣传，以争取共产国际对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制定的全面抗战路线和持久抗战的军事战略方针的理解与支持。任弼时模范遵照毛泽东、党中央指示，出色发挥宣传、说明和沟通才能，在共产国际中起到了卓越的历史性作用。

    一、德才兼备 肩负重任

    1938年2月27日至3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毛泽东决定派任弼时赴莫斯科。在日军作战重心转向津浦路，保卫武汉在即的严重时刻，抽调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主任的任弼时前往共产国际，主要考虑这几个因素：

    第一，任弼时在前线，在抗战思想上与毛泽东一致，并且他有山西抗战的实践。他作为中共高层决策人之一，不论从抗战理论还是从抗战实践的高度，他的宣传具有较强的说服力。

    第二，任弼时的个人经历与共产国际有着历史的渊源。此前的任弼时与苏俄有不解之缘，他曾二次旅居莫斯科。

    第一次是1921年8月至1924年7月，他在共产国际创办的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了3年。作为十月革命后中国最早赴苏俄学习的先进青年，他曾被安排列席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作为工作人员参加了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1922年底因瞿秋白奉调回国，他接替瞿秋白担任东大中国班的西方革命运动史课堂翻译；1924年1月列宁逝世时，他不仅参加了追悼仪式，还有幸作为东方民族代表参加““荣誉守灵”。1924年他与卜世奇、王一飞、彭泽湘代表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出席青年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

    第二次是1926年10月至1927年4月，任弼时作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总书记出席青年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六次扩大会议，在莫斯科生活了半年。

    这一次，1938年3月至1940年2月，任弼时受中共中央委托在莫斯科工作，应该说，无论是从个人经历还是从理论水平都是一个飞跃。

    任弼时在1938年1—2月，就写有《山西抗战的回忆》《怎样渡过抗战的困难时期》《支持华北抗战中的第八路军》等文章和报告。另外，作为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主任，他具有丰富实践经验。这年2月刚由山西前线回到延安。总体考虑，任弼时都是当时协调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关系比较合适的人选，他对苏联有着特殊的感情。他的这些经历，有助于获得共产国际的信任。他既是中国党自己产生的领导人，又可以与共产国际有诸多交往，成为中共与共产国际真正沟通的最好桥梁。

    第三，任弼时此行，还肩负着的任务是“向共产国际交涉‘军事、政治、经济、技术人才’等问题”。

    二、到达苏联 接手工作

    3月5日早晨，料峭春寒，任弼时等离开延安，从西安、兰州辗转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再乘苏联飞机飞抵莫斯科。3月底，任弼时一行到达莫斯科，住在共产国际招待所柳克斯旅馆。在苏治病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稼祥准备返国。他立即开始紧张的接手工作。

    三、出席会议 报告情况

    4月14日，在出席共产国际执委会时，任弼时代表中共中央向执委会主席团递交了书面报告大纲《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和任务》。这份大纲长达1.5万字，分为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现状、八路军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和最近的状况、中国共产党的状况与群众工作、中国共产党目前最重要的任务等5个部分。全面介绍了中国抗日战争8个月来的发展过程，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行全面、持久抗战的方针政策。《报告》着重强调了两点：第一，坚持敌后游击战争的重要性。说明自“七七”以来，8个月的抗战中，中国虽然遭受了一些失败，但在作战地区和敌人后方的游击战争，有着很大的发展，增加了敌人的重大困难。八路军在敌占区开展了广泛的游击战争，创造了持久斗争的根据地。在山西，建立了广大的游击队伍，时常截断、扰乱敌交通运输线，打击敌运输部队，使敌人感到极大的困难和威胁。这些游击队不仅战斗力逐渐增强，而且逐渐形成军队，建立了政权。敌后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使敌占区无法巩固；第二，必须坚持共产党对自己武装的绝对领导，说明八路军在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后，仍然保持着共产党的绝对领导，各种制度均无改变。中共目前最重要的任务，是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保障抗日持久战的胜利，中共须以最大的努力，扩大八路军和新四军，巩固共产党在八路军、新四军中的绝对领导，在一切敌占区内，开展人民游击战争，并选择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地区，创立坚强的抗日根据地，使其成为游击战争的领导核心。

    四、再次说明 补充情况

    5月17日，任弼时出席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会议，对4月14日书面报告大纲作了更为全面详实的口头说明和补充：

    (一)关于中国的抗日战争。任弼时说：中共中央认为，目前中国抗战中部分的失败与挫折是暂时的，最后的胜负要在长期持久战中解决；因此，持久抗战以求得最后胜利是中国抗战的总方针；蒋介石及南京当局对持久抗战的方针是动摇的。因此，目前中国党的“最基本的任务，是防止和克服中国政府对抗战方针的动摇，以一切努力，争取中国持久抗战，以求得最后战胜日本帝国主义。”

    (二)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状况。父任弼时说：团结中国一切力量是争取最后胜利的基本条件。中共中央指出在与其他党派合作中“各党派保持自己组织上的独立性与批评自由，但批评应当是善意的而不是恶意的攻击。”国民党则对中共怀着“很深的仇视观念与成见”，既以自大主义、非平等地位与共产党合作，又惧怕中共力量壮大，将来夺去抗日领导，危及其统治地位，故想方设法削弱共产党的力量。甚至提出“中国只能有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一个政府、一个军队等口号”，以期借“统一”之名，将中共纳于“他的控制之下”，或逐渐削弱共产党，或使中共“成为他底下的一个派别”。面对国民党的态度，“要使国共两党合作能够更加迅速地进步与巩固，就必须壮大我们各方面的力量”，就必须使国民党的“机构进步”，才能完成巩固与发展民族统一战线这一抗战中最基本、最中心的任务。

    (三)八路军在抗战中的状况，任弼时说，由红军改编而成的八路军，积累了十年内战中“极丰富的游击战与运动战的经验”，凭借指战员的政治觉悟和热情，以及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能从敌侧后制胜，建立根据地。为使其逐渐在中国抗战中起决定意义的作用，需要中共以最大努力克服一切困难，不但在数量上要继续扩大，并且在技术装备水平上要提高，使之成为现代化军队，成为抗战中一支最有力的突击力量。一方面可以给敌人以很大打击，同时更能推动抗战各方面的进步。父亲还指出：“由于目前的斗争环境较苏维埃土地革命时代更为复杂。因此，目前中国共产党巩固自己军事力量最重要的是‘巩固部队中的共产党的领导，保持和发扬过去十年来红军的优良传统，提高一般指战员的政治水平，以最高度的警觉性，防止外界恶劣影响的侵人及汉奸的破坏等’。”

    (四)关于抗战中的中国共产党，任弼时强调说，中国共产党在最近两年来的努力，建立了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民族统一战线，推动中国走向反日侵略的神圣的民族自卫战争，地位大大提高，“在中国抗日战争发展中，将要取得更加重大的领导和推动作用”。决定中国是否能够坚持抗战直至最后胜利，依靠于中国共产党政策是否正确。因此，“更加健全和发展自己的组织，巩固党在抗战中的领导，是党在建设问题上最基本的任务”。

    五、单独汇报 反映意见

    此外，任弼时还单独向季米特洛夫作了汇报，并听取了他的意见。共产国际和季米特洛夫在听取了任弼时的汇报后，对中共的党建工作、国共合作，以及中国革命提出了一些意见和建议。季米特洛夫曾经肯定了共产国际七大以后中国共产党路线的转变，提醒同志们“不要得出这样的结论，以为走向中国抗日人民阵线一切都会百分之百地顺利”。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的决议，指示中共“特别重要的是坚定不移地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尽力全面加强这一战线，把它看作是战胜日本军阀的一个最重要条件”。斯大林要求中共“融入全民族的浪潮并参与领导”。任弼时的两个报告，对共产国际所关心或强调的关于中国抗战形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状况及共产党的方针、军事战略和八路军新四军抗战、抗日民主根据地建设和党的自身发展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作出了明确回答。

    六、共产国际 力挺中共

    听取任弼时的报告以后，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当即采纳季米特洛夫的建议，组成有季米特洛夫、任弼时、王稼祥等人参加的委员会，由库西宁负责，讨论和起草相关文件。共产国际经过讨论，于6月11日作出了《关于中共代表报告的决议案》。《决议案》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肯定了“中国共产党在复杂和困难条件之下，灵活地转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之结果，已建立起国共两党的新的合作，团结起民族的力量，去反对日本的侵略”，“勇敢地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仅不否认并包含着政治上组织上各方面去巩固共产党本身。共产党的巩固，它的独立性及它的统一，正是继续向前发展民族统一战线和继续同日寇作胜利斗争的基本保证”。赞同“共产党应该运用自己的经验和自己的一切能力，去在日本军队后方继续开展游击运动，要以光荣的八路军在山西的活动区为模范，去帮助建立许多游击运动的根据地”，“在日本占领区域内，必须组织农民参加游击队”。

    7月，王稼祥离莫回国行前，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季米特洛夫会见王稼祥和任弼时，明确指出：“应该告诉全党，应该支持毛泽东同志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他是在实际斗争中锻炼出来的领袖。其他人如王明，不要再争领导人了。”，“在领导机关中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领导机关中要有亲密团结的空气。”。9月初，任弼时参加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会议，并在会上宣读《中国共产党代表团的声明》。声明指出：“在最近的时期中，中国民族还须要以英勇的努力克服极大的困难”。四万万人民团结一致的自卫战争，是中国人民之所以不可战胜的基本保证。会议经过讨论，通过《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的决定》，再次声明，“完全同意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会议号召国际无产阶级、共产国际各支部，以及一切热诚拥护民主与和平的人士，通过组织群众大会和示威游行、群众制裁、募捐、派遣医药救护队到华等多种方式，加强国际援华运动。此后，加拿大的白求恩、美国的马海德、奥地利的罗生特、印度的柯棣华等国际主义战士相继来到中国战场，为了中国人民的伟大事业努力奋斗，有的甚至献出自己的宝贵生命。

    9月初，王稼祥回国后，9月14日先向中共中央政治局传达了共产国际和季米特洛夫的指示。半个月后，又向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的代表们传达了共产国际指示精神。最终，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了“政治决议案”，“完全同意政治局在这一时期的政治路线和具体工作。”会议批评了王明在统一战线中的右倾错误，肯定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袖地位。

    七、桥梁重任 卓有成效

    任弼时自1938年7月正式接替王稼祥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直到1940年2月底离任。在不足两年的时间里，不但担当起一座共产国际了解中国共产党的功能颇强的桥梁重任，而且以其卓有成效的工作留下历史的一页：

    (一)在共产国际的讲坛上、报纸杂志上宣传中国抗战、中共的方针政策和毛泽东思想。

    1938年7月6日，任弼时在《真理报》发表《中国人民的卫国战争》一文，署名陈林(任弼时在共产国际使用的化名)。向苏联人民介绍中国的抗日战争。文章指出：一年来的卫国战争表明，日本欲在极短时期内占领全中国的计划破产了。中国军队在南京失陷后，认识到把阵地战同运动战、游击战结合起来的重要性；目前，游击战在中国的各条战线和日军后方已广泛展开。同月，在《共产国际》杂志第七期发表《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及其发展》一文，署名陈林，向国际无产阶级及各国共产党回顾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的历史，指出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中国最后战胜日寇的唯一正确的条件。文章强调，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前途是远大的，“共产党不仅诚意在抗战阶段中与国民党并肩携手地共同救国，而且决心在抗战胜利后与国民党和衷共济地共同建国。”

    (二)将世界信息及时反馈中央，为中央决策提供资料与分析。

    1938年秋，国际投降主义蔓延到远东。继英、法、德、意四国首脑背着捷克政府签订《慕尼黑协定》，同意将苏台德地区割让给德国之后，日本再次对华诱降。西方帝国主义虽同情中国抗战，但为维护其在中国的原有利益，企图与中国主和派一起经过所谓的“太平洋会议”，以出卖中国的利益换取同日本的妥协，搞“远东慕尼黑”。对此，任弼时主持中国代表团成立研究组，搜集资料，认真分析研究，认为，“还需要冷静观察，帝国主义之间有矛盾，蒋介石和帝国主义也有矛盾”。并将资料与分析及时报告中共中央。次年6月，毛泽东即发表《反对投降活动》一文，揭露“所谓太平洋会议就是慕尼黑，就是准备把中国变成捷克”。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坚持抗战和团结，把投降阴谋和分裂阴谋镇压下去。

    1939年8月23日，苏德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一周后德军进攻波兰，9月3日英法对德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当时，国际舆论对《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很不理解。任弼时立即把情况向中共中央报告。9月28日，毛泽东就此发表《苏联利益和人类利益的一致》一文，指出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击破了英美法推动德国进攻苏联，自己“坐山观虎斗”的阴谋；打破了德意日反共集团对苏联的包围；在东方，“大大地打击了日本，援助了中国，加强了中国抗战派的地位，打击了投降派”，文章告诫人们不要上英美法的阴谋家、中国的投降派借机煽动反苏的当。任弼时立即将此文用俄文译出，分发给各兄弟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并在《共产国际》杂志上发表，澄清了一度出现的混乱思想。

    (三)关心干部 解决问题

    在完成上述主要任务的同时，任弼时及时地发现，认真地调查，负责地解决了被宗派主义干部路线延宕的干部的工作与生活。他顺利地安排被“挂”了三年的吉合回国；及时地解决了师哲的工作问题；与到莫斯科治臂伤的周恩来共同努力，终于撤销强加给陈郁的处分等。

    八、实事求是 说明情况

    由于任弼时同稍后到苏联治伤的周恩来一起，向共产国际作了大量的说明，使共产国际的主要负责人转变了对中共党内情况的看法。正如师哲在回忆任弼时的一篇文章中写道的，任弼时在苏期间，中共代表团同共产国际及苏共的关系基本上是正常的。任弼时对共产国际和苏联了解中国帮助很大。他向共产国际做的几个报告，非常重要，形式上是汇报中国的抗战、中国的革命运动，实际上不仅扭转了王明在共产国际时的那些不正确的方针路线，也扭转了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态度，由原来的命令式变成了商量。这期间，共产国际处理有关中国的事务，无论是方针、政策的研究讨论，对中国同志问题的处理，还是培养中国学生的教育方针、教学计划等，一律以任弼时为首的中共代表团的意见为依据。至于要向国内提出任何意见和建议，都是先同中共代表团协商，取得一致意见后才发表。到后来，更是根本不提意见，听中共代表团的汇报，你们觉得应该怎么办就怎么办。

    九、介绍中国 宣传中国

    1938年5月，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发表，9月，任弼时就在《真理报》发表《中国持久战口号的意义》宣传毛泽东持久战思想；10月，毛泽东发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数月后，任弼时又在《真理报》发表《民族战争中的中国共产党》一文。1939年4月，任弼时指示工作人员将毛泽东的《论新阶段》译成俄文，在《共产国际》杂志第四期刊登。同时，任弼时还组织人力，翻译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的有关文章，在兄弟党代表团中分发。他特别重视毛泽东的著作和讲演的翻译工作，先后译出《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印成外文单行本，在莫斯科等地发行。任弼时还组织工作人员，将周恩来带来的毛泽东《关于国际新形势对新华日报记者的谈话》译成俄文，分送共产国际执委和书记处领导人。尔后，共产国际宣传部又将其译成各种文字分送各国代表团，并发表在《共产国际》杂志第八、第九期合刊上。。并应邀参加各兄弟党的座谈会、报告会，交流信息，介绍情况。让世界无产阶级了解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

    自任弼时到莫斯科后，共产国际和苏联的报刊对八路军抗战的宣传明显地增加了。4月14日，《真理报》发表《中国八路军》一文，《共产国际》发表了朱德的《八路军抗战六个月的经验和教训》以及任弼时的《山西抗战的回忆》两篇文章，共产国际执委会在《五一节宣言》中号召全世界反法西斯者支援中国抗日战争。7月5日，《真理报》以《山西的保卫者》为题，摘登了英国记者J·贝特兰的特写（原文发表在美国的《亚洲》杂志）。6日，该报又用一整版的篇幅，以“中国人民英勇斗争一周年”的通栏标题，介绍了中国抗日战争的事迹，刊登了毛泽东、朱德的合影。之后，又发表了《新中国文化生活的中心——延安》，介绍第一一五师的《八路军的一个年轻师团》的专文，报道了新四军成立的消息。任弼时不仅自己写，还动员指导其他同志积极撰稿，经他审定后，在《真理报》《消息报》《红星报》《共产国际》《布尔什维克》等报刊上发表。任弼时在繁忙工作之余，经常撰写文章。他的文章，有介绍中国革命经验的，比如，为纪念中国抗日战争一周年，在《真理报》发表《中国人民的卫国战争》一文。有说明国共合作，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比如，在《共产国际》杂志发表《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及其发展》一文。其中有些还被兄弟党的报刊转载。任弼时的原则性很强，凡是符合党的正确路线和政策的文章，便积极组织翻译；要是违反党的正确路线和政策的文章，他都用笔划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