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介绍：张曙光，男，1922年生。“五一”反“扫荡”时任冀中八分区青救会主任。建国后曾任共青团河北省委书记、团中央青农部部长、团中央常委，中共云南省昭通地委书记处书记、云南省委组织部副部长、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州委第一书记，河北省张家口地委第一书记、河北省委常务书记、省长，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中顾委委员。1995年离休。

    1942年残酷的“五一”大“扫荡”已经过去60年了（本文写自2002年，魏江涛），可是，我亲历的那一幕幕，仍然就像发生在昨天一样，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永远不会忘记。

    1942年5月12日，我和战友在武强县北岱村地道里隐蔽时曾窒息昏迷，幸被房东大娘所救，才得以死而复生。

    从1942年5月12日，离开北岱，几年中没有再去过。直到日本投降后的1945年11月23日我到武强任县委书记，又忙于组织干部进军东北，进行减租减息反奸清算。其间，我抽时间到北岱去了一趟，想找到大娘。因为有5个北岱，到底是哪个北岱，我当时并不知道，大娘的姓名也不知道，也不知是哪条街，只知道是儿童团长家，结果没有找到。1946年6月14日，我离开武强，到青县任县委书记，就没机会再去找大娘了。

    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开始。1967年初我被关押后，回忆往事，特别是“五一”大“扫荡”之后的11天犹历历在目，北岱大娘的音容犹在眼前。

    时隔39年后，1981年5月，我调回河北省工作，又到北岱村去找这位大娘，但一直没有找到，说法不少，情况不符，未能如愿，只好就此作罢，成为终身遗憾！

    在“五一”反“扫荡”中，多次化险为夷，逢凶化吉，都是我们贯彻执行党的战略战术方针政策的结果，都是人民群众支持、帮助、掩护的结果。值此“五一”反“扫荡”60周年之际，谨以此文感谢支持伟大抗日斗争的父老乡亲和广大群众，昭告我们的后代，永远不要忘记这段历史。

    一、贯彻指示，进行准备

    1942年3月中旬，冀中区党委发出准备迎接春季大"扫荡”的指示，指示中分析了当时国际国内形势，对敌人的进攻进行了分析，认为敌后将更加残酷，为了迎接大规模的“扫荡”，要求所属各级领导机关、各个部队，精简机构，分散坚持，减少人员，坚壁清野，轻装简从。对于隐藏地区、堡垒户、联系地点、通信暗号、交通联络等，也进行了全面部署。

    当时，冀中抗日根据地有50多个县，800万人，是晋察冀有名的模范抗日根据地。从地域上讲，冀中根据地指的是津浦线以西，平汉线以东，沧石路以北，北宁路以南。冀中区党的基础好，有光荣的斗争历史。冀中抗日根据地开辟于1937年冬。冀中军区司令员吕正操，政委程子华，参谋长沙克，政治部主任卓雄，是有名的四大军事首长，当时人们称之为“吕程沙卓”。冀中区地方党委领导成员是：书记黄敬，组织部长刘亚球，宣传部长周小舟（刘光人回忆文章里，在家乡遇到了周小舟，详见刘光人回忆五一反扫荡，魏江涛），抗联会主任史立德，农会主任逯开山，工会主任周续辉，青救会主任周克刚，妇救会主任韩朝新，回建会主任马玉槐。

    我当时在冀中八分区青救会工作。冀中区青救会的成员：主任是周克刚，组织部长先是赵槿樟，赵牺牲后是刘国华；宣传部长先是张少峰，张病故后是吴大发，吴牺牲后是王延炯，王后来也牺牲了。少儿部长先是简明，后李浩。我们八分区青救会，主任先后是赵槿樟(1939-1941)、齐奋(齐慎修，1941-1942春)和我。我刚接任两三个月，“五一”大“扫荡”就开始了。当时我化名萧汉，组织部长是张特，宜传部长是李少奇(又名刘超、刘正光)，青抗先队长是张鸿远，秘书徐平。当时冀中八分区青救会就只剩我们5个人，来“迎接”敌人的大“扫荡”了。

    根据上级党委关于反“扫荡”期间“一要精简二要分散”的指示精神，我们进行了部署。我是青救会的主任，上级明确指示我在地委书记金城领导下，留在饶(阳)、武(强)、献(县)地区。组织部长张特到子牙河东。李少奇到任(丘)、河(间)、大(城)。当时，情况越来越紧张。我们饶、武、献这个组又分成3个小组，我分到武强。

    4月中旬，进入了紧张的反“扫荡”准备阶段。我们分区群众团体化整为零，分为3个大工作组：饶(阳)、武(强)、献(县)为一个大组，献(县)、交(河)、建(国)为一个大组，任(丘)、河(间)、大(城)为一个大组。饶、武、献大组又分为3个小工作组(饶、武、献各为一个小组)，每个小组又分为3个活动单位。我和刘斗(武强人，当时40多岁)、席景恒(饶阳人，当时25岁)3个人为一个活动单位，由我牵头。

    二、遭遇日寇，化险为夷

    5月10日夜，我们住献县元昌楼村，原计划5月11日上午10点，到武强县刘南召什村找八地委常委、民运部长张志生集中开会，听取上级指示。

    5月11日晨4时左右，我同刘斗、席景恒三人，住献县元昌楼村西边，听到有马嘶声，疑为日军包围，到房上一看，见有人在溜马，为本地马，听话音是中国人，说话声音小，没有吵闹声，当时猜疑是骑兵团。等到天刚亮，打听得知情况紧急，即迅速转移，按原定计划约会去武强刘南召什村(距离献县元昌楼6公里)参加地委民运部长张志生主持的武强工作组“片儿”会。

    6点多钟，我们三人从元昌楼出发，边走边聊天边唱，溜溜达达，到刘南召什刘斗家，从村公所领了3斤白面，大家下手揪疙瘩汤。正吃着，就听到街上人来人往，传言敌人“扫荡”。我们赶紧吃完，就去找地委张志生了。街上很乱。找到张志生时，他正站在炕上向下跳，见到屋里有武强县委书记严镜波、县大队政委马庆云，便打了招呼。张志生说：“敌人‘扫荡’开始了，迅速转移，何时开会另行通知。”

    我们三人中，刘斗就是刘南召什村人，对这一带熟悉，地形地貌都知道。我是组长，我见大家都向北方和东北方转移，就决定“反其道而行之”。我和刘斗说：“咱们向南跑，离开大队人马。咱们三人，身着便装，容易行动，在群众掩护下好转移。”

    我们就顺着道沟转移到村南。刘南召什村正南是堤南村，相距4公里，东南是大王庄，相距4公里，西南是皇甫，亦相距4公里。在这个东西长30多公里的大洼里，我们找了个四面不靠近路的地方，在一块地当中找到了一个地窖。地窖原是供人打游击避雨睡觉用的，里面只能装下三四个人。为了减少目标，我们还长了个心眼，踏着地上原来留下的一个人的脚印、进了地窖。到里边后，外边人声乱哄哄的，我们就躺下了。

    大约过了两个多钟头，听着天上飞机隆隆直响。我想伸出头去看看情况，但因刚剃了头，怕伸出去被发现，就在地下铺的高粱秸上劈了一把高粱叶子，编成防空帽圈，戴在头上，探头向外观看。我刚一伸头，就猛然看见在地窖南面三四十步远处有一个日本兵，头戴钢盔，扛一挺轻机枪，正大踏步由南向北走来。

    我迅速缩回窖内，说：“快，鬼子来了，在窖南面!”我们三人，刘斗无枪，我让他在最里边，景恒靠近刘斗，我有一枝短枪，狗牌撸子，装有6粒子弹，我把住窖口。我把子弹轻轻地推上了膛，把粮票、手章、笔记本、钢笔交给刘斗，集中埋在做盖用的秫秸底下。我对大家说：“不要出动静，屏住呼吸。”然后，就只听咚、咚、咚，敌人由远而近走来了。

狗牌撸子，西班牙造袖珍手枪

    敌人到窖顶后，用脚“咚、咚、咚”跺了一个口，就爬在上面，往窖里看。当时正是下午两三点钟，太阳斜射进来，阳光刺眼，外亮窖黑，从外面看里面什么也看不见，从里面看外面却看得清清楚楚。我们能清楚地看到日本兵的模样，是个疙瘩脸，戴眼镜。日本兵向里看了一下什么也没发现，就“扑通”跳了下来。窖口深度和腿一样高。然后，他坐在窨口上，伸进腿来，用右脚由西到东划了个扇形，差半尺就会碰到我的左脚。当时，我们紧张得可想而知，神经紧紧绷着，心都快提到嗓子眼了，但是行动却十分冷静沉着。因为我们都十分清楚，任何一点小小的动作或者声响，都可能被敌人发现。

    我轻轻向里挪了一下，敌人身上的水壶、背包和穿的皮靴我都看到了。同时，我把枪口瞄准他，如果他再往里走，我就开枪，一定能把他消灭。说来也巧得很，因为里面黑洞洞的，敌人什么也看不见，又这么用腿划拉了几下，什么也没碰到，就站起身来出去了。出去以后，接着又在地窖上面转了两三遭，“咚、咚、咚”，向北走了。

    敌人走后，约有三五分钟，我们的心仍然绷着。我怕他们两位说话，就摇手示意别说话。我当时想，会不会是敌人狡猾，隐藏起来引诱我们出窖?我们要防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