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杭大运河流经嘉兴分成两水，一水向西仍为运河，一水向西南流向低洼处，在汉代积聚成湖。到了唐朝取名南湖的时候，还不知道喊出了一个日后响彻华夏大地的名字。

    如今，南湖人骄傲说，中国革命就是从这里出发的。

    我来南湖的时候，是一个细雨霏霏的上午。这里四季分明，气温适中，雨水丰沛，日照充足。

    烟雨蒙蒙的南湖上，红船静静地停靠在岸边，我从红船旁慢慢走过，湖水缓缓拍打着红船，红船在湖水中轻轻起伏，木板发出阵阵回响。

    这是一艘中国共产党人的“母亲船”。一个伟大的政党在这里诞生，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从这里起程。

    这艘永载中国革命史册的红船，是中国革命的源头，她在黎明前扬帆启航。

    青砖黛瓦，乌漆大门上挂着一对黄铜吊环，拱形的石雕门框质朴厚重。

    这幢石库门楼房，晨光中映出平静的剪影。

    这幢看似平常普通的上海民居，将开天辟地的伟大历史恒久凝固。

    上个世纪20年代初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工人运动蓬勃兴起。作为两者结合产物的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已经在上海、北京、武汉、长沙、济南、广州以及赴日、旅欧留学生中相继成立。建党条件基本成熟，召开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也在建党骨干中开始酝酿。

    1921年6月3日，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取道欧洲来到上海，与从西伯利亚南下的另一位国际代表尼柯尔斯基会合。他们与陈独秀离沪期间主持上海党组织工作的李达、李汉俊取得联系，交换了情况。

    李达、李汉俊在征询陈独秀、李大钊同意后，分别写信给各地党组织，要求每个地区派出2名代表到上海出席党的全国代表大会。

    7月中下旬，上海法租界白尔路389号的博文女校，陆续悄悄的住进了一批教师、学生模样的青年人。他们是以北京大学师生暑期考察团的名义，到上海参加这次历史性的聚会。

    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108号，始建于1920年，属贝勒路树德里的一部分，建成后不久被李汉俊及其兄李书城租用为寓所。李氏兄弟将两楼内墙打通，楼梯合一，组成一家。1921年6月，陈独秀、李大钊、李达、李汉俊等人发起成立《新时代丛书》社，编辑出版《新时代丛书》，这里成为通讯处。

    1921年7月23日，中国革命历史上最辉煌的一幕在这里开启。

    上海代表李达、李汉俊；北京代表张国焘、刘仁静；长沙代表毛泽东、何叔衡；武汉代表董必武、陈潭秋；济南代表王尽美、邓恩铭；广州代表陈公博；留日学生代表周佛海；陈独秀委派的包惠僧，这13位平均年龄28岁的青年，围坐在李汉俊、李书城兄弟住宅客厅长餐桌四周，代表着共产党早期8个组织50多名党员，隆重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没有特别布置，陈设简单，气氛庄严。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柯尔斯基参加了会议。

    陈独秀和李大钊因公务未能出席会议，而在代表心目中他们仍是党的主要创始人和领袖。

    会议召开2天后，25-26日休会，用于起草党的纲领和今后工作计划。27、28和29日3天，分别举行了3次会议，集中议论此前起草的纲领和决议。

    1921年7月在上海召开的这个秘密会议，四周暗流涌动。就在这个炎热的夜晚，意外突发。

    包惠僧回忆，7月30日晚，宣布开会不到半个钟点，一个陌生的中年男子闯进了会场。“我们问他干什么？他把我们看了一眼说：‘对不起，我找错了地方’，就匆忙下楼去了。马林则很机警地说：‘一定是包打听，我们马上解散，再定期开会。’”

    果然，10几分钟后，法租界巡捕包围了会场。

    这个穿着灰色竹布长褂的人叫程子卿，是巡捕房的华人探长。他在巡捕中听到马林用外语大声演讲，其中还夹杂着共产党等敏感词汇，才闯入了一大会场。发现集会后当即退出报告，10几分钟后2辆警车包围了一大会址，此时已人去室空。

    李达后来也回忆道：“假如没有马林的机警，我们就会被一网打尽。”

    转移出来的一大代表当晚集中于李达寓所商讨，大家一致认为会议不能在上海举行了。有人提议到杭州开会，又有人提出杭州过于繁华，容易暴露目标。

    历史选择了嘉兴。

    嘉兴成为中国红色发源地，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之一。

    在嘉兴南湖上召开的中共一大，改写了中华民族的命运，从红船上下来的年轻人，将革命的火种播撒到各地，掀起了中国革命的漫天烽火。

    历史选择了嘉兴，嘉兴人民永远忘不了一位伟大的女性。

    王会悟发挥了关键作用。

    她是浙江桐乡人，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当时帮着丈夫李达做一些会务工作，是她推荐了嘉兴南湖。

    “上海已不能开会了，到哪儿去继续把会开完呢？代表们意见不一。我想到我家乡嘉兴的南湖，游人少，好隐蔽，就建议到南湖去包一个画舫，在湖中开会。李达去与代表们商量，大家都同意了这个意见。我便作为具体安排事务的工作人员先行出发，与董必武、陈潭秋、何叔衡乘头班车去嘉兴。到嘉兴后，我去鸳湖旅社租了房间，作为代表们歇脚之处。又托旅社代雇一艘中等画舫，要了一桌和餐……”王会悟在回忆录中写道。

    如今来南湖的人，无一例外，都要看一看湖面上停靠着的这艘红船，红船在阳光明媚中光彩夺目，成为一道灿烂风景。

    当年去嘉兴，继续参加中共一大会议的代表，比在上海开会的时候少了几个人。

    广东代表陈公博，在上海住宿的旅馆前天发生了枪杀，他误以为事件是冲着他来的，十分害怕，借故带着新婚妻子去了杭州西湖。

    马林和尼柯尔斯基是外国人，比较显眼，容易暴露目标，也没有继续出席会议。

    第二天清晨，代表们分两批乘火车前往嘉兴。

    10时左右，先后到达嘉兴火车站，在鸳湖旅馆稍事休息后，王会悟带领大家登上停泊在南湖岸边的画舫。

    天空下起了蒙蒙细雨，游人渐渐离去，秀丽的南湖显得格外清静优雅。

    11时许，中共一大会议在缓缓划行的画舫上继续开始了。

    会议继续着上海30日未进行的议题。

    先是讨论并通过《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以下简称《纲领》）。这份15条约700字的简短《纲领》，确定了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规定党的纲领是：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直到阶级斗争结束，即直到消灭社会的阶级区分；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没收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生产资料，归社会公有；联合共产国际。明确提出要把工人、农民和士兵组织起来，并确定党的根本政治目的是实行社会革命。关于党员条件：规定凡承认本党纲领和政策，并愿成为忠实的党员者，经党员一人介绍，均可接收为党员，但在入党前必须与企图反对本党纲领的党派和集团断绝一切联系；新党员入党后为候补党员，接受党组织的考察，考察期满经党员讨论和党组织批准，才能转为正式党员等。

    会议接着讨论并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决议》。对今后党的工作作出安排部署，鉴于党的力量还弱小，决定以主要精力建立工会组织，指导工人运动和做好宣传工作，并要求与其他政党关系上保持独立政策，强调与第三国际建立紧密关系。

    会议还通过了《关于当前实际工作的决议》，对开展工人运动的组织工作和宣传工作，作了具体的规定。

    这期间，23岁的王会悟一直坐在船头，看似欣赏风景，其实是在望风。

    下午５时，天气转晴，湖面上一艘汽艇向画舫急驰而来。王会悟急忙哼起小曲儿，并用手指轻轻叩击船板提醒。代表们因有上海的经历提高了警惕，立即藏起文件，桌上摆出麻将牌，装扮成游客。后来打听到这是当地士绅的私人游艇，大家才松了一口气，会议继续进行。

    最后，会议选举产生了中央领导机构。代表们认为目前党员人数少，地方组织尚不健全，暂不成立中央委员会，先建立3人组成的中央局。选举陈独秀任书记，张国焘为组织主任，李达为宣传主任。党的第一个中央机关由此产生。

    “让我们再喊一遍口号吧！记得声音要要轻一点。”

    “嗯！”

    “中国共产党万岁”！

    “世界劳工万岁”！

    “第三国际万岁”！

    “共产主义万岁”！

    代表们高举右手紧握拳头，声音低沉，铿锵有力。

    下午6时左右，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会议完成了全部议程，胜利闭幕，宣告中国共产党成立。

    大会结束时已是傍晚时分。船外细雨蒙蒙，湖面渔火点点。

    夕阳西下，游船缓缓靠岸，代表们悄悄下船，当夜分散离开了嘉兴。

    一个革命火种在沉沉黑夜的中国大地上点燃，开始了一个新纪元。

    一湖烟波无声，红船见证了“开天辟地大事变”，中国革命从这里扬帆起航……

    中共一大的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犹如一轮红日在东方冉冉升起，照亮了中国革命的前程。

    载入中国共产党光辉史册的“第一个纲领”和“第一个决议”，是共产党人的初心。“纲领”和“决议”提出的党的宗旨、使命和奋斗目标，党员的条件，权力和义务等一些重要的主张和要求，虽历经多年，经久弥新。

    江流蹉跎，人流熙攘。

    一条小船，一天短会，一个伟大的政党诞生在此。

    时间在南湖，在红船上留下了深深的记忆，南湖、红船，永久地烙刻进中国革命的历史。

    “自从有了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貌就焕然一新了。”

    多年以后，毛泽东评价红船上这一幕历史的时候，感慨地说道。

    当年，代表们从这里登上红船。

    如今，这里塑有一组群雕像。

    毛泽东与董必武站立，相互交谈；

    李达、何叔衡坐在一条石板凳上探讨问题；

    陈潭秋和两位山东青年邓恩铭、王尽美在河边等待；

    刘仁静和包惠僧略为靠后边走边谈；

    张国焘与周佛海在码头边背对阳光，一坐一站。

    王会悟紧靠河边，焦急地观望渡船。

    “牺牲了几个，死掉了几个，不干的几个，反革命的几个，现在只剩下两个，毛泽东一个，董必武一个”。

    1970年12月18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会见美国记者斯诺，向这位老朋友讲述了一大代表的情况。

    风雨如磐，大浪淘沙。

    选择信仰很难，坚守信仰更难。

    中共一大13位代表在历史透境下，折射出百态人生。

    毛泽东、董必武，是同时参加中共一大，又同时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参加开国大典的领导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毛泽东，中共一大后用马克思主义引领中国改天换地，和他的战友们一起积极探索中国革命的发展道路，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了一生，成为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董必武，作为中国共产党组织成立的发起人和见证人之一，历任党和国家重要领导职务，一生怀揣着“遵从马列无不胜，深信前途会伐柯”的坚定信仰不动摇。

    王尽美，会见过列宁，因病英年早逝。

    1922年1月21-2月2日，王尽美与其他几位同志代表中国共产党赴莫斯科，参加了共产国际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并会见了列宁。1923-1925年间王尽美担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1925年8月19日，年仅27岁因肺病逝世于青岛。

    何叔衡、邓恩铭、陈潭秋血洒疆场。

    何叔衡，是一大代表中年龄最大的，时年45岁，1935年2月24日从江西转移福建长汀，在突围战斗中壮烈牺牲。

    邓恩铭，1901年出生于贵州茘波县一个水族家庭，是一大中唯一的少数民族代表，1928年底因叛徒出卖被捕，1931年4月5日在济南刑场慷慨就义。

    陈潭秋，1943年9月27日和毛泽民、林基路等同志被与蒋介石暗中勾结的盛世才，秘密杀害于新疆乌鲁木齐。1945年中共召开七大时，代表们不知道他己牺牲，仍选举他为中央委员，可见其功绩始终为党内同志所怀念。

    李汉俊、李达脱党而不放弃信仰。

    李汉俊，中共二大后与张国涛、陈独秀发生矛盾，于1924年脱党，但他并没有放弃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和革命工作。1927年12月17日，李汉俊在武汉被反动军阀逮捕杀害。新中国成立后，1952年毛泽东主席为李汉俊家属签发了《革命牺牲工作人员家属光荣纪念证》。

    李达，1923年因与陈独秀在国共合作问题上发生分歧愤然宣布脱党，犯下他一生“最大的错误”。李达一直坚信共产主义，1949年12月，毛泽东作历史见证人，刘少奇作介绍人，经中共中央批准，李达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后，李达先后担任湖南大学和武汉大学校长。

    刘仁静、包惠僧也因故脱党，历经曲折迷途知返。

    刘仁静，参加一大时只有19岁，是代表中年龄最小的。1929年8月16日，因顽固坚持托派思想被开除出党。1950年12月31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刘仁静的声明》，承认错误。新中国成立后，刘仁静先后被安排到北京师范大学教学和国务院参事，逝世后骨灰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

    包惠僧，1927年因大革命失败消沉退出中国共产党。1950年从澳门回到北京，1957年4月起担任国务院参事室参事，1979年7月2日因病去世。

    陈公博、周佛海大革命时期退出共产党，投靠国民党成为高官，抗日战争中双双当了汉奸。

    陈公博，1922年6月声明脱党，是一大代表中最先脱党的。1925年4月加入国民党，曾任国民党中央民众训练部长行政院实业部长、军委会第五部部长。1938年随汪精卫叛国投敌，成为汪伪政府第2号人物，1944年汪精卫在日本病死后任代主席，由汉奸中2号人物升为1号魁首。日本投降后逃往日本，1945年10月3日被押解回国，1946年6月3日上午以“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罪”被执行枪决。

    周佛海，1924年9月脱党，跟随蒋介石成为身边“文胆之一”。“九•一八”事变后叛国投敌，投靠汪精卫任伪政权财政部长。日本投降后又迅速投靠蒋介石，从臭名昭著的大汉奸摇身一变成了蒋介石上海行动总队司令。1946年3月迫于全国人民的压力，蒋介石将周佛海投进监牢，1946年11月7日国民党南京高等法院以“通谋敌国罪”判处周佛海死刑。1947年3月26日，国民政府下达主席令，特赦周佛海为无期徒刑。1948年2月28日，51岁的周佛海因病暴死于南京老虎桥监狱。

    张国焘，背信弃义，叛党投敌，晚景凄凉。

    张国焘于1938年初，只身逃离延安投靠国民党，面见蒋介石，决意叛党。同年4月18日，中共中央迅速做出了《关于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决定》。1948年张国焘携眷逃往台湾，次年又迁居香港，靠办杂志维持生计，晩景凄凉，活到82岁，1979年12月冻死于加拿大多伦多一所老人院。

    没有参加中共“一大”，但实际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陈独秀、李大钊命运各不相同。

    陈独秀一生毁誉相参，他担任过中国共产党第一至五届中央委员会最主要的负责人。1929年11月15日被开除出党，1942年5月27日病逝于四川江津。

    38岁的李大钊，1927年4月6日在北京被军阀张作霖逮捕，4月28日走上了冰冷的绞刑架。獄中李大钊从容不迫写下自述：“钊自束发受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励行其所知，为功为罪所不暇计”。

    不是一大代表的王会悟，被党史学家称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位会务工作者”“第一位安全保卫工作者”。

    中共一大以后，王会悟一直从事革命工作。参与创办我国第一个妇女解放进步刊物《妇女声》半月刊，创办过上海平民学校，丁玲曾是她的学生。解放初期，王会悟在政务院（后改名为国务院）做法制工作，之后一直在北京工作，直到离休。1993年10月20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5岁。她的故居，浙江桐乡乌镇西栅的观后街，古色古香，人们将此地辟为“王会悟纪念馆”，以纪念这位伟大的“红船哨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