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元旦刚过，周恩来将朝鲜战场彭德怀司令员发来的电报送交毛泽东，并附信说“毛岸英的牺牲是光荣的......” 不足百字的电报，毛泽东却低头看了许久许久。他强压悲痛说：“打仗嘛，总是要死人的......”一边一支接一支地吸烟，一边凝望着窗外已萧条的树枝，低吟起南北朝时期一个叫庚信的诗人写的《枯树赋》：“昔年种柳，依依汉南。今看摇落，凄怆江潭。树犹如此，人何以堪。”吟诵如泣如诉，听者凄然动容。这是“白发送黑发”的壮怀与悲痛！

    真是肝肠寸断呀！

    ● 为烈士“守墓”与“捐躯”是等价的

    “1948年秋，战士张忠孝在参加解放济南战役中壮烈牺牲，他和其他4位牺牲的解放军战士的遗体被抬到了历城区港沟镇神武村，正在支前的村民刘修芝含泪掩埋了他们。
    “虽然日子艰苦，但刘家还是花钱请人做了5个墓碑，并刻上了烈士的事迹。5位烈士中，只查到了张忠孝的姓名和籍贯，另外4位烈士都没有留下姓名。每逢清明，刘修芝就带着家人祭扫烈士。在烈士坟前，刘修芝给儿子们立下规矩：‘只要刘家还有后人，就要世世代代为烈士守墓！’
    “1976年，守墓28年的刘修芝老人去世。长子刘振顺接过了守墓‘接力棒’，每年清明，他都要把在外工作的两个儿子叫回家一起祭扫。
    “后来，刘振顺患上了脑血栓，大儿子刘延宝又接过了‘接力棒’，成了守墓第三代。如今，刘延宝的儿子刘增龙又接下了重任。刘增龙已有了一个五岁的儿子，他说：‘这是我们家的第五代守墓人，只要刘家有后人，就会一直守护下去。’
    “先烈们以生命捍卫人民，人民以赤诚之心相回报，鱼水之情始终是中国共产党永葆青春的源泉。
    “革命者满门忠烈，用鲜血捍卫人民；人民代代坚守，将真情献上。”（据《信仰的力量》红旗出版社2011年版，第275页。）

    刘修芝一家五代人为解放济南牺牲的5名战士守墓，除张忠孝外，并不知道姓名、籍贯。他们守的是所有烈士们之墓，也可以说他们坚守的是对先烈们的敬仰，这本身也是一种“信仰”。虽然他们没有为革命捐躯，但是，这与“捐躯”是等价的，因为同样是献出了代代人的一颗心。据报载，吉林省一名退休干部，为72名抗日烈士竖起纪念碑，不仅要花很多钱，仅仅查阅资料就用去很大精力。

    60多年前，《红岩》烈士在生命即将结束的时刻，集思广益给党留下了泣血遗言，其中有“防止高级领导成员的腐化”、“加强党内教育”、“严格整党整风”等“八条意见”的警示。
    “这是烈士们在生命尽头，对新生中国沉甸甸的寄托。重庆市的一位中学老师带着学生参观渣滓洞时，留下了这样的话语：这半个多世纪前的‘八条意见’，与今天党中央有关端正党风和反腐败的一系列要求何其惊人一致……我们要用自己的生命续写红岩烈士留下的诗篇，以告慰先烈英魂，正视那一双双时刻注视着党的领导干部的眼睛。”（据《信仰的力量》红旗出版社2011年版，第277页）

    当今的社会，要警惕这种信仰淡化！这种力量的减弱！

    五、警惕“一切向钱看”吞噬着理想信念

    欲望吞噬着理想，多变动摇着心灵；精神被物质冲淡，信念被金钱迷失。摧毁人的信仰最大的力量，不能说是金钱，而是金钱成了人生价值的标准。

    ● 一旦金钱成了人生价值的标准，信仰就失去了

    钱，没有不行，人为了生存、生活，需要钱；为了生活得好一些，需要赚更多一些钱，这都很正常，也很有必要。在这个意义上，钱是作为物质的东西或等价物而存在的。但是，钱一旦成了全社会人生的唯一追求，成了衡量人生价值的标准，就不再处于物质层面，而是上升到了价值观、人生观的层面了。一旦金钱成了人生价值的标准，它就有了战胜一切的力量，信仰也就必然被吞噬。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中文1版，第829页。）资本家追逐金钱的冲动，这个力量是非常之大的。拜金主义人生观是一种认为金钱可以主宰一切，把追求金钱作为人生至高无上的目标，成了人生的终极目的。

    在人类历史上，有了金钱就有了对金钱的崇拜，拜金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思潮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形成的。拜金主义的人生观将金钱神秘化、神圣化，视金钱为圣物，以追逐和获取金钱作为人生的目的和生活的全部意义。恩格斯说过：“在资产阶级看来，世界上没有一样东西不是为了金钱而存在的，连他们本身也不例外，因为他们活着就是为了赚钱。除了快快发财，他们不知道还有别的幸福，除了金钱的损失，也不知道还有别的痛苦。”（《英国工人阶级状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第564页。）这是对拜金主义最到底的描绘。到这个地步，金钱就成了排斥一切信仰的唯一信仰。

    旧社会有句话叫“有钱能使鬼推磨”。这句话在那时主要是指有钱能办事，而且没有办不成的事。现在则更进了一步，在有些人看来，有钱不仅“能使鬼推磨”，而且有钱身价就抬高了，名气也大了，也有一定的身份了，受到众人的羡慕。这时，金钱就超越了物质层面，进入精神层面了，与恩格斯讲的“世界上没有一样东西不是为了金钱而存在，连他们本身也不例外”耦合在一起了。金钱一旦进入这个层面，必然成了战胜一切的力量，包括战胜共产主义信仰。

    习近平同志在参观长征纪念馆后说，我们正在进行新的长征，同样需要这种理想信念。那时的长征，心中怀着理想信念才过来的。

    一位参加过长征近百岁的红军说：“没有理想信念，长征一步也走不了。”他说：现在的长征，我们决不能一切只沿着金钱的目标走。那样，就越走越瞎了，路也就越走越窄了。

    “一切向钱看”孕育出一批为了赚钱不惜坑害消费者健康和生命的商人；孕育出一批“嘴上讲廉政，一心伸手捞钱”的贪官污吏；孕育出一批尽管有学历学衔，但也是精准的个人主义者。“一切向钱看”改变着医生“救死扶伤”的使命，改变着教师为人师表的理念，改变着寺庙信佛教、做佛事的宗旨。甚至出现整个行业整个行业的腐败。

    解决“金钱拜物教”的问题，包括贪污腐化、诚信的问题，最彻底的办法，就是将共产党人的信仰高调祭起。一个民族，没有信仰，或信仰扭曲，迟早要被别的民族所征服。精神的力量不是万能的，但没有精神的力量又是万万不行的。

    古人云，“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何为初心？就是在人生的起点许下的梦想，这是一生追求的目标。人生最糟糕的是忘记初心，而由于种种原因又往往忘记。一方面，因为我们已经走得太快、太远，以至于忘记了“当初从哪里出发，到哪里去？现在已经到了哪里？”有人讲过一个故事：一群人急急匆匆地赶路，突然，一个人停下来。其他的人很奇怪，为什么不走了？那个人若有所思地说：走得太快！灵魂落在了后面，我要等等它。能够坐下来等一等落在了后面灵魂的人，毕竟不多，但这是不忘初心的人。另一方面，人生面临诸多琐事，柴米油盐、瓜果蔬菜；面对利益、失败、挫折、顺境、逆境，喧哗嘈杂……时刻缠绕着我们，顾不得时刻想着初心。

    共产党的初心，具有最高层面的文化含义，它看不见、摸不着，但高于路线、方针、政策和制度安排，它一直指导着中国共产党革命与建设事业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可以说，“吞噬”共产主义信仰的因素已经形成了“内外夹攻”之势。来自国外“和平演变”等诋毁共产主义信仰的危险来势凶猛。据媒体和有关文件称：早在1951年，美国中情局就在“行事手册”中开始制定专门对付中国的条文，以后不断修改、完善，形成后来的十条，称为《十条诫令》。这其中最重要的有四条：第一，尽量用物质来引诱和败坏他们的青年，鼓励他们藐视、鄙视并进一步公开反对他们原来所受的思想教育，特别是共产主义教育。第二，为他们制造对色情产生兴趣的机会，进而鼓励他们进行性的滥交。一定要毁掉他们一直强调的刻苦耐劳精神。第三，一定要尽一切可能做好宣传工作，包括电影、电视、无线电波和新式的宗教传播。只要让他们向往我们的衣、食、住、行、娱乐和教育的方式，就是成功了一半。第四，要不断制造新闻，丑化他们的领导人。我们的记者应该找机会采访他们，然后利用他们自己的言辞来攻击他们自己的领袖。

    现在看来，这些策略已经或正在发生效力。特别是第一条，“鄙视共产主义教育”，已在不少年轻人，甚至成年人思想上起到了显著作用；“为他们制造对色情产生兴趣的机会，进而鼓励他们进行性滥交”，已经非常明显地在中青年人身上，甚至在老年人中存在；“丑化他们的领导人”，特别是诋毁、污蔑开国领袖的问题，一直在进行，而且愈演愈烈。

    主要是国内的，加上这种国际的因素，共同起作用，内外夹击，效果就更加明显。共产主义信仰在意识形态领域已经被挤得没有多少空间。

    ● “一切向钱看”对社会稳定是靠不住的

    有一种奇谈怪论，认为只要人人“一切向钱看”，无人问政治，无人关心国家大事，社会就稳定了。这是欺人之谈！是一剂精神鸦片！

    习近平总书记在《在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革命理想高于天。没有一大批具有坚定共产主义理想的中华儿女，就没有中国共产党，也就没有新中国，更没有今天我国的发展进步。要把我国发展得更好，离不开理想信念的力量。我们共产党人锤炼党性，首要的就是坚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信念。”（据新华社8月20日电，《光明日报》2014年8月21日。）革命理想为什么“高于天”?因为他是中国共产党人最终实现理想目标，做好一切工作的指导思想和精神动力，是约束人们不走邪路的准绳，是永葆革命青春的指南。

    总书记反复强调，共产党员一方面，“应该为党在各个时期的具体任务而奋斗”；一方面，也“应该确定自己为共产主义的实现而奋斗到底的革命的人生观。”这个话非常及时，很有针对性。

    当着整个社会，人人竞争的唯一目标就是钱的时候，社会恰恰是最不稳定的。人对钱的追求是无止境的，甚至是“不择手段”的，亲情都不顾，大局更不顾，甚至脸面也不顾。为钱而战，为钱而拼命，为钱而争论，为钱而诉讼，这是一个几近撕裂的社会，何谈稳定？说稳定，也是暂时的，不可能长久。还有，一个家庭，当长辈去世后，子女们为争财产乱成一锅粥。家庭，这个社会的细胞乱了，社会就从根本上出问题了。

    六、两种境界，两种结果

    两种境界，一种是关心国家大事，一种是只顾“过好自己的小日子”，这两种境界必然导致两种结果。

    ● 老百姓“有家无国”，这个民族就无望

    在近3000年的封建社会里，由于统治阶级实行专制统治，在“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愚民教育下，使中国的国民长期处于愚昧落后的状态。这种愚昧的最重要表现之一是缺乏国家观念，只有社稷。而社稷不是国家，“社”是土地，“稷”为谷物，社稷的总称是土神和谷神。社稷的概念，仅限于生存和生活的层面，没有现代国家的概念。封建皇帝为了麻痹人民群众，往往通过举行社稷祭祀（敬天）等迷信活动，麻痹人民群众，来达到维持统治的目的。那时，有的只是忠君思想，没有国家观念。两千年前的孟子都说：“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按照这个说法，即使把社稷视为国家，也不如老百姓重要。但是，相信孔孟之道的封建统治阶级，说一套、做一套。几千年来，视老百姓为群氓，视国家为乌有，眼里只有自己的统治。这种情况严重地影响了人民群众，一直延续到民国时期。

    到清朝末期，统治者有既得利益，国民有家无国。八国联军进攻中国时，仅有15000人的军队，很快打进了紫禁城。大清帝国垂帘听政的慈禧携光绪皇帝从首都北京狼狈西逃，一路漂泊流浪。光绪皇帝都到了没有御寒衣服可穿的地步。接着就上演了一出“丑剧”——主动讲和。1901年9月7日签订了“辛丑条约”，自然是割地赔款，那时我们没有国家。

    1915年5月7日，袁世凯为了称帝，不惜接受日本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密约，毛泽东气愤地写下“五月七日，民国奇耻。何以报国，在我学子”的壮语，那时我们实际上也没有国家。

【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刊印的《明耻篇》封面上题词。】

    日本人看明白了中国人缺乏国家观念的致命弱点。日本“甲级战犯板恒征四郎曾对中国的国民作出过分析：‘从中国民众的心理上来说，安居乐业是其理想，至于政治和军事，只不过是统治阶级的一种职业。在政治和军事上与民众有联系的，只是租税和维持治安。……因此，它是一个同近代国家的情况大不相同的国家。归根到底，它不过是在这样一个拥有自治部落的地区上加上国家这一名称而已。所以，从一般民众的真正的民族发展历史上来说，国家意识无疑是很淡薄的。无论谁掌握政权，谁掌握军队，负责维持治安，这都无碍大局。’……‘国家’这个概念，新中国成立前，在一般民众心里并没有明晰的认识。说书唱戏，讲的是战国、三国、五代十国，私塾学的是《百家姓》、《三字经》、四书五经。中国到底是怎样的，没人说，更少有人关心。百姓，百姓，各姓各的姓，各家过各家的日子，无组织，无信仰，无精神。电视剧《红高粱》里朱豪三有句台词，‘只知道有家，不知道有国’，这就是以前的百姓。这种思想，这种文化，这种道德，能不打败仗吗？……由于没有国家信仰，国贼、买办、汉奸充斥，帮洋人发国难财。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的军队毙伤、俘虏，再加上反正的伪军就达到118万余人。到底全国有多少伪军，真是难以计数。

    毛泽东告诉民众，中国是一个有着56个民族的大家庭，全国一盘棋。”（刘振起：《毛泽东精神》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7年版，第66-67页。）正因为百姓“有家无国”，“无论谁掌握政权，谁掌握军队，负责维持治安”，都行，无关老百姓的事。所以，板恒征四郎的这个讲法被日本上层采纳以后，很快发生了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按照蒋介石指令，张学良一枪未放，日本侵略者很快占领了东北全境。到1937年又发生了“卢沟桥事变”，北京、天津、太原等失守，日本侵略者大踏步地进攻华北，蒋介石为了守住南京，命令驻守河南的军阀汤恩伯炸毁黄河花园口大堤，30万人民群众丧于水患，那时我们实际上也没有国家。

    板恒征四郎，日本侵略中国的恶魔、甲级战犯，1948年被国际法庭处以绞刑。他研究中国的结论，在当时还是符合实际的。他这段话有三个重点：第一，民众的心理只是“安居乐业”，心中没有国家。第二，“政治和军事，只不过是统治阶级的一种职业”，与老百姓无关。第三，中国这个国家只是“一个拥有自治部落的地区”，不是近代的国家概念。我们国家正是因为存在这样一种状况，一盘散沙，经济文化落后，国民缺乏国家观念，日本才敢于欺负我们。这种状况与现在一些精英们的主张有着“惊人的一致”。

    我们自己在很长的时间内没有意识到国民的这种心态。应该承认，板恒征四郎对中国的了解是比较深刻的，对中国人心理和素质的研究也接近当时的实际。对长期以来中国一盘散沙的现状了解得很深透，对中国政治人物和民众的心理把握也比较符合实际，这即是日本侵略者敢于乘虚而入的最大底牌。而抗日战争之初我方一败再败，也决不仅仅是败在军事力量上，尽管日本军力较之中国是强大的，但更重要的原因，还是败在缺乏民族意识、国家意识和无组织状态上。

    板垣上述讲话两个月后，6月中旬，日本陆军省《解决满洲问题方策大纲》传达给关东军。1931年6月，日本找到了一个借口。关东军中村震太郎大尉隐瞒身份冒充“农业技师”，前往兴安岭、索伦山一带进行地形侦察活动，被东北军关玉衡部逮捕处决。石原莞尔立即致信陆军省军事课长永田铁山称，最好的机会已到，应立即行动。尔后就是“九一八事变”。

    这种国民意识的缺陷，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只顾自己，不顾国家，不顾民族危亡；二是无组织状态。这不怪民众，而是远则几千年的封建统治所造成，近则数十年的军阀混战，特别是蒋介石的专制统治所导致。对此，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也讲到了这个意思：
    “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克服了这一缺点，就把日本侵略者置于我们数万万站起来了的人民之前，使它像一匹野牛冲入火阵，我们一声唤也要把它吓一大跳，这匹野牛就非烧死不可。”（《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11-512页。）

    政权腐败无能，百姓奴性十足、自私自利，只顾“过好自己的小日子”，国破山河碎，与己无关，这是日本敢于侵略中国的重要原因。很遗憾，从1931年的“九一八”到现在，事情过了近百年，许多“精英”们，还将板恒征四郎当年认定的中国老百姓的思想状况，即“过好自己的小日子”视为目标导向，希望回到1931年前的那种状态，这就十分令人费解。人们不禁要问，发生外敌侵入，老百姓都自顾自己的小日子，国家怎么办？或许有人说，我们有人民解放军。这里，有三个问题需要说明：第一，抬担架、送公粮、救伤员等，没有老百姓的支持是不成的。淮海战役中的“小推车”景象是老百姓在革命战争中发挥作用的明证。第二，人民解放军，为什么有个“人民”作为前置词？说到底，人民子弟兵来自老百姓，如果十多亿老百姓自顾自，是很难让解放军为国家冲锋陷阵的。第三，当年毛泽东主张的全面抗日，打一场人民战争，才使抗日战争见到了曙光，而单纯政府的片面抗日，则看不到希望。总之，老百姓与人民军队是不能分开的。

    两种选择：一个是让老百姓关心国家大事，一个是让老百姓只“过好自己的小日子”。这必然会出现两种结果：一种是爱党爱国者多，一旦有外敌侵入，英雄多；一种是愚民多，一旦外敌入侵，汉奸多。

    ● 经济发展了，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有时候反而是疏远了”

    从问题的本质说，经济发展，近期是为了人民群众生活的改善，远期是为实现共产主义创造必要的物质条件，但代替不了“人的觉悟极大提高”这个不可或缺的条件，也不能代替党与人民群众的联系，不能代替共产主义信仰这个精神力量。

    在第二次群众路线教育中，2014年3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兰考县委扩大会议上指出：
    “这些年，我们的发展成效很显著，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但冷静想一想，是不是党的凝聚力、群众的向心力就同步提高了？是不是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就更加密切了？事实表明，经济发展了，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不等于党同人民的联系就更加密切了、必然密切了，有时候反而是疏远了。我说的是不是事实？我们都有经历，我们都是过来人。
    “现在，脱离群众的现象在某些方面比十年前、二十年前、三十年前更突出了。问题出在哪儿？不能不引起我们沉思！我看主要是一些党员、干部宗旨意识淡薄了，对群众的感情变化了，作风问题突出了。如果群众观点丢掉了，群众立场站歪了，群众路线走偏了，群众眼里就没有你。古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提出了一个理论，说当公权力失去公信力时，无论发表什么言论、无论做什么事，社会都会给以负面评价。这就是‘塔西佗陷阱’。我们当然没有走到这一步，但存在的问题也不谓不严重，必须下大气力加以解决。如果真的到了那一天，就会危及党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
    “所以，发展仍然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仍然是带有基础性、根本性的工作，但经济发展、物质生活改善并不是全部，人心向背也不仅仅决定于这一点。发展了，还有共同富裕问题。物质丰富了，但发展极不平衡，贫富悬殊很大，社会不公平，两极分化了，能得人心吗？因此，经济总量无论是世界第二还是世界第一，未必就能够巩固住我们的政权。经济发展了，但精神失落了，那国家能够称为强大吗？”

    习近平总书记的话，很到位、很中肯、很深刻，很有新意，振聋发聩！已有很长时间没有听到这样朴实、深刻的讲话，值得我们永远反思。这段话虽然是就群众路线教育这个主题讲的，但具有普遍的意义，讲出了共产党的根本。这个根本就是群众路线，就是“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就是共产党的初心。讲话渗透着巨大的精神力量，贯穿着强烈对党的负责精神，论述得极为精当，语言朴实无华。

    前苏联就是教训，列宁领导布尔什维克党和红军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斯大林领导苏联建设成“另一个超级大国”，经济实力几近赶上美国，已成为当时“第二大经济体”，国防实力也与美国比肩。但是，说垮就垮了。原因很清楚，一个是帝国主义的文化渗透，一个是苏共自身信仰淡化、脱离群众、腐败成风以及社会上收入两极分化，二者相互影响，内外因共同作用。敌对势力的文化渗透，其实质就是诋毁毛泽东思想，诋毁毛泽东的共产主义文化之道，进而否定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达到否定中国共产党的目的。他们绝对知道，否定了毛泽东，否定了毛泽东思想，共产党也基本上名存实亡了。

    西方敌视中国的势力，视共产主义为洪水猛兽。他们憎恨、敌视共产主义。对中国，一方面加紧军事威胁，实行武力控制；一方面进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文化渗透，也就是和平演变。特别是在社会主义阵营的领头雁苏联身上取得了成功，增强了他们的自信。他们认为，以同样的方法使中国垮台也就不在话下了。实际上，当时的苏联，已经成为第二个超级大国，科学技术在世界上领先，第一个卫星上天。这说明，经济的发展，科技的进步，阻挡不了政权的垮台，代替不了共产主义信仰的精神力量。美帝国主义的对华战略，说白了，就是通过否定毛泽东的共产主义之道，来否定中共党史，否定中国共产党。而在真正的中国共产党人看来，共产主义运动是不可抗拒的，苏共的失败、东欧的巨变，只是整个共产主义运动在历史长河中的一个插曲，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革命胜利，所付出的代价和花费的时间远远大于和多于十月革命的胜利，能否保住革命胜利的果实，是与我们付出的代价有关系的。

    ● “人民有信仰，民族有希望，国家有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见第四届全国文明城市、文明村镇、文明单位和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先进代表时强调：“人民有信仰，民族有希望，国家有力量。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物质财富要极大丰富，精神财富也要极大丰富。实现‘全面小康社会’，既要物质上丰富，也要精神上充实。”

    “人民有信仰，民族有希望，国家有力量。”这个话讲得深刻，全面。这句话的关键是“人民有信仰”。人民有信仰，就会有动力，有思想，有精气神，有改革和建设的力量。在新中国的国史上，无论是大庆、大寨、红旗渠，还是“两弹一星”创造的惊人奇迹；还是雷锋、焦裕禄、王进喜等做出的感人事迹；还是抗美援朝、抗震救灾、抗洪救灾、抗疫救灾取得的伟大胜利，都是因为“人民有信仰”，有精神力量，才出现的结果。这些都不是物质刺激、发奖金所能做到的。

    “人民有信仰”，首先取决于党有信仰、党员有信仰、党政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有信仰。

    共产主义信仰，是共产党的灵魂，是人民政府的灵魂，是人民军队的灵魂，是人民群众的灵魂，是民族团结奋斗的灵魂。这个信仰不能丢，丢了魂，就什么也不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