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9月上旬，经中央批准，我率新四军第三师第七、第八旅自淮南津浦路西东返，回师苏北。于 9月 13 日途经华中局驻地时，得知苏联红军已将日本关东军歼灭，占领了我国东北地区。同时，我军也有少量部队进入东北。而国民党军队主力尚在大后方，一时还来不及接管东北。我认为这是我军进军东北，开辟创建东北战略根据地的极好时机。于是，我就请当时任华中局书记的饶漱石给中央发电报，建议中央及军委立即派大部队到东北去，不管苏联红军同意与否，要下决心进军东北，不可错过时机。但饶漱石当时不同意发电报。我即以自己的名义起草了一封电报，向中央及军委提出了我对当前局势及军事方针的意见，并于14日用华中局的电台发出。电文主要为：

    我对目前局势和我军军事方针，有以下意见和建议：

    (一)蒋介石对我党谈判毫无诚意，只以和平谈判作欺骗人民、麻痹我军、拖延时间之手段。……到适当时机，和平压力无效后，即以大军向我进攻，以收各个击破之效。

    (二)我军数量虽大，但精干坚强之主力不多，且占领地区大，我主力分散。……很难独立长期支持大规模战争。

    .....

    我们应采取：

    政治上仍进行谈判，而军事上应集中主力进行决战。在决战胜利之下，取得联系一片的大战略根据地。有利于进行长期斗争。军事具体部署上，我建议：

    1.东北既能派队伍进去，应尽量多派，至少应有五万人，能去十万人为最好。并派有威望的军队领导人去主持工作，迅速创造根据地，支援关内斗争。

    2. 以晋、绥、察三地为关内第一战略根据地，应集中十万主力，进行消灭傅作义、阎锡山、胡宗南之决战，达到控制整个察、绥与西北部和太行山全部。

    3.以山东为关内第二战略根据地，应集中十五万主力，待敌人缴枪之后，在济、徐、胶、海铁路线进行决战，达到控制整个山东。

    4.其他各地区，则成为二大战略根据地之卫星，力求争取局部决战之胜利，若不可能时，即以游击战争长期周旋。

    (五)为执行上述方针，山东应调三万人到五万人去东北，华中应调三万到六万人去山东。在河南和平原主力的一部，应调山西。江南一师主力应调回江北，只以一部留在江南活动。一师为新四军之坚强部队，目前向顽作战毫无希望，估计将来被截断之后，会被迫打游击。以坚强主力去打游击，极为不利，故应迅速北调。

    (六)我对各方面材料了解甚少，可能有片面之处。但我认为目前我党若没有联系一片的大战略根据地，就不会有大的胜利;若没有大规模决战的胜利，就不会有联系一大片的大战略根据地。故集中兵力进行决战，当为当前之急。如依靠谈判或国际干涉，均带有极大危险性。是否有当，请考虑指示。

    电报发出之后，我即离开华中局驻地，率部发动两淮战役。9月22日，当我进入刚刚解放了的淮安城时，只见满城军民载歌载舞，欢腾雀跃，沉浸在抗战胜利的喜悦之中。历经战争创伤的人民群众渴望和平，需要休养生息，这是大家的共同心愿。可是，我心中清楚，国民党反动派无论如何不会允许我根据地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经过八年浴血抗战建立起来的抗日根据地，很快又将成为国民党反动派向我们争夺的战场，已经付出了重大代价的根据地军民，还将作出新的牺牲，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正面临着一场新的严峻考验。

    我军攻克淮安的第二天，即1945年9月23日，我接到上级命令，要我率新四军第三师主力三万五千人开赴东北。接到命令后，我即刻着手进军东北的部署。当时听说东北武器装备甚多，曾有个说法，要第三师北进部队把武器和装备留下来交给地方，说是到了东北就可以拿到新武器，新装备。但我对此没有轻信。我历来考虑问题，总是把不利因素尽量想得多一点，以便有备无患。我想，目前情况瞬息万变，部队到了东北万一拿不到武器，将怎么打仗?而且千里行军，路上若遇到情况，没有武器又怎么行?所以，我坚持部队现有的武器不能留下，要全副武装上路。同时我还考虑到，到东北之后，即进人冬季，首先将遇到与苏北迥然不同的寒冷气候，解决部队的棉衣问题，亦是当务之急。尽管当时受到一些责难，但我还是坚持这两条:一是要部队带上棉衣，二是要全副武装。多余的武器可以留下来，交给地方使用。这样，我一边安排先头部队即刻出发，一边抓紧筹集棉衣。9月28日，我同副师长兼参谋长洪学智率师部直属队和其余各旅部队从淮阴启程，向山东进发。

    临离开苏北之前，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曾指示我们到达山东之后，要停留一个时期待命。在行军途中，我一再考虑部队在山东滞留非常不利。军事行动历来强调兵贵神速，捷足先登，我们进军东北更应不失时机、争分夺秒地快速行动。于是，我于10月4日向中央军委发电报，建议部队到山东后，不宜停留，稍事休整立即北进。中央军委于10月6日回电指示：“为迅速达成战略任务，三师部队在到达山东后，应兼程北进，不能在山东担负战斗任务。”10月12日，我率部进入山东临沂地区，休整两天，补充了粮食，即向河北进发。在山东临沂地区我见到陈毅，他刚从延安来。陈毅向我介绍了延安的情况以及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情况。

    10月14日，我率部离开临沂继续北进。过了胶济铁路和黄河，于10月26日到达渤海区。接着，于10月 31日在东光以南穿过津浦铁路，进入河北，跨过永定河，在廊坊地区越过平津铁路，于11月10日抵达冀东的三河、玉田一线。适逢连日降雨，道路泥泞难行，部队又无雨具，不得不就地休息两天，并补充粮食，准备出山海关进人东北。

    这时，得知国民党汤恩伯部五万余人逼近山海关，已与守卫山海关之我山东部队杨国夫师接触。考虑到我部既然已难按原计划经山海关进东北，我便于11月8日向中央军委发电报，建议改由山海关以西绕道经冷口出关进入东北。

    11月11日，我接到东北局电报，命我率部直趋山海关，配合杨国夫师歼灭进攻之敌。13 日又接东北局电令，要我部暂勿向锦州、义县前进，而改向义院口、驻操营前进，并要我统一指挥新四军第三师及山东梁兴初师集结于抚宁地区，待机歼灭正向山海关西北之石门寨及抚宁延伸并构筑地堡工事的国民党军。

    11月14日，我发电报给中央军委并转报东北局，说明新四军第三师与山东梁兴初师全部集结于抚宁，尚需六天时间，且部队极度疲劳。军委前已电令我部迅速向锦州集中，现东北局又电令我部集结抚宁作战，究竟如何行动，请尽快指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