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友钧湖北广济人，出生于1911年。家里虽然贫困，但父母亲还是用尽各种方法凑够了钱，送王友钧去念书。也因此，王友钧成了当时十里八乡公认的“小秀才”。18岁那年，王友钧辞别父母兄姊、离家参军搞革命。一年后，“王秀才”已经成了红15军的一名小战士，后又跟随15军其他人一起被编入红10师。没多久，王友钧就凭借自己英勇实干受到了当时10师师长王宏坤的器重，从排长、团长，一路升级到了副师长。

    当了副师长的他依然带头冲锋在危险的最前沿，在川陕苏区反”六路围攻”作战的一次战斗中，他亲率三十名手枪队员，夜间从西线偷渡小通江，攀越几丈高的悬崖，摸入敌人后方牛角嵌团部阵地，砍死敌团长，摧毁敌团部，带着缴获的武器、文件和俘虏安全返回。为此，受到方面军总部的表扬，誉为”夜摸将军”被上级授予“夜摸常胜军”奖旗。

    1935年8月底，红军将士在经过荒无人烟，与天斗，与地斗，艰难行军后，终于渡过了那片吃人的“死亡陷阱”大草地，来到了若尔盖包座、求吉一带。然而这支疲惫之师，根本来不及有片刻喘息就投入激烈的包座战斗之中。蒋介石在听到红军穿过草地后，派出胡宗南数万大军紧追不舍；追兵汹汹而来，前面又有胡宗南部49师横拦在包座、求吉一带，敌军利用山险隘口修筑碉堡群，据险防守，妄图阻拦红军，实现前有守险之师，后有尾随强兵，形成前后夹击之势，局势危急，包座必须尽快拿下！

    8月29日，红30军和红4军发起包座战役，身为红4军10师师长的王友钧奉命率部攻击求吉寺。在抢到任务之后，他叫上了自己的副手王近山，把藏了很久的几罐酥油拿出来，在开战前给战友们“补身体”。

    王友钧率十师向求吉寺（求吉寺院是安多藏区萨迦派寺院的中心寺，坐落在求吉给嘎山下，规模宏大，其大经堂俗有“百柱大厅”之称）守敌发起猛攻。此战从黄昏打到次日凌晨，彻夜激战，堡垒坚固，碉堡厚实，敌军配备轻重机枪,又居高临下，火力优势太大，红军实在攻不上去，伤亡惨重，但在腹背受敌的危机之下，军委下了死命令，限期攻克，不容有失！敌补充第一旅第一团团长康庄亲自督战，指挥机枪向冲过来的红军扫射。一批红军官兵伤亡了，又一批再次冲进去，数进数出，求吉寺院门口和院子里血流成河。最后，康庄亲自率领敢死队趁红军喘息之时发动了反击。仗打到这种程度，军长许世友沉不住气了，他看了看身边的十师师长王友钧。年仅24岁的红军师长明白了军长的意思，他从一名战士手里夺过一挺机枪，冲上战场，机枪横着扫射了出去。在敌人出现退却迹象的时候，王友钧从身后拔出了背上的大刀，吼了一声：“交通队，跟我上！”交通队是王友钧手里的一张王牌，官兵个个配备一支德国造的二十响驳壳枪，外加一柄锋利的大刀，十分适合近战。但是从他们所处的壕沟到敌营火力点，还有一段距离。如果不能顺利经过这段距离，交通队再厉害也不能发挥功能。

    王友钧将机枪架在警卫员肩上，一边往前走一边对着那堵高墙扫射。这样打出一段距离后，王友钧才对身后的交通队大吼一声：“跟上！”就这样，王友钧在前面开路，交通队一点点靠近了阻拦他们前进的高墙。身后壕沟里的战友们，明白王友钧这样已经是在用自己的血肉之躯为他们吸引敌军火力，如果不能尽快攻克火力点，王友钧性命危矣。跟在王友钧身后的交通队队员们，也很明白现在的情况，尤其是队长李德生（55年授少将衔），他凭借自己百步穿杨的枪法为王友钧打掉了好几个枪眼。但是变故就在我方火力完全压制对方的情况下骤然发生了。

    当时李德生正带着交通队往前冲，猛然发现耳边没有了师长的喊杀声，回头一看，正看到一颗子弹贯穿了王友钧头部，鲜血满布他的脸，他的师长就在他身边牺牲了！师长牺牲，激起了十师官兵的愤怒，他们怒吼着向敌人冲去。但终因敌人有坚固的工事、优良的武器，而未能攻破求吉寺。为了不做无畏的牺牲，此后，红军一直将残敌围在寺院大经堂内，直到9月中旬红4军、30军受命南下时主动撤围，余敌才幸免被歼。

    许世友跪在王友钧的遗体前，仰天长叹，痛苦不已。参谋来请示缴获的物资如何处理，许世友大吼：“滚！多少东西也换不来一个师长！”年轻的师长王友钧被安葬在求吉寺东侧的山上。

    王友钧倒下后，在经过一番激战之后，红军最终勇克包座赢得胜利，毙伤俘敌五千余人，缴枪近两千支枪支，而且俘获了不少红军紧缺的军粮，最关键的是，腹背受敌的威胁完全解除，北进甘南的通道从此畅通。徐向前闻讯王友钧牺牲了，也泪水长流，连叹可惜。在第二次过草地北上路过时，还专门到王友钧烈士坟前，献上一束野花，表示沉痛的哀悼和缅怀。在《历史的回顾》一书中，徐向前还专门写了一段，追忆王友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