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5月，毛主席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作了著名讲演《论持久战》。这篇文章以辩证法运用之纯熟为世人所知，同样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战争取得胜利的纲领性文件。

    少有人知道的是，文章中有这么一句话：“今年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建立的17周年纪念日。”

    这是我党领导人第一次具体提出7月1日是党成立的纪念日。彼时，全国各地纪念建党的时间都不太统一，毛主席此言一出，各地纷纷将7月1日作为党成立的日子进行纪念。

    即便是在多年以后，我们已经确认7月23日为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日子时，我们的日历上仍会将7月1日标注为“建党节”。

毛主席

    为什么没有将日子改回来呢？

    因为在与会者谁也说不清楚的情况下，考证党具体成立日期是一件繁杂的工作，需要搜集多种资料、多方求证。

    直到1981年，中共党史研究室才正式将党的诞生日确认为7月23日，此时距离“7月1日”一说首次提出已经过去了将近五十年，人们早已习惯了庆祝“七一”，索性就将庆祝活动设在了7月1日不改了。

    党的一大召开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但始终存有疑云的是一大的召开时间。

    毛主席《论持久战》中提到的7月1日是他与另一名一大与会代表董必武两人共同回忆的结果。

董必武

    当时延安只有这两名代表，两人都只记得“一大”是在7月召开的，但是却记不住具体时间，因而毛主席将七月的第一天作为中国共产党成立纪念日提了出来。

    7月23日这个说法则是后来经多方考证文献后才确认的，搞清楚具体时间的这名学者叫做邵维正。

    1980年，他在《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的第一期上刊登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日期和出席人数的考证》一文，对一大召开时间和出席人数做了详细说明。

    为了解开这两个谜团，他根据各种各样的文献和对部分当事人的采访，求证了与会代表们的行踪、当时的许多间接事件以及部分可考的早期文献。

    例如，与会代表陈公博、周佛海都记得在最后一次会议召开的第二天黎明，上海发生了孔阿琴被杀案。

    邵雍正查找了《新闻报》和《申报》的报道，均称孔阿琴一案发生时间为7月31日，由此可知上海最后一次会议的时间是7月30日。

    经历了非常细致的文献考证，很多时候都是通过对几位与会代表的回忆录和偶然的文字进行深入解读和联想获得信息，再将这些碎片的信息拼合、比对，邵雍正这才得出了令人信服的结论，最终确定了“一大”召开时间和与会代表人数。

    可能有人会问，确定会议时间有这么难吗？当时难道没有会议记录吗？

    还真没有。

    党的一大召开时，共产主义在我国的传播大部分时候仍是“地下工作”，一大也是秘密召开的。为了绝对的保密，一大召开后没有留下任何有关时间和参会人员的明确记载。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纪念遗址

    “一大”的召开经历了许多的不容易。筹建过程中的第一个困难是钱。中国共产党早期筹建人员多是经济能力一般的青年，没有固定职业和收入的人居多，很多人距离一大召开的地点——上海的距离也比较远。

    为此，共产国际向相关人员提供了经费，由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成员李达和李汉俊经办，给每一位与会代表汇寄路费一百元，与会结束后可领取50元回程路费；与会期间的食宿则由李达夫人以“北京大学师生暑期考察团”的名义解决。

    李达夫人王会悟也是一名进步青年，当时年仅23岁的她与上海筹备组的其他人员经过精心挑选，选中了发起组成员之一李汉俊哥哥李书城的住宅——法租界树德里106号，作为开会地点，住宿则是向正在放暑假的博文女校借了一个统厢房和三间统楼。

法租界树德里106号

    原本各代表应当在6月20日之前抵达上海的，但因为距离原因，以及大家要避免被跟踪以免会议暴露等问题，所有代表都到齐的时候已经是7月23日了，党的“一大”也就在这一天正式召开。

    这次会议的十三名代表中，有我们熟悉的毛主席、董必武等人，却没有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先驱李大钊先生和陈独秀先生。二人的缺席可以说是“一大”的遗憾之一。

    《马克思主义大辞典》中以“陈独秀、李大钊分别在广州和北京有事，未出席会议”来解释两人未能出席的原因，但具体事务始终语焉不详。

    两人自己后来也没有公开对此事做出解释。目前比较认可的说法是，陈独秀先生没有参加“一大”是因为当时他这个在广州兼任大学预科校长，在教育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与守旧势力进行顽强的奋斗。

    这项工作在他看来同样很重要，而且正处于一项项落实的紧要关口，他难以离开。

中共一大与会议人员名单

    陈独秀先生尽管没有到场，但委托参会的广州代表陈公博给与会同志们带去了一封信，提出了四条意见，对发展党员、党内的民主生活、党的纪律等都提出了自己的想法和建议。

    李大钊先生不去参会有陈独秀没有前往的原因在。在李大钊先生心目中，陈独秀永远是共产党真正的主角和先锋，自己甘愿做他的配角和助手。

    当共产国际的同志与李大钊先生商议建党事宜时，他曾经说过：“只有陈独秀发起组织共产党，事情才能够顺利进行。”

    有俄国的同志到北京大学访问李大钊先生时，他郑重告诉对方：“你要了解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不可不去上海访问陈独秀先生。”

陈独秀

    当时陈独秀先生和李大钊先生是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两盏最耀眼的指路明灯。陈独秀先生已经明确表示不去的前提下，李大钊先生害怕自己前往“喧宾夺主”，引起他人误会，因此不去参会也是有可能的。

    同时必须引起注意的是，与大部分参会代表不同，陈独秀先生和李大钊先生当时已经是很有名望的人物，他们在社会上的一举一动都会被别人密切关注。

    在敌对势力的人数远在我方之上的情况下，这两位名人无论前往哪一座城市、做哪些事情都谈不上绝对的“秘密”。因而，两人前往参加“一大”很有可能导致这个本该“秘密”的会议不再秘密。

    召开“一大”之所以要特别强调“秘密”，也是因为一旦公开，与会者的安全都会受到严重威胁。当时无论是南京政府还是北伐军阀对共产主义的态度都很不友好。1919年陈独秀先生就曾经被北洋政府逮捕、关押了98天之久。

李大钊

    国际上的反共势力也在密切注视着各国共产主义传播的情况。作为苏联代表的马林，在1921年4月前往中国的途中也曾遭遇波折。

    在奥地利维也纳，他被警方以“赤色分子”的罪名逮捕，同样过了好一段时间才被释放。

    即便没有公开进行，“一大”进行途中还是被多次打断，还要多亏了斗争经验丰富的马林带领大家及时隐藏、躲避，才让参与“一大”的重要代表们没有被敌人伤害到。

    7月30日晚，“一大”召开了第六次会议。此前，各地代表们已经进行了热情的致辞和讨论，汇报了本地区党团活动情况，在党的性质、纲领、组织原则等问题上取得了基本一致的意见。第六次会议的目的是进一步讨论会议文件草案、达成共识。

马林

    然而就在会议开始不久的时候，一名不速之客闯进会场，环视一周后他自称“走错了地方”，什么也没做就退出了会场。

    受条件所限，当时的中国共产党没有能力给会场提供严密的安保措施，此人出现得突然、走得也很快，给出的理由似乎也是合理的。

    但马林还是敏锐意识到了不对，他建议大家立刻中止会议被离开。大部分代表都离开了会场，只有陈公博和李汉俊两个人留了下来观察情况。

    果不其然，十几分钟后，一群法国警察蜂拥而至，将会议地点团团包围，进行了严密的搜查。

    这名突然闯进“一大”会场的不速之客的身份在70多年后才被揭晓。1998年上海作家叶永烈在《红色的起点》一书中揭露，这名灰布长衫打扮的人实际上是一名叫做程子卿的侦探，时任上海法租界巡捕房政治探长，与当事的上海青帮头子是结拜兄弟。

    万幸程子卿并不清楚真实情况，所以当法国巡捕来搜查的时候，李汉俊轻松地用“北京大学的教授谈天”的理由敷衍过去了。

    会场所在的李公馆刚好也是《新时代丛书》社通讯处，作为一家出版机构的通讯处，有几名编辑成员在场很正常，因而法国巡捕们搜查得也很马虎。

    令人后怕的是，代表们撤离得匆忙，在写字台的抽屉里还遗留了一份中国共产党党纲的草案没有来得及带走或者销毁。

李汉俊

    这些法国警察搜查得实在是太草率了，没有发现这份不同寻常的草稿纸，算是躲过了一劫。

    会场已经被搜查过一次，李公馆不再安全，代表们汇集到了李达的住所商议转移会址的问题。

    各位与会代表纷纷献策的时候，李达的妻子王会悟也出了个主意。她想到了自己曾经读书的地方——浙江嘉兴。

    那里水路纵横，找一条船开会是很轻松的事情，也比较隐秘。她自己在那里读过书，认识当地许多进步人士，万一出事也方便找熟人帮忙，将代表们分散到自己的同学家里。

    这个建议得到了与会代表的一致赞同，他们在31日早上乘坐上海北站7时35分的快车，于两小时五十分后到达了嘉兴。

王会悟

    为了保密的需要，两位看起来非常引人注目的外国人马林和尼科尔斯金没有前去，陈公博也没有前去。

    王会悟将大家引到了张家弄里鸳湖旅馆，以刚游览完杭州西湖，顺便来看一下嘉兴南湖的名义定了两个房间，顺利租到了一艘中型游船和一桌酒菜。

    为了掩人耳目，她还在船里准备好了麻将桌，一旦有其他船只靠近，她就会在舱外敲门，舱里的代表们就赶快拿麻将出来玩。

    稍作休息后，代表们登上了这艘游船。王会悟让船娘把船泊在了距离烟雨楼东南方向约两百米左右的一处僻静水域，自己坐在了船头放哨。

    就这样，上午十一点左右，在“红船”上举行的“一大”最后一次会议终于开始。当日的天气也很配合：天空下起了小雨，游客稀少。他们泊船开会期间，一直没有遇到其他的船只。

    下午六点，会议完成了全部议程，“一大”胜利闭幕。

南湖红船

    1945年4月21日，毛主席在中共七大预备会议上曾经介绍了和回忆了“一大”的相关情况。他引用了《庄子》的话：“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来说明当时即便是与会代表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对政党的了解都不多，但即便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人也搞出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番话对与会的同志们是很大的鼓舞。

    从“一大”筹备和召开过程中的波折我们就能够知道，共产主义思想在我国的传播有多么不容易，中国共产党人的奋斗之路上又有多少艰难险阻。

    可叹又可气的是，“一大”的十三位与会代表中，还有多人放弃了共产主义，没有走完这条信仰之路的全程。其中甚至有人做了汉奸，背叛了自己的国家。

毛主席

    最令人不齿的当属陈公博和周佛海。在张国焘的回忆中，参加“一大”时陈公博就更像是“广州政府的一位漂亮的青年政客”，而不是和其他人一样的共产主义信仰者。

    他没有服从王会悟的住宿安排，而是带着自己的妻子住进了豪华旅店，举止豪阔似是在度蜜月。

    会场转移到嘉兴后，他没有随大家一同前往，而是带着妻子在西湖游玩了三天，足见当时他就对党抱有漠视的态度。

    作为“一大”与会代表，称得上是当时党的“元老”之一的陈公博，在1922年6月陈炯明叛乱的时候就违背党支持孙中山的指示，公开写文章支持陈炯明。

    此举自然遭到了党的批评，他先是置之不理，后来又公然声明与中共中央决裂，选择了赴美留学。脱离中国共产党三年后，他加入了国民党并受到了汪精卫的重视。

陈公博

    因而，1938年汪精卫叛国，秘密与日本政府谈判签订卖国条约的时候，陈公博站在了汪精卫这一边，在汪伪政权中担任高官，并代表该政权签订了卖国的“日汪基本关系条约”。

    他最终得到了自己应得的结果：1946年6月3日，陈公博以“第二大汉奸”之名被执行枪决。

    同样加入了汪伪政府的还有周佛海。“一大”召开时，周佛海的身份是旅日留学生，会议结束后他返回日本带着自己的恋人杨淑慧返回了日本读书，此后基本脱离了与党组织的关系。

    周佛海在与会期间的表现，比起陈公博来说还有不如。陈公博起码带着自己的正牌妻子来上海“度蜜月”，已有家室的周佛海却在上海有了新的恋人，也就是前文所述的杨淑慧。

    杨淑慧的父亲是上海总商会的主任秘书，她本人是受报界关注度较高的名媛。两人相恋并结婚后，上海报纸披露了周佛海十几岁就在乡下成婚，早已有家室的消息，一时闹得满城风雨。消息一出，他就带着杨淑慧返回了日本，实际上相当于“逃”了。

周佛海

    1924年国共合作形成后，广东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戴季陶以每个月200银元——当时绝对的高薪——邀请周佛海担任宣传部秘书，广东大学校长同时以240银元聘请他兼任教授一职。

    这两人同为国民党右派，坚决反对国共合作，曾经是“一大”代表的周佛海没有经受住金钱的诱惑，在当年9月正式写信要求与党组织脱离关系。

    周佛海“两面派”的潜质很快展现了出来，一与共产党脱离关系，他就开始叫嚣要做一名“国民党忠实党员”，甚至嚷着“攻击共产党，是我的责任”。这话深得蒋介石欢心，对他委以重任。

    抗日战争爆发后，周佛海和汪精卫达成了一致，认为“抗日必败”，臭味相投的两人就这样走到了一起，周佛海成为了汪伪政权的主要组织者之一，在该伪政权内的权柄远在被称为“第二号大汉奸”的陈公博之上。

周佛海

    1942年，周佛海敏锐感觉到日本战败的迹象，开始秘密联系戴笠，向他出卖汪伪政权的机密，他自己则美其名曰“效命中央”。

    他自然不是觉悟了，而是想要为自己留下一条后路。果不其然，“不计前嫌”的蒋介石在抗战胜利后对他委以重任，甚至想要将他包装成“有功之臣”。

    但人民不是傻子，不容许这样公然的欺骗，“严惩汉奸”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蒋介石也无法压制住，只好将周佛海送上了法庭。

    在蒋介石的袒护下，周佛海的审判结果由死刑改成了无期徒刑。1948年2月28日，他病逝于南京老虎桥监狱内。

    叛党的不只这两人，还有一人在党内担任了相当高的职务，却因贪心不足最终走向了人民的对立面，为国民党卖了一段时间的命，最终为两党所不容。

张国焘

    此人就是张国焘，在“一大”上他就当选了中央局成员，后来他还成为了鄂豫皖苏区和红四方面军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但此人并没有特别高的思想觉悟，反倒经常自恃资历欺负他人。在红军长征这样艰险的时候，战士们连一双像样的鞋子都没有的时候，他坚持要自己骑一匹马，再用一匹驴子或者马来驮他的行李。这样的“排场”在红军高级将领中也是独一份的。

    长征进行到一半的时候，张国焘突然反对北上建立陕甘根据地的决定，自行率部分裂，在川康地区建立了所谓的“第二中央”。

    这一行为实际上是对之前红军没有选他作为最高领导的报复。红军最开始只是批评了他的错误，没有放弃他。但张国焘放弃了红军，转而投入了国民党麾下。

张国焘

    他叛党后加入了国民党特务组织之中，开始从事反共特务活动。然而张国焘此人的才能不过尔尔，加入国民党特务机关后几乎一事无成，蒋介石退往台湾时甚至没有给他准备一张机票。

    张国焘转而依赖给美国人做反共宣传获得不菲的收入。这份“工作”没有持续太长时间，因为他对新中国的领导人们知之不深，能够提供给美国人的有用信息少得很。

    最终，他在1979年的时候冻死在了多伦多的一家养老院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