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9月18日下午，原任黄平县旅游局副局长，已退休多年的70多岁的新州老住户盛治久先生，来到黄平县文联办公室。我当时在黄平县文联任党组书记、主席，过去曾从事宣传、党史研究工作三十余年，和盛治久先生是多年的忘年之交。2000年大年三十夜，我俩同好友杨培顺三人曾在盛老家一杯酒摆谈天亮（大年初一）。盛治久先生一见到我，就满脸笑容地从随身带的一个塑料袋里，取出一只生了锈的口缸和一个没了背带的军用水壶递给我，并说：“你长期从事党史工作，我把家里珍藏多年的红军遗物交给你，希望能在黄平县革命历史陈列馆里展出。”

    于是他开始向我叙述了这些红军遗物的来历和故事：

    听我母亲摆，1934年冬，当时听说红军要打进县城来，新州街上好多人家都跑到外地和乡下躲去了，怕打仗，怕遭抢。我父亲盛辑轩是做赶场生意的布匹小商，也收拾货物到旧州躲去了。母亲是做蚊蝇香、豆腐小买卖的，就留在家看家。红军来的那天，满街都是背枪、背大刀的，还有骑马的，看到好怕。城里头从东门到马家坡，驻扎了好多红军。红军的马喂在东门老仓库（现东方家园处）。我母亲那时还年轻，单身一人在家，害怕受欺负，就用一条白布将头包了很多圈，装扮成年纪大的中老年妇女。有二十多个背枪背大刀的红军进我家查看房屋想寻找住处，问我母亲：就是你一个人在家吗？母亲说：丈夫出去做生意了。母亲当时好害怕。红军看到她非常害怕的样子就说：大嫂，不要怕，我们不是坏人，我们是朱毛的红军，是专门打坏人、杀坏人的，来你家找个住处，过两天就走了。我母亲这才放下心来。红军搬到我家住后，我母亲就给他们烧开水，帮他们做饭菜，还做豆腐给他们吃。我母亲说，红军在街上住了很多人，他们杀猪都没有刮毛，只是用火把毛烧了后，用刀刮下洗干净就煮吃。红军杀猪时，还拿了一块带黑毛的猪肉送给我母亲。

    红军要走时，用一张蓝色的印花布（像蜡染布一样）床单（或被面）从外面包了一大包他们吃剩下的饭给我母亲。住在我家的红军走后，我母亲收拾东西，发现红军掉了一个口缸在我家。母亲就拿起口缸去找红军，可红军已经走远了，碰到的其他红军说：这口缸不是我们的，就留给你家作个纪念吧。母亲再三推辞不掉，只好把这个口缸留下来了。过了几天，母亲忽然抬头发现木板壁上挂着一个水壶，此时街上所有的红军都走了好几天了，我父亲就用这个水壶装酒，直到1958年他到翁勇供销社的代销点工作后才送给我上学时装水喝。后来，水壶的带子坏了，母亲就用彩色花线编成带子捆绑水壶塞子继续使用。直至我长大参加了工作才不用。而这只口缸一直用到20世纪60年代，商店里有了新式的搪瓷口缸后，才不再使用，于是把它们用布包好放在柜子里。那张像蜡染布一样的床单则被母亲改成包婴儿的包片，伴随我们几姐弟长大，一直到我的几个孩子出生都还在使用。后来我的孩子们长大了，用不着了，才放到衣柜里。可惜今天那张包片一时找不到了。

    80年代时，县党史办成立不久，就有人到我家向我母亲了解红军到我家驻扎的情况，本来想把这些文物交给组织，但由于时间长了，一时找不到，也就罢了。后来我的孩子出生，我母亲在杂物堆的包裹里才发现了包得好好的口缸、水壶和包片。原来，在我们几姐弟长大后，母亲就把印花布洗干净，连同口缸、水壶一起包好，珍藏在隐蔽处。随着时间的推移，也就渐渐地忘记了此事。要不是我的孩子出生，我母亲还记不起这件事了。母亲用这张包片包了我和我的孩子两代人。

    盛治久先生回去后，我立即将他交给我的口缸和水壶转交给了县史志办。过了不久，盛治久一家精心翻找，还是在家里的杂物箱子底找到了那张包片，转交给了县史志办，县史志办还给他发了红色文物捐赠证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