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次说起这位前辈这件事，惭愧感就涌上心头。杜鹏程是新华社新疆分社的元老并且曾经是社长，我是晚他一辈多的新疆分社记者，可我在新疆工作时，对我们老社长的业绩和故事，居然只知道几枝几叶，还是听到多少算多少，从未刨根问底一探究竟。记得听老同志说过，名满全国的《保卫延安》，就是他在分社简陋的老院子里写出来的，又听说那个前辈们当年艰苦奋斗的院子早就归了别的单位，便不曾动心起念去寻访故地，可见我年轻时有多愚钝。近日读到边江同志编著的这本书，才补上了关于老社长的历史课，也算圆了一个梦，只是时光已然走过了近半个世纪。

    杜鹏程在中国新闻史和文学史上创造了两个令人叹为观止的“高峰”：当记者，他在炮火连天的战场上写下《红旗插上壶梯老山》，又名《壶梯山上某旅顽强杀敌》，在刚刚解放的新疆写出《欢呼在帕米尔高原之下》等一批鼓舞人心提振士气的优秀新闻作品，还写了200多万字的《战争日记》；当作家，他写出了被誉为“英雄史诗”的长篇小说《保卫延安》。他也成了屈指可数的横跨新闻和文学两界的明星人物，中国的新闻史和文学史，都有他一席之地。

    更“诡异”的是，洋洋洒洒30多万字的经典小说《保卫延安》，是杜鹏程在新华社新疆分社担任编委和社长期间“偷着”写出来的，以至小说出版时，分社许多同事都惊叹地说：“老杜的保密工作做得太好了！”因为，白天的杜鹏程，也采访，也写稿，还常和记者们一起研究稿子，完全是个记者和“新闻官”的样子。只有夜深人静时，他才悄然来到书案前，呕心沥血于那个后来享誉全国的长篇小说《保卫延安》。

    边江同志编著的这本《英雄记者杜鹏程》，向我们展示了杜鹏程成为名作家前是名记者的那一段多彩历史，也让我们看到了记者杜鹏程在激情燃烧的岁月里激情如火、深入采访、奋笔疾书的英姿风采。在这本书里，我们看到了一个战士、记者、作家的成长与成才之路，他的平凡与不凡，他的追求与拼搏，他的战争与和平，他的革命与爱情，他的泪水与欢笑，他的燃烧与结晶，他的短章与长歌，他的激越与沉思，还有他的成功与感悟，我们甚至可以在其中找到时代与个人功业关系的答案。

    杜鹏程在新闻界和文学界绽放光华，主要是在解放战争和新中国成立初期。从1947年3月到1954年6月，从陕北到新疆，杜鹏程在新闻单位里的身份让人眼花缭乱：延安西北新闻社记者，《边区群众报》记者，《群众日报》（《陕西日报》前身）记者，新华社战地记者，新华社野战分社主编，接收《新疆日报》的军代表，新华社一兵团分社二军支社社长，新华社新疆分社特派记者、分社编委、分社社长，其间他写了许多新闻报道、名篇佳作。1954年6月1日，人民出版社出版他的长篇小说《保卫延安》时，他的身份还是新华社新疆分社社长。在这期间，他还谈了一场富有传奇色彩的甜蜜的恋爱，迎娶了小他12岁的挚爱和战友张文彬。

    在解放战争和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短短7年间，年纪轻轻的杜鹏程扮演了这么多“角色”，干成了这么多大事漂亮事，而这一切，都成就于他26岁到33岁的风华正茂中。今天的许多年轻人，一定会惊讶于一个人在这么年轻的时候这么短的时间里，能干出这么多这么大的业绩，收获这么多成功的果实。

    杜鹏程成功的原因有若干，如采访特别仔细，如写作特别刻苦，如工作特别勤奋等等，而根本原因是他的激情总在为宏大事业澎湃。这种高尚而热烈的激情，是杜鹏程成功的“核动力”。

    没有家国情怀，没有澎湃激情的人，很难成为一个好记者。古今成大事者，必有大情大爱。他们是人中“鸿鹄”，理想的旗帜，在他们心中高高飘扬。他们志向宏阔，品格高洁，不腻屑琐之事，吃喝拉撒睡之余，胸中常激荡的是家国情怀。他们的激情常为宏大事业澎湃，热血常为远大目标奔涌。他们是“灵魂里有黄金”的人，在他们看来，“大我”总比“小我”大，“一地鸡毛”就是一地鸡毛，家长里短不过是绿豆芝麻，在宏大事业中逞风流，写华章，才是他们生命中魂之所牵、梦之所绕的皇皇要务。杜鹏程这一生的最爱，是共产党毛主席领导的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宏图伟业。他一生的追求，是为这个大事业尽心力、作贡献。自从走上了革命路，他就把自己的身和心都献给了这个壮丽的事业，激情为他澎湃，热血为他奔涌，翰墨为他挥洒，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息。

    1991年10月27日，在陕西省人民医院的病房里，杜鹏程接受了彭德怀传记组的采访后，溘然长逝。这是一次满怀激情的采访，采访中，杜鹏程讲述的还是激情燃烧的岁月里激情飞扬的故事。他的革命生涯，始于激情，终于激情。

    杜鹏程和大历史学家司马迁都是陕西韩城人，司马迁这位家乡人的骄傲是他心目中的偶像。1937年，16岁的杜鹏程正在韩城一所中学半工半读。就在这个年轻人确立人生“三观”，该系“人生第一粒扣子”的关键时期，在几个党员老师的影响下，他参加了党的外围组织，激情澎湃地投入到抗日救亡活动中。1938年，在抗日的烽火中，他北上延安，来到革命圣地，走进了“红星照耀的中国”，加入了“黄河大合唱”的队伍。从此后，他就把自己生命的主旋律融入时代的主旋律。

    在延安，他上“抗大”，做群众工作，教老乡和娃娃们识字，参加大生产运动。后来考入延安大学读书，毕业后在陕甘宁边区被服厂从事职工教育。陕北的黄土地，赋予他正能量；共产党的大事业，激发了他的浩然正气。1947年3月，26岁的杜鹏程怀揣一支笔，挎着一支枪，跟随西北野战军奔向战场时，已经是一个满怀激情的战地记者了。

    战场是灵魂的净化场。在血肉横飞的战场上，杜鹏程是记者，也是战士，部队行军他行军，部队打仗他打仗，战士冲锋他冲锋，战斗间隙他采访。激烈的战斗考验着他，英雄的事迹感染着他，战友的关心温暖着他，牺牲的战友激励着他，胜利的喜讯鼓舞着他。

    战场上的血与火，一次又一次点燃杜鹏程的激情，也升华了他的精神境界。一位给他传授战斗经验的团参谋长和一位营长，为了掩护大部队，先后壮烈牺牲了；一个著名的战斗英雄，就牺牲在他的眼前……每次想起这些为伟大事业英勇献身的战友，慷慨激昂的革命英雄主义的旋律，就在他的心中响起，他立志要“为战士歌唱，为英雄树碑”。

    杜鹏程满怀激情颂英雄。在他的笔下，有运筹帷幄的彭德怀和王震等高级将领，也有冲杀在战斗前线的普通指战员。1948年7月，杜鹏程采写的通讯《连长温广生——智勇双全的指挥员》，说的是一位负过八次伤，“四肢就有三件残废了”的连长，但这位英雄连长并未因多次负伤而减弱战斗意志，在他的带领下，该连荣获团里颁发的“1948年第一功”奖旗。这个英雄连长，后来被杜鹏程写入《保卫延安》，成为小说里的战斗英雄周大勇。

    澄合战役是解放战争时期保卫党中央的一次重要战役，此役歼敌近万人，消灭了国民党整编三十六师大部，粉碎了胡宗南企图封锁西北野战军于黄龙山区的计划，收复了澄城、合阳、韩城三个县城，扩大与巩固了黄龙新区。

    在这场战役的主战场壶梯山，杜鹏程与战士们一起冲锋陷阵，目睹了前线指战员们前仆后继、英勇牺牲的壮烈战斗场面。战斗结束后，他含着热泪写出《壶梯山上某旅顽强杀敌》，热情赞扬英勇杀敌的战士们。

    杜鹏程说，他的记者生活是在血与火的考验中，是真正和战士们做知心朋友滚在一起中度过的。1947年7月13日，杜鹏程在陕北定边的“战地日记”中写道：“整理战斗英雄材料，我看到很多优秀的同志牺牲了。这些同志总是冲锋在前，所以牺牲也大。斗争是多么残酷，每次战斗都要付出血的代价，想到这些我心如刀绞。这些为了理想而牺牲的同志，这些伟大的人，人民的英雄，他们为民族解放，国家独立，一批批献出了自己的鲜血与生命。”

    新疆和平解放后，杜鹏程以极大的热情，宣传报道各族人民翻身做主人的新社会、新气象。他深入城市和乡村，采写了《欢呼在帕米尔高原之下》《戈壁滩上新城——阿图什》《喀什的巴扎》和《三喜临门——访土改后的帕克太里克乡》等一批优秀通讯，为新中国献上一曲又一曲嘹亮的赞歌。

    《保卫延安》出版后，杜鹏程受到广泛赞誉。1956年，毛泽东主席在北京接见了杜鹏程，这是一个作家和记者的无上光荣。1937年，16岁的杜鹏程加入党的外围组织；1938年，严格意义讲依然是少年的他走向延安时，肯定想不到如今会有这般荣光。而没有近20年激情澎湃的奋斗，今日的荣光不会从天而降！

    面对荣誉和掌声，杜鹏程的思绪又回到了激情燃烧的岁月，他真诚地说：“我有什么能耐呢？我就是忘不了战士们，忘不了人民群众，忘不了那一场场壮烈的战争，忘不了战斗生活对自己的深切教育，忘不了流血流了几千年的中华民族的历史。”

    杜鹏程的这种高尚之情，化作了采访报道的澎湃激情。作为新华社战地记者，他一手拿枪，一手拿笔，每天都像陀螺一样高速运转。参加战斗之余，别人休息了，他采访，他写稿，还天天写日记。200多万字的《战争日记》，就是在战斗间隙写出来的，无论战斗多么激烈，身体多么疲惫，一天也没间断。而写日记，纯属“分外事”。日记里这些来自一线的活生生的所见所闻、“当日新闻”、各类素材，经过筛选整理，先后变成几十万字的消息、通讯、散文、报告文学和剧本。

    新闻与文学是“姑舅亲戚”，《战争日记》与《保卫延安》血肉相连，《保卫延安》是新闻与文学完美的“混血儿”。杜鹏程在《战争日记》里耳闻目睹的许多生动故事，就是他创作长篇小说的主要素材。杜鹏程是记者出身的作家，当记者当作家都成绩斐然。干新闻，他严守真实的原则；搞创作，他追求艺术的真实。在转战陕北期间，他就注意搜集创作素材，为搞文学打基础。在喀什工作时，繁忙的采访报道之余，他酝酿小说创作，做到了报道和创作两不误。既想当记者，又想搞文学的朋友，可以从这位老前辈成功的实践中学到许多。

    从来艰苦奋斗成大事，正所谓“吃得草根，百事可成”。杜鹏程当年干这些大事难事时，工作条件之差，可能超出了当今许多记者的想象。走上陕北战场后，他一直用一支自制的笔采访写作。这支笔的笔尖是组织发的，笔杆是用质地坚硬的木头削成的，然后把笔尖用线紧紧扎在笔杆上端，用发的紫色颜料合成墨水蘸着写字。他就用这支自制的笔，在战火纷飞的阵地上、在急行军后的午夜里、在老乡的锅台上，或者就在自己的膝盖上写稿。一年多后的1948年春，刚打过一次胜仗，部队在渭北合阳县一个农村里，旅政治委员杨秀山突然听同志们说，杜记者一直用蘸水笔写文章，挺困难。他立即把旅供给部何华章部长叫来，说：“写文章的人，用那样一支笔怎么行?你一定要给老杜搞一支好笔。”何部长千方百计弄来一支崭新的“金星钢笔”，杨秀山政委亲自把这支笔交到了杜鹏程手里。这支笔跟随杜鹏程走遍了西北五省区的大部分地方，用它写了数十万字的文章和大量笔记。上百万字的《保卫延安》长篇小说草稿，也是用这支笔写成的。

    在艰苦的环境里，杜鹏程苦得快乐，累得兴奋。在刚刚解放的新疆喀什和乌鲁木齐，杜鹏程先任新华社一兵团分社二军支社社长，后来成为新华社新疆分社领导，新闻官做得越来越大，肩上的担子也越来越重。但再忙再累，他一天也没有放下手中的笔。白天，他是“记者头”，不是下乡采访，就是和记者研究报道，给记者改稿子，自己也写稿子，还要处理许多行政事务。夜深人静时，他常常在书桌前奋笔疾书，“偷偷地”写《保卫延安》，直到脑子转不动了,才搁笔休息。在喀什农村采访时，没有车坐，他就和几个记者骑着毛驴走村串户。晚上没地方住，他们就露宿在野外。虽然很苦，但从不叫苦，更无怨言，工作中依然热情万丈，因为他的心中有解放全中国、建设新中国这样的大事业、大目标。

    讲述杜鹏程的这些老故事，不是要“卖惨”，也不是“唱高调”，这一桩桩一件件，都是老一代记者当年艰苦奋斗的真实记录。

    杜鹏程是一个革命者，也是一个成功者，他为什么会成功？在人生的关键时期，革命大潮风起云涌，杜鹏程走上了革命路，跟着共产党干。一开始，他不挑肥，不拣瘦，党让干啥就干啥，让干啥就干好啥。后来因为喜欢写作，并干出了一些成绩，他如愿成了记者，可以说是“革命的路走对了，革命的门也进对了”。从此后，个人爱好与党的宏图大业在杜鹏程这里水乳交融，化为一体，他的成功，就是迟早的事了。

    个人志向与时代主题相契合，在建功立业中展露才华，个人功名也从此中来，这是杜鹏程成功的答案，也是对当代年轻人重要的启示。

    现在的年轻记者，“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没有了老一辈革命者杀头掉脑袋的风险，采访写作的条件，比起当年的杜鹏程，可以说好到天上去了，最起码不会用自制的笔采访写作了，交通工具也是飞机、高铁和小车随便选，但我们有他的“青云之志”吗？有他艰苦奋斗的精神吗？有他为宏大事业燃烧的激情吗？

    身在俗世无俗气，心怀理想有浩气，优秀的新闻工作者应该是理想的现实主义者。我一直以为，记者可以是俗人，但应该是俗人人群中最不庸俗的那一群，便该有不同于普通人的社会责任感。我们生活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中，和普通人一样要面对诸如买房、还贷等一系列难题，这当然不是什么赏心乐事，甚至让人很闹心，但我们至少没有杜鹏程当记者时随时掉脑袋的危险。当年在陕北战场上，营长盖培枢送给杜鹏程一条新毛巾，他“把毛巾叠起来，宝贝似的装在衣兜里”。在一场战斗中，这条毛巾“被子弹打得稀烂”，战斗结束后，他“怪可惜地翻过来掉过去地端详着”。我们这些现在的记者，谁会把一条毛巾当“宝贝”？我们生活在老一辈革命者流血牺牲创造的和平环境里，“风物长宜放眼量”，我们的各种生存难题，都会在社会的和平发展中得到解决。

    一个理想的现实主义者，既要胸怀理想，又须直面现实，不能让“五斗米”成为奋斗路上的绊脚石，不能让回头看不算啥的生活难题泯灭了自己的“中国梦”，不能让“一地鸡毛”绊住为宏大事业奋斗的脚步，应该在放声歌唱宏大事业的灿烂辉煌中，让自己的生命绽放光华。

    一个新闻工作者扬名立万的黄金时期，就在入职后的二三十年间。这段时间，好像很长，其实很短。谁不负时代，时代不负谁；谁若负时代，时代也负谁，这是铁律。工作和生活中，可以不优秀，不能不努力。可以抱怨，不能颓废。少一点负能量，多一点正能量。我们的国家，虽然正在由富变强，但不尽如人意处，自然有种种。记者也是普通人，也是普通老百姓，没有家国情怀的人很难成为好记者。身为记者，看到社会的不良现象，也可以发牢骚，但不能忘职责。“牢骚太盛防肠断”，当怀正气唱大风。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宏大事业，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神圣使命。党中央正在带领全国人民实现中国式现代化，这是中华民族千年未有之大目标，记者也是这个宏大事业的奋斗者。在这个大时代和大事业中，记者大可以也大应该发出自己的光和热。无数的好故事，需要我们好好讲。大量的先进人物，需要我们去报道。许多成功的经验，需要我们去总结。许多新问题，需要我们去调查，去研究。当然，发现了有损党的形象和群众利益的现象，也要给予揭露和批评，激浊扬清也是我们的职责。但是，我们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的记者，不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记者，不能以“人咬狗”式的报道题材为兴奋点，我们的职责是满腔热情地传播以真善美为主要内容的正能量，而不是相反。身处伟大时代的记者，如果对这一宏大事业没有热烈的爱心，没有燃烧般的激情，就不可能写出无愧于这个伟大时代和人民的优秀作品，就有愧于这个时代和人民群众。

    如何在这个物欲横流的世界不忘初心，保持战略定力，积极发现时代之美，满怀激情歌颂人间大美，像习近平总书记提倡的那样讲好中国故事，像江泽民同志号召的那样“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是每个新闻工作者要回答的问题。

    杜鹏程同志已经远去，他的精神还在闪光，他们那一代人的精神不能失传。搞丢了他们的精神，我们对不起先辈。我们这一代新闻人的使命是，继承和发扬他们的精神，做一个有高尚情怀的人，一个满身正能量的人，一个满怀激情的记者，像他那样激情为宏大事业燃烧，才情为伟大时代倾洒，写出无愧于这个宏大事业和伟大时代的作品，“不负韶华不负我”。

    编著本书的边江，在新闻界可称老人，在新闻史学界却是新人一个。他的新闻生涯起步于陕西省西北角的一个山区小县，从通讯员成长为新华社高级记者和分社领导。退休后，因为编撰新华社陕西分社社史，他像发现新大陆一样发现新闻史及其研究是一个广阔天地，由此狂热地爱上了这个专业。把边江领进“新华门”的新华社陕西分社原社长周国华听说边江爱上了新闻史研究，热情地鼓励他“大胆地走下去”。

    几年来，边江像当年热爱新闻报道一样热爱新闻史研究，他因热爱而执着，因执着而丰收，已经收获了累累硕果。

    边江与杜鹏程并不相识，也无交集，他在编著《新华社陕西分社社史》时，接触到杜鹏程这位英雄记者的史料，从此牢牢地记住了这位前辈。他怀着深深的敬意，编著这本《英雄记者杜鹏程》，致敬这位战火里走来的新闻前辈。

    边江与我，相识很早，相知很晚。我俩家乡的县连畔种地，又都在新华社工作，所以几十年前一见面就格外亲切。但新华社是个“散是满天星”的大单位，分支机构遍布国内外，我们因为不在一个分社工作，相互的了解并不多，常见他采写的优秀作品屡屡发表在大报大刊，在陕西和全国产生了重要影响，我很为有这样一个能干的乡党而感到骄傲。我退休后从东北回到西安，和边江住在一个家属院，接触多了才发现，这位乡党憨厚的外表里，藏着火一般的热情和一颗执着的心，为了梦想成真，他经常在许多人还酣睡的凌晨时分就“开工”了。

    退休6年多，边江编著了8本书，总字数洋洋洒洒达300多万字，这成果，实在让人羡慕敬佩。如果在退休干部中选劳动模范，我第一个投票给边江，而且会动员更多的人投票给他，因为他当之无愧。

    边江退休6年多来的作为告诉我们，人生夕阳后，可以活得这么灿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