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8月24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召开常委会议，决定于10月召开高级干部会议，中心内容有：（1）整风问题。（2）精兵简政问题。（3）统一财政经济问题。（4）党政军民关系问题。

    9月1日，西北局发出关于召开高干会的通知。10月6日和15日，西北局两次召开常委会，讨论研究高干会的准备工作，决定了高干会的时间、参加人数、会议程序、议程及向大会提交的主席团名单。1942年10月19日至1943年1月15日，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在延安召开。会议的任务是在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根据整风的精神总结陕甘宁边区的历史和检查陕甘宁边区的工作。中共中央西北局的负责同志主持了大会。陈正人作了整党整民报告，林伯渠作了整政报告，贺龙作了整军报告，高岗作了关于整顿关系问题的报告和总结报告。有100多人在大会上讲了话。会议对王震、马文瑞、习仲勋等22名在生产建设上作出成绩的干部进行了奖励，对6名假公济私、贪污腐化的干部进行了惩处。这次会议历时89天，会议全面总结了陕甘宁边区党的历史经验和教训，纠正了当时党内的思想偏向，统一了党的领导，增强了党的团结，明确了今后的任务，从而大大推动了陕甘宁边区的整风运动和各项工作的开展，对当时全党的整风运动起了促进作用，对彻底打败日本帝国主义是一个有力的推动。会议筹备期间，毛泽东同志三次致信陈正人，为开好“西北高干会”指明了方向。

    毛泽东在延安凤凰山麓窑洞的大土炕上，亲自接待了从白区刚刚归来的陈正人彭儒夫妻

    陈正人的一生很传奇，他与毛泽东在井冈山时期就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从震惊中外的“万安暴动”，到毛泽东率部攻占遂川县城，毛泽东亲自任命陈正人为遂川县委书记，再与毛泽东亲自修改陈正人起草的遂川《施政大纲》，以及陈正人跟随毛泽东投身井冈山革命斗争。在任湘赣边界特委副书记时，几乎是与毛泽东朝夕相处在一起。后来被誉为“井冈之子”、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创始人之一。因此，毛泽东对陈正人的工作能力和工作精神，是很了解的。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准备突围西征。随军出征还是继续留下来坚守，关系到每个人的前途命运。时任中共中央组织局的李维汉后来回忆:对于哪些留下来或随军出发，是按管理范围分级决定的，即分级上报，最后由博古、李德定夺。患病体弱的瞿秋白，腿部负伤的陈毅，还有被视为“毛派分子”的何叔衡、陈正人、古柏、毛泽覃、曾山等人，都被从中央组织局上报的名单中给勾划掉了。作为“毛派分子”、当时正处于养病状态的陈正人只能留在中央苏区。而陈正人妻子彭儒被中央组织局批准随主力红军长征，是红一方面军参加长征的32名女红军之一。因长征队伍出发后，由于过于都河时受了凉，彭儒开始打摆子、发高烧。但她还坚持跟着部队行军。不久，中央组织局决定彭儒返回中央苏区，陪陈正人去上海治病。当彭儒听到组织上的这个决定后，表示坚决不离开部队。董必武就代表组织上找她谈话，要她服从决定。因此，彭儒只好挥泪告别红军主力部队，再返回中央苏区，找到中央分局的陈潭秋等人，先被任命为于都县委宣传部长。后来又与陈正人会和在一起。待红军主力北上长征后，苏区中央分局由项英、陈毅负责。陈毅十分关心陈正人的病情，劝他按中央分局的意见转移到白区治病。由此，陈正人要求介绍白区党的关系。陈毅难过地说:“白区党损失惨重，已无关系可介绍了。”就这样，陈毅把自己的兄弟和好友都介绍给了陈正人，并嘱咐陈正人有困难时可找他们帮助。末了，陈毅又说:“鲁迅和宋庆龄是同情我们党的，与党有联系。如果你们到上海能找到他们，就有可能找到党的关系。”最后又代表组织给了陈正人一笔治疗费用。

    就这样，陈正人彭儒踏上了一条艰难而又困苦的治疗疾病道路。这条道路是长达三年之久，从1935年2月开始，所经历了大大小小的躲避战斗、陈正人化装成商人、回彭儒家乡碕石村隐蔽做“私塾先生”等各种不同的身份，历经艰难险阻，终于在1937年5月，陈正人找到了红军驻西安办事处，见到了正在那里的周恩来、叶剑英。周恩来高兴地热烈地拥抱着陈正人，并大笑地说:“太好了！太好了！！正人同志，真沒想到你还活着，你总算是活着给我回来了啊！”此时此刻的陈正人，就像一个小孩子见到了母亲般，眼泪激动地流出了眼眶。周恩来忙安排陈正人先在西安好好地治疗一下肺病，然后再去延安见毛泽东。同时，又马上给陈正人一百元钱，让他寄给仍在湖南老家的彭儒做路费赶赴西安，然后再一同奔赴去延安见毛泽东。

    1937年6月，陈正人彭儒在千里寻党，终于从白区来到了日夜思念的革命圣地延安！当他们到达延安时，随即就被毛泽东和贺子珍在一个星期六的晚上，邀请到他们住在凤凰山麓的窑洞里吃饭。因为当时贺子珍白天是在抗大学习，也只有在星期六放假时，才能回到毛泽东居住的凤凰山麓窑洞。

    对于陈正人彭儒夫妻的到来，也给正在忙碌中的毛泽东又得到了思想上的放松和休息。井冈山老战友在延安相聚，也让贺子珍更开心，她是忙上忙下、不亦乐乎地为他们夫妻烧土豆、做地道江西小菜、炖红烧肉、煮白米饭、喝延安小米粥。

    当他们四人围坐在窑洞里的大土炕上时，情绪是异常兴奋和激动。毛泽东为他们能活着回来，又不禁想起了自己的小弟毛泽覃来，他沉痛地对陈正人夫妻说道:“我的小弟泽覃他是再也回不来了啊！”毛泽东的悲情，也感染了陈正人夫妻。他们几乎是在含泪回忆着往昔的战斗岁月……突然毛泽东话锋一转，又问起了陈正人在离开红军主力部队时的一些情况。

    陈正人马上又汇报起红军主力部队转移后中央苏区的情况来。这次毛泽东在廷安的特殊接待，也给了陈正人和彭儒以极大的精神安慰和鼓励。临别分开时，毛泽东深情地对陈正人说:“正人同志，你先好好地歇息，注意养好自己的身体，待身体稍好些后，我马上就给你安排工作。”最后毛泽东又感叹道:“你们这些留在苏区的同志能冲破艰险，战胜敌人来到延安，真是不幸中的万幸啊！而许许多多的优秀同志都牺牲了，真让人心痛！但是，我们的红军是不可战胜的！” 毛泽东说完便紧紧地握着陈正人的手，像是在自勉又像是在发出出征前的命令！陈正人深深地领悟着毛泽东的伟大战略和部署。

    陈正人夫妻这次与毛泽东贺子珍在凤凰山麓窑洞里的相聚，一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陈正人夫人彭儒再回忆起那一幕时，还是满脸荡漾着幸福满满的样子，唯一遗憾的是，在他们四人相聚后的三个月，即在1937年9月，贺子珍终因身体与精神上的双重折磨，怀着已有两个多月的身孕而负气出走。毛泽东发现后，随即派陈正人彭儒夫妻马上带上他的亲笔信，前往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去当面劝贺子珍回延安。但毛泽东的真心，并沒有劝回贺子珍的负气。毛泽东在晚年回忆起这段经历时，他对身边警卫员又说起贺子珍的固执：“她那次非要走，怎么劝都留不住，我落泪了，只好放手。”是贺子珍太过任意妄为，亲手葬送了自己与毛泽东之间的感情。彭儒讲，她在六十年代初国务院农林办工作时，一次出差到上海专乘探望在养病中的贺子珍。晚上，她俩是躺在一张大床上，贺子珍给她讲自己和毛泽东的一些往事儿……说到动人之处她就自己落起泪来，嘴里还不住地说她是多么多么地爱毛泽东，气得我就给她说：“当初怎么劝你回，你就是不听，现在可好，后悔了，也来不及了。”贺子珍听后，泪水更止不住地直淌，枕巾都打湿透了一大半，彭儒边说边唏嘘叹气着……

    为筹备和开好西北局高干会，会前毛泽东三次致信陈正人

    1937年秋，肺病刚刚好些，陈正人就被毛泽东安排先接任了陕甘宁边区政府教育厅厅长一职。很快，又于1938年春调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任宣传部长，不久，便因工作劳累和南北气候变换不适等原因，陈正人的肺病又复发，毛泽东十分关切，并决定让他与任弼时等同志一起去新疆养病，再准备飞机送他们去苏联治疗。1939年7月，因新疆政局不稳，而在新疆已待了一段时间的陈正人，这时病情也有所好转，于是，便在陈云的安排下又搭乘苏联飞延安的飞机返回。回延安后的陈正人，一边治病，又一边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做整理中国苏维埃运动史的工作。1939年11月～1940年9月，由于病情已好转，陈正人便被毛泽东正式安排到中共陕甘宁边区党委组织机构任组织部部长。1940年9月～1941年5月，中共陕甘宁边区党委组织机构调整为“中央局组织机构”，书记高岗，副书记谢党哉，秘书长任作民，组织部长陈正人，宣传部长李卓然，统战部长贾拓夫，社会部长张邦英又兼党校校长。1941年5月13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再次又发出《中央关于成立西北中央局的通知》，将西北工作委员会和陕甘宁边区中央局合并成立了“中共西北中央局”，统一领导西北地区党的工作。

    中共中央西北局（亦称中共西北中央局），是中共中央的派出机构，是中国共产党在西北地区的最高领导机关，设有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城工部等部委，“小政府大社会”，被人们贯称为“实体局”，也成为了新中国的雏形。以高岗、林伯渠、王世泰、贺龙、张邦英、谢党哉、陈正人、肖劲光为常委，贾拓夫、李卓然为候补委员。书记为高岗（1945.10～1947.7，习仲勋为书记），副书记为马明方、组织部长为陈正人；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副主席李鼎铭。

    陈正人到了西北局工作后，就开始着手筹备西北局高干会事宜。因为，西北局“高干会”是否成功，直接关乎着党的七大要实施党的建设“伟大的工程”的继续和发展。西北局高干会，也是为党的七大胜利召开而在政治上作了一次很好的“预演”和“试验田”的尝试！

    所以，毛泽东很关心西北局高干会的重要文件起草，曾于1941年8月19日在杨家岭窑洞亲笔写信给陈正人，说:“我要朱理治写了一份报告书，很有些价值，不知他抄了一份给高岗和你一份没有？如未，请向他索要一份，以作你们起草财经纲领的参考。在起草文件前，请与南汉宸、高自立、叶季壮、朱理治及粮食局、贸易局诸人加以研究。他们是实际经手人员，从他们收集各方面确实的材料与意见，起草的东西方更准确。”

    西北局高干会，在思想上及准备工作上，都是按照中共中央“认为有必要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的精神指引下而去筹备的，即首先开展全边区的党内整风学习。这次整风学习运动，是从1942年4月开始，到10月间高干会召开为止，历时半年多。边区党、政、军、民、学各系统干部（包括许多非党员干部在内）都参加了这一整风运动，仅边区一级的干部就有3689人。参加学习的干部，都分别编入各种小组内，由各级学习委员会领导。陈正人任陕甘宁边区总学习委员会委员，负责整个西北局和民众团体系统的整风。学委会的成员大都是各系统各单位行政上的负责同志，他们是这次学习运动的领导核心，其中绝大数同志后来都出席了西北局高干会议。整个学习分为学风、党风、文风三大部分进行。这次整风学习是边区党有组织、有计划的大学习运动。由于组织上加強了领导，掀起了广泛的学习热潮。所有参加整风学习的干部，每天以2小时至4小时的时间进行学习，读文件、写笔记、出墙报、开会讨论、争鸣辩论、互相参观等，形成了一种生动活泼而又十分紧张的学习生活。

    在整风学习运动中，为动员、组织西北地区广大干部重新学习马列主义，改造干部思想，陈正人身先士卒地做了大量的工作。他带头学习整风文件，亲自向干部做辅导报告，并深入基层参加讨论。当时中共中央机关报的《解放日报》，也是西北局的机关报，还专门报道了西北局组织部整风学习的情况，特别提到陈正人深入小组，辅导学习，使学习搞得生动活泼的事迹。

    西北局高干会的另一项准备工作，就是组织各级干部深入基层，调查研究。1941年9月，西北局宣传部组织了一个农村考察团深入到固临，并写出了《固临调查》一书。同年12月，边区政府也组织了一个考察团下到基层，搜集到了区、乡的许多具体材料。1942年1月，西北局又组织了一个考察团下到绥德、米脂考察，又搜集了不少的第一手材料，并出版了《绥米土地问题初步研究》一书。同年3月，中央军委与留守团组成的考察团，分五路出发下放到各部队进行调查研究。同年5月，在陈正人的领导下，西北局组织部组织了一个考察团下到安定，调查了3个乡的社会状况和乡政府的工作，并进行了一个乡支部的党员登记。这些考察团所搜集到的基层材料，也为西北局高干会的召开做了很好的准备。

    西北局高干会的直接准备工作是从1942年9月间开始的。西北局确定高干会的任务是整党、整政、整军、整民（指人民团体的领导机关）、整关（指党、政、军、民之间的关系）、整财、整学。在“七整”中贯彻整风与精兵简政。

    1942年8月19日，毛泽东在给谢觉哉、陈正人的信中，又专门強调了精兵简政和整风问题。毛泽东的信是这样写道:“今天所读二届参议会应以准备精兵简政为中心。在开会以前应实行精简，开会以后应检查（点验）精简，而精简包括精少、效力、统一诸方面。今看本日（十九日）报纸精兵简政在晋冀鲁豫边区一文，所包括事项尤多，尚有节省，反官僚主义诸项，此文我看很好，请你们也看一看，是否我们这里可以完全效仿？此时应在整风学习完后来一个如像整风正样的大举，方能普遍、深入与切实见效，过去还只是耳边风。”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和西北局确定的“七整”任务，组织了七个筹备委员会，分别进行了高干会具体的准备工作。

    毛泽东对“西北局高干会”筹备及重视和关切度，也从1942年9月16日他亲笔致高岗和陈正人的信中可见一斑！毛泽东的信是这样写道：“此信请你们考虑答复。民族学院的困难须要设法解决，经费的宜增加一点改善其伙食。写信的王仲方似乎尚有条理，可否就委任他多做点事？”

    故，西北局高干会，是在毛泽东和党中央的亲切关怀和直接领导下，是在思想、组织以及材料上都作了充分而切实准备工作的基础上召开的。而身为西北局常委、组织部长的陈正人，许多重要文件与文作，都是陈正人亲自起草和撰写的。他对在抗日战争时期以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边区革命根据地的建设、巩固和发展中，做出了可贵的历史贡献。

    西北局高干会之初，在围绕对原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创始人刘志丹等人的功绩肯定上，毛泽东又一次亲笔致信陈正人

    1942年10月19日，西北局高干会议在凤凰山麓的边区参议会大礼堂隆重开幕。毛泽东在开幕式和闭幕式上都讲了话。会议期间，毛泽东又作了《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书面报告和《关于党的布尔什维克的十二条》的讲演。中央其他领导人朱德、刘少奇、任弼时、陈云等先后在大会上作了重要讲话。这些讲话都是很及时的，对大会的顺利进展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为了彻底清除王明路线在边区的影响，加強边区党的建设，20日，各小组阅读整党文件。21日、22日，由陈正人在大会上做《关于整党整风问题的报告》。陈正人在报告中共讲了“整党为了什么事”、“本着什么原则精神来整党”、“整党草案从何而来”、“党员政策”、“支部建设”、“干部政策”、“新区同边区工作问题”等七大问题。在讲到“整党为了什么事”时，陈正人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边区党的历史和现状，做了全面而深刻的分析，认为“边区党是老党，是从斗争中产生的，是比较好的党，全国很难找。”、“但是，问题也不少”、“有些党员干部在思想上还有不是马列主义的，党员也有很落后的，新发展的党员在思想上也有毛病。”、“在政治上有的还不能很好掌握政策。”这次整党“目的是为着把边区的党搞好，渡过困难，”去争取革命的新胜利。在讲到“本着什么原则精神来整党”时，陈正人明确地指出:应“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整风的精神，学好会议文件，统一思想，提高觉悟，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使边区党达到新的团体与新的统一。”

    在“整党草案从何而来”中，陈正人着重介绍了提交“高干会”讨论的整党草案起草的经过，说明了它是在西北局组织部派出的考察团在绥德、安定经过深入调查研究，并通过组织部部长联席会议讨论后而产生的。他号召与会同志要敞开思想，认真讨论，提出修改意见。在“党员政策”中，陈正人首先对边区的基本状况做了客观的分析，认为“在边区党3万党员中，完全符合条件的有12000人，占百分之四十，这是党的基本力量。基本符合条件的有15000人，占百分之五十。不好的占百分之十。”陈正人还提出:“对好的党员要鼓励，使他更加进步；对中等水平的党员要加強教育，严格要求，使他尽快地达到党员标准；对不好的也要以教育为主，对硬不肯前进者则淘汰，对极坏的要坚决清洗他们出党，以纯洁党的组织。”在讲到“支部建设”问题时，陈正人为支部提出了攻固政权、拥护军队、团体群众、执行政策、教育党员等六项任务，尤其是提出了在支部工作的同志要加強学习，提高文化水平。趁此，陈正人还就县委与支部关系、支部工作的积极性、发动乡村斗争等问题，讲了许多很好的意见，给与会者以很大的教育和启发。在“干部政策”中，陈正人通过对边区党干部的历史与现状的分析，提出了干部中存在的思想问题，对狭隘经验主义、地方观念、个人地位观念、享乐腐化思想、自由主义，都一一进行了严肃而又认真的批评。在使用干部问题上，陈正人认为“过去強调干部的资历，今后要強调干部的才与德，所谓‘才’就是看他能否胜任工作。”此外，对干部之间的关系，军队干部与地方干部、外来干部与本地干部、老干部与新干部、党员干部与非党员干部等，陈正人都做了实事求是的全面分析，要求各方面的干部都要加強团结，相互学习，真诚协作，共同前进。最后，在讲到“新区同边区工作问题”时，陈正人鉴于新区比老区多而且发展又快这一新形势，強调在新区更要加強党的建设和领导，要充分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搞好政权建设和生产建设，打击敌人的破坏活动。

    围绕陈正人的报告，与会同志从10月23日至31日，用了八天的时间进行讨论。各小组的讨论是紧张而又热烈的。其间，即毛泽东在10月27日又来了一信，说:“正人同志:整党铅印草案尚未收到，我尚未研究此问题，康生同志在看过后有些值得考虑的不同意见，提议在讨论后暂不作结论，接着讨论其他问题。结论可以在闭会前作，而在作结论前中央可以讨论一下。请与任（弼时）、高（岗）商量酌定为盼！”（毛泽东信，存中央档案馆）

    习仲勋作为西北党校校长也出席了“西北局高干会议”，并在会上就西北根据地历史问题作了发言。同时又参加了“由西北局常委陈正人负责的整党专门委员会的学习讨论，半天阅读材料，半天进行小会或大会讨论，以‘思之不得，梦寐以求’的整风精神揭摆事实，开展批评，作自我检查。”（见中央文献出版社《习仲勋传》上卷326页）

    当时，代表党中央指导会议的任弼时说：“这次大会也可以说是一次党性测验的大会。”

    会议最后根据陈正人报告和讨论的意见，并得到了中共中央的认可，对原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创始人刘志丹、张秀山、习仲勋等同志的功绩作了充分的肯定，批判和打击了排挤刘志丹等人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此项决议，“是由任弼时代表中央政治局在会上郑重宣布的:在九一八以后一直到遵义会议这一个时期内，党中央的政治路线是错误的。在党的领导中，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是占了统治地位。那个时候的错误路线的性质是一种‘左’倾机会主义的路线，它比陈独秀的机会主义以及李立三的盲动主义所造成的恶果还要更大。如果用数字来表示，就是苏区的工作损失了十分之九，白区的工作几乎损失了十分之十。中央认为原陕甘特区和陕甘晋省委领导人在陕北肃反中执行的就是这种机会主义的路线。中央重新审查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党务委员会对陕北肃反问题的决议后，认为陕甘特区和陕甘晋省委领导人对错误的肃反应负‘最主要的责任’。鉴于当时政治路线的错误并不能完全由他们负责，对他们的错误‘还只能作为一种党内错误的性质来看’。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中央决定给他们以严重警告处分。任弼时在讲话最后感慨地说: 如果遵义会议以前的中央到陕北的话，那么，全国仅仅剩下的十分之一的苏区——陕北苏区，恐怕也是会损失了的。（任弼时《关于几个问题的意见》，1943年1日8日至11日）

    会议还在进行之中，中共中央又作出了《关于一九三五年陕北（包括陕甘边及陕北）‘肃反’问题重新审查的决定》 。《决定》指出，一九三五年九十月的陕北肃反是错误的，这种错误的肃反给革命事业所造成了极大的罪恶。委托西北局负责向被冤屈的同志解释，‘并审查和恢复在‘肃反’中死难同志的党籍，且妥善慰问和安置其亲属。’

    ……

    值得提及的是，四十年后，中共中央重申了这一历史结论。提出，一九四二年中央直接领导的西北局高干会议对错误肃反问题的处理是正确的。中央《关于一九三五年陕北（包括陕甘边及陕北）‘肃反’问题重新审查的决定》正确分清了路线是非。指出刘志丹等同志坚持的政治路线和立场是正确的。”（见中央文献出版社《习仲勋传》上卷332-334页中所述)。

    西北局高干会取得了重大收获。会期历时80多天，从1942年10月19日～1943年1月14日。之所以取得了很大效果，是因为:它把整风与边区实际存在的问题结合起来；它对党内外所发生的一切问题，都是着重于思想检讨，并从思想上来解决问题；它正确地运用了党内民主，充分地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它有正确的解决问题的方法__从群众实践中来，再回到群众实践中去；它能抓住边区当前的中心任务__发展生产，发展教育。而发展生产，是尤为中心之中心；它有着很好的准备与组织工作，这也是陈正人在处理重大历史政治遗留问题上的科学、严谨和深入实际调研的成果及贡献。

    总之，西北局高干会，它科学总结了陕甘宁边区党的历史经验，分清了路线是非；检讨了抗战以来边区党内的思想偏向，加强了党的统一领导；确定了今后应按照“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把生产和教育作为边区建设的两大中心工作，并以发展生产作为边区建设的基本任务，从而为边区的发展指明了方向。这次西北局高干会议，是对陕甘宁边区党的历史和现状的大检讨，也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典型，更是一次非常好和非常实际的一次整风会议。其效果之大，影响之深，在西北地区乃至整个中共党史上都是罕见和少有的。

    “西北局高干会”紧张而又繁重的工作，使陈正人肺病再一次复发！毛泽东专门抽空乘车去探望

    陈正人在西北局任职期间，承担了大量的艰巨工作。比如: 边区民主改革，实行三三制，召开参议会以及大量的干部选拔、调配、组织边区干部参加大生产运动，各地委和县委干部考核、任免、调整、充实，支援前线，配合边区联防司令部、保卫干部调配工作等等。西北局高干会议结束后，一项更加艰巨的任务就是向被冤屈同志具体去解释的工作，即“并审查和恢复在‘肃反’中死难同志的党籍，以及妥善慰问和安置其亲属”，这对久患肺病未治愈好的陈正人来说，无疑需要付出很大的毅力与代价！尽管如此，陈正人总是充满着革命朝气，兢兢业业，扎扎实实，从不被困难所压倒。他在《给任弼时同志的信》中写道:“对于工作中某些困难，我从来不大提，我认定只要于党的利益有必要，一个党员任何困难是应该忍受与努力克服的。这种精神，我过去有，现在还是一样，越是困难的工作，越是能锻炼自己。”

    终于，紧张而又繁重的工作，使陈正人的肺病再一次复发！他不得不向中央请假，就在延安飞机场附近的一个小院里休养一段时间。同在一起休养的还有时任晋绥联防军保卫部部长欧阳毅。

    据欧阳毅后来著书中回忆:“中央‘七大’召开前夕，我和陈正人同志在位于延安飞机场附近的一座破旧的小院休养……我们在此休养期间，毛主席、朱总司令和彭真、罗瑞卿、谭政、陶铸、曾志、张际春、陈光等领导同志都来看过我们。”

    据陈正人夫人彭儒后来也特别回忆:那天下午二时许，毛主席是从杨家岭乘坐着一辆绿色的、并标有红十字的救护车前来看望陈正人和欧阳毅。他亲切与正人和欧阳毅同志进行了近四个多小时的面谈。毛主席除了关心正人的身体外，更多的就是关心中共中央委托西北局负责承办去落实刘志丹、张秀山、习仲勋等同志的平反工作事宜。

    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欧阳毅在他著的《欧阳毅回忆录》（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见320-321页）一书中，又详细地描述了他和陈正人在延安飞机场破旧小院里休养的哪段“经历”。他书中写道:“一天晚饭后，我和陈正人在散步，他忽然问我‘欧阳毅，你身体怎么样？七大会能不能出席？’我一愣，便说:‘我又不是代表，怎么谈得上出席呢？’他惊奇地问:‘怎么回事儿？你怎么会不是代表呢？’我就把在抗大受委屈和选举‘七大’代表的事情，跟他说了一遍。陈正人了解我，跟毛泽东更熟，过去在井冈山的时候，毛泽东给他写信都称‘正人兄’。他为我打抱不平，去找毛泽东反映。毛泽东当即提议我‘七大’为正式代表，请边区政府补选。后来，又陆续发现有郭化若、吴满有等10位漏选的人士，便决定与我一起作为候补代表在边区政府补选参加‘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