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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周恩来在东北学习生活钩沉(组图)
2024-01-08 09:25:52
来源:封面中国
作者:封面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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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档案馆珍藏着一份珍贵档案,出自14岁的周恩来之手。

这是一幅周恩来将要离开就读的奉天(今辽宁沈阳)东关模范学校时,赠予同学的题词。这幅题词笔迹流畅,浸染着中华少年愿祖国强大腾飞的一片赤子之心。

    1910年至1913年,周恩来曾在东北度过三年的学习生活,也是在这期间,他立下了“为了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誓言。

    各科成绩名列前茅的少年

    12岁的周恩来在1910年春,随三伯父周贻谦自江苏淮安顺大运河北上,最后落脚铁岭求学。从此,少年周恩来开始了一段新的生活。

    在辽宁省铁岭一所名为银冈书院的初级小学读了半年书后,同年秋天,周恩来转入了奉天第六高等小学堂(辛亥革命后改名为奉天东关模范学校)。这所学堂位于沈阳市大东门外,它是在清末“废科举,兴学校”的思潮中刚刚开办的新式学堂,这所学校既教授中国的经书,也让学生们学习西方的新学。

    在课堂上,老师经常向学生讲述时局的危急和历代民族英雄的故事,激励学生们的爱国热情。在第六高等小学堂的教师中,有一位讲授历史的高亦吾老师。这位高老师思想进步,曾在宣统年间就剪去辫子,并且经常向学生讲述反清革命理论,还把章太炎的文章和同盟会的刊物送给学生们读,并将邹容充满激情的革命读物《革命军》借给周恩来看。

    周恩来抓紧每一寸光阴广泛学习各方面的知识,他热烈追求新思想,关心国家的命运和社会的变革。在高亦吾老师的影响下,他先后阅读了陈天华的《警世钟》和《猛回头》,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邹容的《革命军》等书籍。同盟会机关报《民报》以及《苏报》都是他经常阅读的报刊。周恩来的眼界随着阅读而拓宽,思想得到升华,对事物有了自己独特的见解,一种为国家、为民族的未来而奋斗的崇高责任感,已深深地植入这位少年心中。

    周恩来在学校认真学习,各科成绩都名列前茅,尤其是作文、书法和英文,每学期总是全班第一。当时学校每周一二都有作文课,他的文章常常被老师批上“传观”字样,让同学们互相传阅学习。一个学期结束后,老师还会把他的文章贴在学校的“成绩展览处”上,向更多的同学展示。

    为了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1911年10月,在湖北武昌爆发了辛亥革命。消息很快传到了奉天,周恩来听到消息后非常振奋,他毅然剪去了象征清朝臣民的长辫子,同时还劝说在校的同学也剪掉辫子,穿短服,不要被长袍马褂束缚住身体。

    有一次,兼教修身课的校长在课堂向同学们提出“读书是为了什么”的问题后,有的同学回答:“为了家父而读书。”有的回答:“为明礼而读书。”也有的回答:“为光耀门楣而读书。”当校长问到周恩来时,他庄重地回答:“为了中华之崛起。”校长一时没听清楚周恩来的南方口音,于是,他又大声地重复了一遍:“为了中华之崛起而读书。为了中华之崛起!”

    正是这一誓言,贯穿了周恩来的一生。

    1912年10月,全校师生隆重集会,纪念东关模范学校建校两周年。周恩来以《奉天东关模范学校第二周年纪念日感言》为题写了一篇作文。文中提出,教与学的目的,都是为国家造就人才,使国家富强起来。学生在学习中应奋勉学习“深究而悉讨”“慎思而明辨”“受完全教育,成伟大人物,克负乎国家将来艰巨之责任”。校长和教师则“当禅其聪明,尽其才力”“为学生择良教材,教习为学生谋深造就。守师严道尊之旨,除嚣张浮躁之习。注重道德教育,而辅之以实利美感,更振之以军国民之精神”。

    当时,周恩来只是一名14岁的少年学生,但已表现出了高尚的志向和引人注目、卓尔不群的才能。国文老师在批阅这篇作文时,欣然批注道“教不如此不足以言教,学不如此不足以言学,学校不如此不足以言学校,文章不如此不足以言文章。”第二年,奉天举办的教育成绩展览会把这篇作文作为甲等文展出,并收入《奉天教育品展览会国文成绩》一书中。

    暑假中的一次心灵触动

    暑假中,周恩来到同学何履桢家去做客。那里是沈阳南郊沙河南岸的魏家楼子(现沈阳市苏家屯区沙河铺镇魏家楼子村),也是当年日俄在华战争的战场。当地的老人向他们悲愤地诉说日俄军队血洗这个村庄时的悲惨情景。村后的山上留有沙俄立下的日俄奉天会战沙俄阵亡将士碑,村东头的烟龙山上有日本帝国主义所建的日俄奉天会战日本第四军战绩塔。

    何履桢的祖父何殿甲带他们登上日、俄两军曾有过激烈战争的烟龙山,并且写下这样的诗句:“登彼龙山兮山巅,望彼河水兮潺潺。忆甲辰年兮神往,想日俄战兮心酸。吾已生于斯兮长于斯,恨不能翱翔兮五湖烟。今吾老兮有何志愿?图自强兮在尔少年!”此次经历对少年周恩来有极大的心灵触动。在周恩来准备离开奉天东关模范学校时,还再次去探望了同窗好友何履桢的祖父何殿甲老先生。何老先生临别时送给周恩来两首诗和一篇文章,鼓励周恩来为中华之崛起而奋斗不息。

    人生中不可替代的三年时光

    在奉天东关模范学校的学习生活是短暂的,但是却给少年周恩来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46年,周恩来在和美国记者李勃曼的谈话中曾说:“12岁那年,我离家去东北,这是我生活和思想转变的关键,没有这一次的离家,我的一生一定也是无所成就……”这三年中,周恩来不仅在学业和思想上有了很大的长进,并且把身体也锻炼得很强健。

    周恩来到了东北后为了适应当地的环境,四季都坚持室外体育锻炼。奉天的冬天,冰天雪地,北风呼啸,寒风吹在脸上像刀割一样,但他却一直坚持在凛冽寒风中跑步、踢球、做操。

    1966年7月,周恩来在北京曾对辽宁大学的学生说过:“我身体这样好很感谢你们东北的高粱米饭和气候。高粱米饭锻炼了我的肠胃,增长了我的骨骼,改变了我的生活习惯。东北特有的气候给了我很大的锻炼,使身体能适应以后艰苦的战争年代和繁忙的工作。”

    ——延伸阅读:周恩来为何把12岁去东北看做生活和思想转变的关键

    以下是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的《周恩来答问录》一书中收录的,1946年9月周恩来《接受美国纽约时报驻南京记者李勃曼采访》全文。

    我从事于革命事业,正如中国一般知识分子一样,经过了从封建家庭转到受西方学校教育,然后变成社会主义者这样一个漫长的过程。

    我的祖父名叫周起魁,生在浙江绍兴。按中国的传统习惯,籍贯从祖代算起,因此,我算是浙江绍兴人。

    绍兴社会除劳动者(农民、手工业者)外,中上层有两种人:一种是封建知识分子,一种是商人,这两种人都是向外发展的。读书人的出路照例是中科举。而绍兴人则大批地当师爷,在全国各级衙门里管文案,几乎包办了全国的衙门的师爷。师爷在旧戏里的脸谱是红鼻子,大概因为他们都是喝酒的。商人的出路是在各大城市开杂货店兼卖绍兴酒。

    我的家庭近几代祖先也是绍兴师爷,外祖父原籍江西南昌,也是师爷。到了祖代,两家搬到江苏淮阴、淮安当县官,因此结了姻亲。我便生在淮安,那是一八九八年。

    我的外祖母是淮阴乡下农村妇女。因此,我的血液里还有农民的成分。

    我的母亲长得很漂亮,为人善良,生了三个小孩——我和两个弟弟。现在,一个弟弟已死,一个弟弟尚在。母亲在三十五岁时即患肺痨而死。原因是我家在祖父去世后,每况愈下,母亲因操劳过度成疾。

    祖父五十多岁去世。他生前不事生产,不买地,只有房产。到了父辈,我们的家庭就中衰了。叔父当师爷,父亲(周劭纲)当文书,进益不够维持生活。但封建家庭素来好面子,摆空场面,宁可债台高筑,不肯丢掉面子。因此,我从小就懂得生活艰难。父亲常外出,我十岁、十一岁即开始当家,照管家里柴米油盐,外出应酬,在这方面,给了我一些锻炼。

    我出生不久,因叔父周贻淦病重,照传统习惯,把我过继给叔父。叔父死后,就由守寡的叔母抚养。叔母即嗣母陈氏,是受过教育的女子,在我五岁时就常给我讲故事,如《天雨花》、《再生缘》等词唱。嗣母终日守在房中不出门,我的好静的性格是从她身上承继过来的。但我的生母是个爽朗的人,因此,我的性格也有她的这一部分。

    我小时在私塾念书。从八岁到十岁我已开始读小说。我读的第一部小说是《西游记》,后来又读了《镜花缘》、《水浒传》和《红楼梦》。

    中国有句俗语:“逼上梁山”。这句俗语就出自《水浒传》。我们都是“逼上梁山”的。人走上革命道路不是先天的,而是由于外来的压迫和环境造成的。但他所以能产生革命性,是由于人的本能中有一种抵抗力,不愿受外来压迫。有一种人,站在压迫方面或帮助压迫的,当然无由产生抵抗力。但大多数人是被压迫的,只不过抵抗力有强弱的不同。有些人抵抗力强,是经过锻炼而来的,有些人抵抗力弱,是因为锻炼不够。

    十二岁的那年,我离家去东北。这是我生活和思想转变的关键。没有这一次的离家,我的一生一定也是无所成就,和留在家里的弟兄辈一样,走向悲剧的下场。

    我离家去东北铁岭,是因为当时父亲、伯父都在那里做事。我在铁岭入了小学,六个月后又去沈阳入学,念了两年书。从受封建教育转到受西式教育,从封建家庭转到学校环境,开始读革命书籍,这便是我转变的关键。当时有两个教员,一个历史教员叫高戈吾(山东人),是革命党人,另一个地理教员是保守党人。高戈吾介绍我读进步书籍,如章太炎(光复会领袖)的书和同盟会的杂志。地理教员是满族人,姓毛,介绍给我读康有为、梁启超的文章。章太炎的文章是古体文,很难懂,梁启超的文章是近体文,很易懂。

    后来,戴季陶出了《民权报》,把章、梁的主张混合为一,写了激烈的文章攻击袁世凯,我从它的创刊号读起,直到这个刊物被当时的统治者袁世凯查封为止。那时我十三四岁。

    十五岁(一九一三年)我入南开中学,是一个私立学校。学费起初由伯父供给,后来靠学校的奖学金。

    南开的教育,是正常而自由的。我喜欢文学、历史,对政治感兴趣,对数理也有兴趣。总之,喜欢能说理的东西,不喜欢死记的东西,如化学、英文。我经常在课外读许多书。南开有集会结社自由,我们组织了敬业乐群会,我当过会长。一九一五年,参加反袁运动,演说、劝募,反对“二十一条”卖国条约。但当时南开全校学生有政治兴趣的也还不多。

    一九一七年中学毕业后,我去日本念书,是自修,生活费用靠朋友供给。在日本共一年半。

    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时回国,又进南开大学,参加五四运动,主编《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后该报被封,我被捕,坐牢半年(当时是段祺瑞的部下杨以德统治天津)。被释后,去法国勤工俭学(一九二○年)。

    当时戴季陶在上海主编的《星期评论》,专门介绍社会主义,北平胡适主编的《每日评论》,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都是进步读物,对我的思想都有许多影响。

    这个时期,我的思想已从赞成革命而走向社会主义。但是由于我出身于封建家庭,我开始的社会主义思想是乌托邦的。不过因为我自小吃过苦,懂得生活之艰难,所以很短时间内,即转变到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了。这一时期,在国内曾看到《共产党宣言》,在法国又开始读到《阶级斗争》(考茨基)与《共产主义宣言》,这些著作对我影响很大。

    一九二○年去法国的原因,当时正值大战之后,在法国容易找到工作,可以半工半读。但我到法国后,并未做工。在去法之前,我已跟国内报纸订合同,给它做特约通讯员,所以在法国一面读书、一面写文章。

    后来一度去德国。一九二二年,由德返法,在巴黎聚集二十多人成立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开始时叫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当时参加的有王若飞、罗迈等同志,我是青年团的负责人之一。这个组织发展很快,不久就有了三百多人,包括法、德、英、比四国的留学生。朱德在德国,聂荣臻在比利时,陈毅才自法返国,以后其中入党者一百多人。一九二三年,国内国共已将合作,我得孙中山之命,与另一国民党员王京岐在欧洲组织国民党。当时在法国的有张厉生、张道藩。当时我们的斗争对象是青年党,这个党当时在法国的主要人物是曾琦、李璜,他们主张国家主义,坚决反对国民党。但在斗争中我们有时也讲统一战线,因此与李、曾等很熟悉。一九二三年去德国,当时马克便宜,在德国买了许多书,结果没有来得及读完,一九二四年夏天即返国。

    中国共产党的产生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它的社会基础和历史根源的。

    中国自鸦片战争后,一百年来受外国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国家侵略,经济落后,工业不发达。因此,许多民族主义者开始摸索民族独立的道路。当时,日本已摸到了半封建半民主的道路,达到了维新,中国也想寻找这一条路。可是,中国封建势力根太深。一八九八年,戊戌变法失败了,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朝专制统治,但并未打倒封建主义,袁世凯代替清朝掌握了封建政权,中国对外仍是半殖民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中国轻工业曾一度有机会发展,国内的工人阶级已发展到一定数量。大战结束后,德、奥、俄帝国倒台。俄国发生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欧洲其他国家也发生革命运动,同时美国总统威尔逊又提出十四条民主主张。但中国国内封建势力的头目袁世凯竟对日签订“二十一条”卖国条约,而那时的孙中山活动还仅仅浮在上层,他的主张中没有土地革命,他的活动不深入群众,没有群众作基础。因此,当时的急进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就发动了五四运动。“五四”是一个反帝反封建的民族的民主的革命运动,而且是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主要领导人物都是倾向社会主义的。当时的知识分子从世界大战中认识到资本主义制度的毛病,并认识到首先要打倒封建主义,民族主义思想未能解决中国问题,因此,就趋向社会主义。在激进的民主主义的思潮下产生了中国共产党。也因为我们这批知识分子在国外接受了欧洲的革命思想,加上看透了民族主义不能解决中国问题,要社会主义来担当这个责任。中国共产党的产生,是百年来中国革命运动发展的结果。

    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实际上是农民运动。中国农民占人口百分之八十到九十,民族解放,实质上是农民解放。太平天国、义和团,都是农民起义,这些革命运动常带有农民的保守性。一九一一年的革命,其失败原因即在于没有找出农民解放的道路,即土地革命。领导革命运动的知识分子常常忘记了农民的要求,运动又无城市工人的支持,往往弄到后来就出卖了农民的利益,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统治者如清朝政府和后来的袁世凯,都依靠外力镇压农民运动,因此农民革命运动常告失败。

    孙中山的革命思想,一方面继承了太平天国的精神,加以发扬,要改革土地制度。另一方面学得了美国改革土地的办法——即收土地税。但他的活动始终未深入农村去了解和组织农民,革命运动并未与农民结合起来,在城市也未与小市民结合,奔走数十年,都是在狭小的圈子里。因此,在大革命以前,觉悟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对孙中山没有深刻印象。当时的三民主义仅有几个简单口号,没有政纲和政治理论。后来,国共合作,三民主义的内容才充实起来,成为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民主主义。这以后经过大革命时期,共产党广泛发动群众,三民主义才深入群众,在群众中生根。所以,今天我们所遵行的三民主义,是以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的主张作标准的。

    从历史上看,国民党可分五个时期。这是根据它每一时期所包括的阶级成分与其所代表的利益而划分的。

    一、辛亥(一九一一年)以前,一八九四年成立兴中会,一九○五年成立同盟会。这个时期,它代表华侨资本家和劳动者(洪门)的利益,故有民族民主思想。国内依靠知识分子中不满意清朝统治和外国侵略的人,还有社会上的青帮红帮,不满社会现状的人,失业者等。

    二、辛亥(一九一一年)以后,到一九一三年改称国民党,一九一四年又改称中华革命党,它的成分日渐狭小。当时,华侨中分裂成两派,一派拥护国民党,一派反对它。在国内,是依靠一部分绅士、买办官僚、知识分子,而以依靠军人为主,它的基础很小。知识分子与军人合不起来。结果,代表军人的陈炯明,于一九二二年赶走了代表知识分子的孙中山,于是孙中山逃到上海。

    三、一九二四年改组后,改称中国国民党,基础大为扩大。因为有中共的加入,所以它的成员就有工人、农民、士兵、知识分子、商人以及其他中上层人士,总之,成分包括各阶层,成为一个民族的政党。也正因此,党内分成左右两派。革命发展到了一定时期,两派破裂,发生了“四·一二”的清党运动。

    四、“四·一二”之后,国民党本身就成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党。

    五、从抗战开始直到现在。抗战开始后,基础又有所扩大,但它所代表的利益,仍是地主、官僚、资本家和上层军人阶级的利益。国民党今天所代表的利益是与它的纲领相矛盾的。因此,它的纲领中任何规定都不能实行,土地改革遭受地主阶级的反对;改善军人待遇遭受上层军官的反对;发展民族工业,遭受官僚资本、买办资本的反对。不仅政策与党的统治集团相矛盾,而且党内上下层互相矛盾,下层的意见、利益,都不能实现,一切大权操于CC、黄埔与财政集团之手中。这些集团所以能操纵全党,首先是依靠军权,并且得到其他国家权力的帮忙。

    国民党现在是靠军队、政权、特务、银行控制全国,各派都有他们自己的银行,如中央(宋子文)、中国(孔祥熙)、农民(CC)、交通(一半CC),但党的开支靠金库。参议会曾向国民党提出过批评,其后他们往金库拨了一笔款子做基金。国民党不肯放弃一党专政,就是因为它握有军、政、金融等权。

    一九二四年我返国时,国民党已改组。我到广东,担任黄埔军校政治教官,一九二四年冬担任政治部主任。将近两年间,教过四期学生。一九二五年参加两次东征,曾任东征军总政治部主任,打陈炯明。这时,我是以公开的共产党员身份与国民党合作、共事,因此,与许多国民党人认识。当时国民党内部即有两派,一派主张国共合作,一派反对合作,两派斗争甚烈。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发生了“中山舰事件”,蒋借口海军要叛变,逮捕了许多进步分子。经此事后,我辞去政治部主任之职,只担任教员。北伐时,共产党是仍然与蒋介石合作的,但我未去。

    一九二六年冬去上海,做工人运动(在广东、在法国也都做过一些工人工作)。上海工人为响应北伐军三次举行暴动,我参加了其中的两次(十月二十三日第一次暴动时我尚未到沪)。一九二七年二月十九——二十二日组织三十六万工人总罢工,二月二十二——二十四日举行第二次起义,但因革命军未到,起义未能与革命军配合而失败。

    三月二十一——二十二日,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两天内击溃张宗昌的军队三个团,共一万多人,工人缴获了步枪四千多支及其他短枪、机枪等。当时参加罢工的工人有八十万,直接作战的一万多人。开始时工人只有三百多支短枪,起义一开始,就从警察那里缴来大批武器,在南市、闸北、虹口、吴淞……的战斗都得到了胜利。这时蒋介石已经到了江西,与武汉政府已经开始冲突,而白崇禧领导进攻上海的北伐军听说工人罢工,就不前进,希望工人失败,他再进来。

    北伐军到达南京、上海之后,蒋即亲自到上海来镇压工人。他同外国势力勾结,并且收买流氓,一起进攻工人。四月十一日深夜至十二日凌晨,他利用流氓伪装工人在工人纠察队里引起冲突,接着借口调处,把军队开入纠察队司令部——商务印书馆俱乐部,把工人纠察队缴了械。十二日,即开始了大屠杀,当天即杀死几十人,伤二百多人,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等好多工人被屠杀。

    “四·一二”之后,中共马上变成了地下党,我仍留在上海办理善后事宜,把许多人送到武汉和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五月下旬,我搭一艘英国商船去武汉,这时武汉政府内左派与右派的对立已逐渐明显,农民运动在湘、鄂、赣、粤蓬勃展开,农民要求土地,右派即反对农民运动。到了“七·一五”汪精卫便正式“分共”,实行宁汉合作。接着我们就去南昌发动起义。

    南昌起义的部队是贺龙第二十军,叶挺十一军二十四师,共约两万余人。当时参谋团中有叶挺、贺龙、朱德、刘伯承、聂荣臻、李立三、张国焘等,我也是其中成员之一。宋庆龄、邓演达都是革命委员会的委员。起义军后来失败了,是因为犯了一个错误,即没有与当地农民结合起来而要向广东去建立根据地。结果在潮汕与钱大钧等部激战失败。失败后的队伍,一部分到海陆丰与当地农民结合,一部分由朱德率领退到福建、江西边境,以后转到湖南,后来在井冈山与毛泽东的部队会合。毛泽东的秋收起义部队是由武汉国民革命军警卫团和农民自卫队组成的。

    我在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去上海做地下工作,直到一九三一年止。一九三一年底去江西中央苏区(首府瑞金),主要在军队中工作。后来参加了一九三四——一九三五年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一九三○年在上海时,我曾绕道欧洲到莫斯科参加第三国际执委会议。办出国护照时,我照了一张相,叫陈赓认,并且告诉他这个人是黄埔军校的,他想了半天认不出来。我于是就大胆地用这张相片向国民政府外交部申请,领了出国留学的护照。

    我在一九一九年认识邓颖超同志,一九二五年和她结婚。

    邓颖超同志的母亲是一个中医,当她近六十岁的时候,还在红军总司令部当医生。国民党“围剿”、我军撤退时,邓老太太被俘,被押送到九江。国民党法官要她劝劝邓颖超不要当共产党员,邓老太太回答说:子女的事情我们父母管不了,即使蒋委员长也管不了自己的儿子——蒋经国当时正在苏联——法官无言可答,就把她囚禁在九江反省院。直到一九三六年谈判开始,一九三七年初才把她释放出来。

    蒋介石对中央苏区的“围剿”,头四次完全失败了。第四次是陈诚指挥的,失败得最惨,于是蒋介石决心加强训练,这便是庐山训练的开始。

    红军长征到陕北以后,东北军即开始围攻。徐海东部首先把东北军打垮了一个师、一个旅,后来又打垮一个师。于是东北军的官兵不愿内战,要求抗日。中共在这种情况下,开始向东北军进行统一战线工作。双方取得默契,互不攻击。这时蒋介石也派人来秘密接洽,要我们在不平等的条件下接受和平,同时蒋介石仍加紧压迫东北军向红军进攻,以便削弱红军,使中共易于接受他的条件。张学良及其部下不愿意进攻红军,蒋介石乃亲至西安,逼张打共产党,并且说,他如果不打,就派蒋鼎文来代替他,并要把他调到福建去。于是张学良决心发动事变,扣留蒋介石。事变发生后,我们在陕北保安接到张学良的电报,他要我们派代表去西安与蒋谈判。在西安参加谈判的共五人:蒋介石的顾问澳大利亚人端纳、宋子文、蒋夫人、蒋,还有我。谈判结果,蒋介石答应停止内战,准备打日本。十二月二十五日,蒋夫人坚持要在这一天送蒋回京,张学良自己答应了亲自送蒋返京,事前大家都不知道,张自己也未料到他到南京后会从此被囚。张学良被囚以后,东北军将领、士兵大为愤怒,以至杀死张学良的主要助手、主和派王以哲,情况严重,闹了两个月才告平静。从那时起,东北军被蒋介石分散到各处,不再成为一支独立的力量。在西安混乱的两个月中,说服东北军的工作,比张学良在西安时困难百倍。

    一九三七年二月正式开始了国共谈判。我曾一次去杭州,两次上牯岭。当时顾祝同为国民党方面的代表。谈判的结果国民党答应中共为合法政党,承认陕甘宁边区,改编红军为八路军。但是后来国民党政府始终未正式承认陕甘宁边区。

    抗战开始后,我与朱德、叶剑英将军去南京,参加国防会议,划定作战地区。朱为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我也去山西,与阎锡山谈判合作。一九三七年九——十一月间,先在太原,太原失守去临汾,然后回延安。十二月底去武汉,一直住到武汉失守之前,即一九三八年十月,我们是武汉失守前最后离武汉的一批人。从武汉撤退,路过长沙时遇长沙大火。后去桂林,一九三八年底去重庆。

    抗战中的国共军事磨擦,开始于一九三九年六月胡宗南部进攻延安以南的关中地区。十月,河北的国民党军队进攻八路军。十二月,山西阎锡山的旧军打新军。一九四○年国民党朱怀冰部进攻冀豫边区。

    一九四一年一月上旬发生了皖南事变。新四军军部近一万人,除有两千人突围以外,都被杀或被俘,目前仅放了二百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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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cmsnews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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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静:探访东归英雄故里
和静县东归博物馆
马兰红山军博园
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博物馆
特稿:2015年“9·9”深情缅怀毛主席(组图)
特稿:2015年12月26日,毛主席亲属怀念他老人家
中红头条:刘松林(刘思齐)同志遗体告别仪式在北京八
特稿:深切怀念李昭同志 齐心同志送来花圈(组图)
特稿:董必武之子董良翮同志追悼会在北京八宝山举行(
特稿:2016年“9·9”深情缅怀毛主席(组图)
特稿:粟裕大将夫人楚青遗体送别仪式在京举行(组图)
特稿:张洁清同志告别仪式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
特稿:首都各界数千人送别万里同志(组图)
特稿:张震将军送别会在京举行(组图)
特稿:纪念何长工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在京举行(
特稿:毛主席亲属、身边工作人员和人民群众到毛主
特稿:李力群同志与高岗同志合葬仪式在京举行(组
特稿:中国人民志愿军第38军后代举办《“万岁军”
特稿:共和国不会忘记——纪念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
特稿:先行者习仲勋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时刻(组
特稿:王树声大将夫人杨炬同志告别仪式在京举行(
特稿:“徐文惠大姐,您永远活在我们心中!”(组
特稿:深切怀念李力群同志(组图)
特稿:各界人士前往八宝山与女红军王定国告别(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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