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松同志办认真，有责任心，我们应当记得他，学习他。
    ——毛泽东 
    （1942年11月23日，毛泽东主席为杨松同志因病逝世题写的挽词）

    引 子

    在中国人民14年的艰苦抗战中，八路军、新四军、东北抗日联军这三支英雄的部队，形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指挥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中坚作战力量，抗日战场上的中流砥柱。

    东北抗日联军这一光辉伟大的名字，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响彻东北大地。那么，在东北抗日联军建立的过程中，是什么人发挥了重要作用？是谁将东北分散、各自为政的抗日武装力量联合到统一战线上，又冠以“东北抗日联军”这一伟大英雄的名称呢？他就是共产党人杨松，时任中共吉东特委书记的吴平。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大好河山沦落在日本帝国主义铁蹄之下，为了挽救危局，1933年至1936年，杨松受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委派，以中共满洲省委巡视员、吉东特委书记的名义，负责处理满洲问题。他向东北地下党组织和抗日武装送来了中共中央发出的《一·二六指示信》和《抗日救国六大纲领》，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解除了“左”倾路线桎梏，指明了打击日寇、坚决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正确方向，使东北大地上的抗日烈火熊熊燃烧，不断打击日伪军，与强势的日军进行周旋，牵制了数十万日本“关东军”迟迟不能“北进”和南下。

    杨松到东北后，从组织上加强了对吉东地区抗日斗争的领导。他化装成乡村医生，到密山、穆棱、宁安等县根据地巡视，指导组建和整编东北抗日同盟军第四军、东北反日联合军第五军。

    1935年7月，杨松作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代表，到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在此期间，他向中共代表团汇报了东北抗日工作，并参加研究了《八一宣言》的起草工作。

    当时，活跃在东北抗日前线的各种武装力量，缺乏统一指挥，名称也不统一，给抗日带来不利的影响。为此，杨松提出组建东北抗日联军的建议，主张以现有的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军为骨干，联合其他义勇军、抗日山林队等共同组成，取消原有各种名义，统一称为东北抗日联军。

    1936年2月10日，杨松起草《为建立全东北抗日联军司令部决议草案》，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和中共中央的名义发表。随后，他起草了《东北抗日联军统一军队建制宣言》，《东北抗日联军组织条例》，将党所领导的东北抗日部队一律改为东北抗日联军，吸收其他武装参加，扩大抗日统一战线。从1936年2月到11月，东北人民革命军及其他抗日武装先后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至第八军，后来其他抗日武装又改编为第九、第十、第十一军。

    杨松对东北抗日战争、东北抗日联军的建立做出了特殊的贡献，杨松不是领袖，却在指导东北抗战和东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面起到了领袖的作用，他虽然不是战将，却在东北抗战中起到了将军无法起到的作用。杨松因设计、指导东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和对东北抗日联军进行顶层设计而名垂中共党史、东北抗战史和东北抗日联军史的史册！     

    今年的11月14日将是杨松先辈诞辰114年，为了纪念他为党为国的无私奉献精神，铭记他为中华民族解放事业做出的丰功伟绩，学习他坚定的理想信念，继承发扬他忠诚党的事业和鞠躬尽瘁、死而后己的革命精神。在喜迎中共建党百年之际，特撰此文，以对这位为中国革命胜利作出过重要贡献的英烈的深切怀念和崇敬之情。

    一、早年投身革命，民主青年的成长

    杨松11岁离开家乡到武汉,在父亲的关爱下，先后在武昌高师附小、附中读书。1921年杨松考入了董必武、陈潭秋创建的武汉中学，杨松在这里阅读了《新青年》等进步书刊，开阔了视野。在董必武、陈潭秋等人指导、启发下，经常参加组织发起的学生罢课和游行示威，抗议资本家无理开除工人，反对军阀破坏工人罢工斗争的革命活动，被推选为武昌高师附中学生会领导成员，积极参与组织支援京汉铁路罢工慰问队，参加了声势浩大的“二七”大罢工”游行示威。1924年春，他和同学发起现代少年协社，组织进步青年学习马列主义。1925年春，杨松加入了国民党左翼，并参加了湖北省青年团体联合会和武汉学联的领导工作。“五卅”惨案发生后，杨松和林彪代表湖北学生赴上海参加了中共党组织召开的全国学联代表大会，回来后，进一步领导各校学生罢课、演讲，声援上海工人、学生的反帝爱国斗争。

    1926年夏季，杨松按照董必武的安排，与王鉴、吴良臣等进步青年回到家乡,通过各种形式宣传民主革命思想，组织开展农民运动，杨松当选为黄安县北乡(今大悟县河口、四姑、刘集一带)农民协会主席，引领农协会员与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土豪劣绅作斗争。1926年秋，杨松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不久担任共青团武昌区委书记。

    同年九、十月间，国民革命军北伐进攻武昌，杨松同陈谭秋一起在武昌开展活动，策动敌军倒戈，带领革命青年送水送饭，帮助运送弹药，布置群众迎接北伐军进城。北伐军攻克武汉后，杨松到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宣传部工作，以《血光通讯社》编辑和记者身份，采访北伐军将士和农民运动领袖，为董必武创办的《国民日报》写了大量的通讯文章，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揭露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和土豪劣绅的罪恶，揭批国民党右派破坏统一战线、破坏革命的阴谋。报导叶挺独立团挺进武昌、汉口工人驱逐帝国主义分子，上海工人起义占领上海，全国农民运动猛烈开展的消息，鼓舞、推动了北伐军的胜利进军和大革命运动。

    1927年春，经共青团中央介绍，杨松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起名为尼古拉·瓦西里耶夫，他学习刻苦，不仅精通俄语、英语，还懂法语，致力于马列主义研究。蒋介石发起的4.12反革命屠杀共产党人事件传到苏联后，杨松进一步认识到，世界上只有共产党才是无产阶级政党，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因此，他毅然退出了国民党，不久在中山大学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担任该校中共支部局《墙报》主编和翻译班党小组组长。两年毕业后进入研究院深造，担任俄文翻译和政治经济班教员，阅读和翻译了许多马列著作。1930年2月入莫斯科列宁学院工作，杨松从一个激进的民主青年，成长为一位有信仰、有理想的共产主义战士。

    二、参与东北抗日斗争领导,重建吉东地区党组织

    1931年1月，杨松被选为中国共青团中央委员。随后，被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派往海参崴工作，任太平洋职工会秘书处中国部主任，负责编辑《太平洋工人》杂志，同时还在太平洋职工训练班教授政治经济学。“九一八”事变后，正在海参崴工作的杨松奉中共代表团指示，负责满洲问题研究，参与东北地区党组织的领导，指导抗日斗争。1933年3至5月，杨松积极参与满洲省委筹建了中共吉东局。7月，杨松越境回国在穆棱、密山、汪清等县和中东路东线巡视。在充分了解东北实际后，杨松化名华西里，撰写了《满洲事变与满洲的中国共产党》、《满洲工人阶级的情形与革命职工运动的任务》两篇文章。文章记述了东北抗日义勇军和工人运动事实，强调要根据“日本帝国主义变为直接的新的统治者，是满洲民众的最主要的最强的敌人” 的根本形势，批评“北方会议最主要的错误，就在不正确的估计满洲政治情形和阶级力量的对比，从此就得出不正确的策略路线”。要求东北工人运动应该“造成广大无产阶级的群众组织”， 并且做“把工人的阶级斗争和反日民族游击战争配合”。 

    1934年2月，杨松化名吴平，赴吉东(现吉林省与黑龙江省东部)地区巡视，改组了实际上已停止工作的穆棱县委。4月，中共吉东局遭日伪军破坏，负责人孙广英临阵脱逃。8月，杨松再次临危授命，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和满洲省委巡视员的身份，化装成国际红十字会的医生（或乡村医生），先后分别再到密山、穆棱、宁安、饶河、勃利、汪清等县巡视工作，到抗日游击队中调查了解情况，贯彻传达中共代表团指示，主要任务是在组织上重新建立中共吉东特委，领导吉东地区的抗日斗争。他以《一·二六指示信》和《抗日救国六大纲领》为指导，召开会议，找干部谈话，写指示信，帮助各地整顿党的组织、整顿抗日队伍，纠正当时普遍存在的“左”的错误，为摆脱东北初期抗战无序混乱局面，探索并参与制定党领导的反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

    同年10月初，杨松在密山哈达河子召开了中共密山县委和四军党委扩大会议，他和李延禄一起，将人民反日革命军和密山游击队合并，组建东北抗日同盟军第四军，任命李延禄任军长，杨松兼任政治委员。11月中旬，杨松在穆棱县下成子主持召开了县工委扩大会议，纠正县工委在工作中的软弱问题，并将工委改组为县委，任命李健侠为书记。会议决定发动一切力量，支援四军二团在穆棱开展游击活动，建立抗日统一战线。12月，杨松又巡视宁安，并主持了宁安县委扩大会议，在会上作了《关于“左”倾关门主义错误及目前工作任务问题》的报告。确定宁安党在目前迫切的中心政治任务是：“联合一切抗日武装和动员一切爱国力量，形成广泛的抗日统一战线，推翻日本帝国主义和伪满洲国的统治”。会后，杨松和周保中一起，将绥宁反日同盟军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合军第五军，并组建了联合指挥部，他配合军长周保中认真整顿部队，清除内患，使部队团结一致。在杨松的正确领导下，在李延禄、王光宇、周保中、柴世荣等的支持配合下，由于应对及时，方针明确，各抗日武装开辟了吉东抗日游击根据地，坚持了长期艰苦英勇的游击战争。采取灵活的游击战术，击败了敌人长达四个月的大“讨伐”。

    1935年2月，中共吉东临时特委机关从穆梭县迁至牡丹江市的“惠存厚”药店。在整顿和加强各县委组织的基础上，杨松在牡丹江主持召开了吉东地区党团第二次联席会议，杨松奉命正式成立吉东特委，亲任特委书记，调宁安县委书记李范五任组织部长，孟俊卿任宣传部长，赵采青任工运部长，张林任团委书记，各县委书记为委员。

    三、反对“左”倾关门主义、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反对“左”倾关门主义，建立和巩固东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贯穿杨松在吉东工作的一条红线。他不仅在会议上、文件中，多次批评“左”倾关门主义，而且在实践中积极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他在宁安县委扩大会议上的报告中所部署的各方面群众工作的具体方针，就是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基础、以团结一切抗日力量为目的的。为此，杨松提出：“对于反日会的工作，首先要纠正过去关门主义的错误，使反日会成为工农兵学商的群众反日组织。不分党派、教派、民族，不论自卫军、救国军、人民革命军、反日同盟军、山林队、大刀会，只要是主张抗日的，都要联合起来，欢迎他们加入反日会。对反日会总的要求是：广泛地发动和组织群众，积极地支援抗日战争，组织妇女、儿童参加站岗放哨、送信；组织会员侦察敌情，瓦解敌军保卫游击区和参加作战，筹集物资供应抗日游击队的军需和惩治汉奸走狗等”。

    武装斗争是东北抗日斗争的主要形式。自发抗日的东北民众武装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的主要统战对象。他们参加抗日斗争是值得肯定的，但毕竟缺乏远大目标和坚强领导，一些绿林出身的“山林队”还保持着严重的土匪习气，为此，杨松不避艰险，亲自深入到义勇军和反日山林队中，进行细致认真地调查研究，与反日山林队首领进行谈话，了解他们的思想，进一步宣讲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思想，做联合抗日的工作。当时以苏衍仁为首报号“小白龙”，活动在勃利、密山一带的一支山林队，就是杨松统战工作的典范。由于这支部队有扰民行为，有人主张缴械，杨松不赞同，他在向李延禄了解情况后，跋山涉水亲赴“小白龙”部营地，与他相处半月之久，嘉勉他的抗日战绩，耐心讲解军民关系应当是鱼水相依的道理。在杨松的感召下，苏衍仁认真清理了部队，改善了军民关系，军纪严明，作战勇敢，不久就加入了抗日联军第四军，苏衍仁还担任了四军三团团长。1935年春，杨松还用一个多月的时间，巡视了吉东地区各地党组织建设和反日会的工作，还深入到山高密林的“胡子窝” 营地，先后会见了“打东洋”、“义军”、“西边好”等山林队首领。杨松认为，这些队伍里虽然少数人有匪气，损害群众利益，但多数人都有爱国之心。为团结教育这些抗日武装，他亲自与他们生活、战斗在一起，同甘共苦。通过深入接触、促膝交谈，杨松肯定了这些山林队首领的抗日义举，“是真正不愿当亡国奴的抗日勇士……足够称为中华民族英雄”。同时讲解了我党抗日统一战线的主张，号召他们同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队伍联合作战。在杨松的帮教下，这些“红胡子”队伍逐渐改变了过去那些散兵游勇的不良习气，后来都改造成为服从党的领导、英勇善战、深受人民欢迎的抗日武装。

    在东北抗日斗争中，为建立中朝人民联合抗日统一战线，杨松发挥了重要作用。1933年至1934年，东满地区以肃清早已解散的朝奸组织“民生团”为借口，错杀了大批的朝鲜族党团员与游击队指战员，给抗日斗争造成了重大的损失。杨松得知此事后，立即出面坚决制止。1935年2月10日，在给满洲省委和东满特委的信中，杨松指出：“游击区内十分之六七是民生团，这是过分的估计。假若游击区内绝大多数群众是民生团，那么这些游击区域老早就被日本消灭了”。按照杨松的意见，通过省委派出魏拯民和周保中艰难的工作，终于纠正了对待朝鲜同志的错误态度。由于杨松对巩固中朝两国共产主义者和人民群众的战斗团结发挥了特殊的作用，金日成对他给予了高度评价。

    在东北领导抗战的两年多时间里，杨松走遍了吉东的山山水水，与群众广泛接触、打成一片，凝结了水乳交融的情感。“能接近下层群众”，是战友们公认的杨松主要优点。他几次遇险，都在群众掩护下幸免于难。“一次杨松在宁安县邓家油坊中遇见了敌人，因为他是南方人引起疑心，要逮捕他，可是油坊的老太太给他做了掩护，说他是她的干儿子，无论如何不能逮捕。这个油坊在宁安县是了出名的，敌人相信了，于是他逃出了虎口”。另一次，他与交通员黄昏时通过日寇封锁线，被敌探发觉，敌人追赶至大道的岔口，向一牧童洵问前面两个人向哪条路走了？牧童知道被追的是抗日人员，便指了一条相反的路，杨松两人才幸免于难。1935年春，杨松与张林去上马河检查反日会工作，刚刚走进我党地下联络站黄晓英的家里，尾随其后的七八名日伪军杀气腾腾地窜进来，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共青团员黄晓英急中生智，巧妙地将日伪军领到东院，接着全家人便忙着烧水沏茶做饭，一边稳住敌人，一边机警地将杨松和张林转移到村后禾场的麦秸垛里，使他们又一次脱离了危险。

    四、重建和恢复吉东地下交通线和联络站

    吉东地区处在中苏边境，又位居南满和北满两个抗日游击区之间，占据特殊的地理优势。早在建党初期就是国际交通线的重要枢纽。吉东特委成立后，在杨松的主持和安排下，经过特委和各县党团组织的努力，先后恢复和重新建立了五个交通联络站，一是牡丹江德发客栈；二是牡丹江新立街邸家豆腐坊；三是穆棱磨刀石车站；四是林口县半截河石印局；五是密山平阳镇东窑地。同时，恢复了吉东特委通往哈尔滨滿洲省委的交通线，还发展、巩固了三条国际交通线：一是从牡丹江经林口、滴道河、哈达河、平阳镇、二人班、当壁镇入苏联远东的图里洛格到海参崴太平洋工人职工部；二是从牡丹江经磨刀石、上城子、绥阳、绥芬河入苏联远东到海参崴中共代表团工作联络站；三是从牡丹江经磨刀石、下城子、八面通、桦木林子过第21号中苏界碑入苏联远东到海参崴。这样，形成了一个上下、内外纵横交错的地下交通网。使吉东特委成为满洲省委至莫斯科中共代表团联系的重要枢纽。

    杨松对地下交通网规定的任务是：一是传递中共中央、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满洲省委、吉东特委、各县委的指示、文件、书报；二是迎接护送各级党政军领导出入境和到各地巡视、开会、指导工作；三是侦察与传递日伪军事活动情报；四是筹集运送作战物资和吃穿等生活用品；五是潜入虎穴散发传单、标语，宣传抗日救国，策动伪军反正，动员开明人士参加抗日斗争。

    在交通员的选配上，杨松选择“政治立场坚定，有为抗日救国不惜牺牲自己生命的钢铁般意志，不怕艰难困苦，能连续作战的人员担任”。他们采取多种相结合的方式，在传递情报时将密信、文件放在敌人不易查到的地方，如缝在衣服里，放在耳朵里，编在女人头发辫子里，按事先约好的暗号、地点进行单线联系，或接力联络，并采取多种巧妙的伪装手段掩敌人耳目，以迷惑敌人。

    通过建立的交通站和联络站，使牡丹江成为中共中央、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同满洲省委联系的重要枢纽和红色桥梁，安全掩护了众多往来于中苏两国的共产党人和共产国际的领导人、工人领袖、进步青年，传递了大量的马列主义书籍、革命宣传品和党的重要指示、信函和情报，如《一·二六指示信》和后来的《八一宣言》等，还有1935年蒋经国在苏联给他母亲毛氏的信，其中有奉劝蒋介石放弃对日妥协投降政策的内容，此信也是由共产国际通过吉东特委转送到陕北的。从而打通了中苏边境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的秘密通道，对东北乃至全中国的革命斗争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所以，许多抗联的老干部说：“杨松是位很有才能的党的地下工作者。他在吉东布下了一张神奇的交通网，使这一地区的抗日之路四通八达，党的干部、军队的干部和抗日群众不管走到什么地方，都有人公开或暗中掩护，仅就这一点就可大书特书！”

    五、以毛泽东思想指导东北抗日斗争

    杨松在吉东工作期间，正是中国共产党经过遵义会议和长征，从土地革命战争后期的低潮向全民抗战新革命高潮的过渡时期。此期间，杨松注重宣传毛泽东战略思想，以井冈山经验指导东北抗日斗争。

    在部队建设和政治工作中，杨松一直强调运用井冈山经验。1934年10月10日，杨松在为中共吉东局起草的致饶河中心县委的信中要求：“只有队员和政治指导员作政治工作，这是完全不够的。要利用南方朱毛的经验，在每个分队内应有五个徒手的宣传兵，三人作口头宣传，两人为粉笔队写标语口号和散发传单，此外在队伍中提出‘每个反日的游击队员都要成为反日群众的宣传员和组织员’，随时随地在群众中都要尽宣传工作的责任”。这一思想的提出和贯彻，使部队政治工作坚持群众路线更加贴近实际，对提高官兵和群众的政治觉悟，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红军长征特别是遵义会议后，杨松多方收集资料，在较短时间内就掌握了有关长征的大量情况，较早地认识到长征的伟大意义。以很大精力宣传毛泽东的战略思想和长征。金日成回忆说：“通过同吴平的谈话，我了解到，中国共产主义者根据毛泽东的战略思想，冲破蒋介石的包围，在北上抗日的旗帜下开始了两万五千里的长征。中间革命因第一次国内革命的失败而退却，现已转向部分进攻，正在扩大成果，这使我们受到了很大的鼓舞，中国共产主义者北上抗日的滚滚洪流，在中国大陆蓬勃开展的抗日救国运动，也为包括东满在内的满洲地区朝中两国共产主义的革命斗争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在根据地和政权建设问题上，杨松明确指出必须以井冈山经验为指导、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1935年4月8日，杨松为中共吉东特委、宁安县委起草《给第五军党委的信——关于队伍经济和队伍活动等问题》，指出：“关于召集抗日救国的东三省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抗日救国的东三省人民政府问题。据云，有同志意见，以后在夺取城市后，才能建立。这一观点是不正确的，在1928至30年时代，江西朱，毛占领井冈山，徐向前占余家寨（原文如此，疑为金家寨之误——引者注）时，何曾是城市呢？当时也曾有一部分同志的意见，说在山沟内不能建立政权，只有夺取城市后才行。这一观点曾受到中央的严格批评。虽然，目前东三省的形势与南方苏维埃运动是不同的，但是这一建立政权问题之经验是能适用目前东三省的。目前号召抗日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建立抗日救国的人民政府，这将打破人民不相信自己力量的心理，而对于整个东三省游击运动，在国内国际上之意义，用不着说了”。在此前后，杨松相继起草了《东北人民政府革命政府组织条例（草案）》、《东北人民革命政府纲领（草案）》、《满洲临时人民革命政府纲领（草案）》等文件，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指导，借鉴中华苏维埃政权建设经验，对政府宗旨、施政纲领、部门设置、群众选举、人民权利义务等作了规定。在一定程度上为全国抗战爆发后八路军、新四军开辟抗日根据地和政权建设提供了借鉴。

    六、起草发表了《东北抗日联军统一军队建制宣言》

    杨松深入东北抗战前线领导抗日斗争两年多的时间，是当时党内对东北抗日形势最为了解和掌握较多的人之一。他深知活跃在东北的各种抗日武装力量过于分散，名称也不统一，并各自为战，不利于抗日斗争的开展，急待缺乏统一指挥。杨松不断总结东北抗日斗争的经验，创造性地提出东北抗日联合军建军思想和部队建制，最早提出组建东北抗日联军的主张。他在1935年5月11日致中共满洲省委的报告（吉东的一般形势与我党工作初步转变，东北抗日救国人民代表大会与各地抗日队伍之行动配合问题）中就提出建议，“我们主张组织东北抗日联军，以现有的人民革命军第一、二、三、四、五军为骨干，联合其他义勇军、山林队和各抗日游击队，取消原有各种名义的抗日组织名称，而将其改编为统一的东北抗日联军，成立东北抗日联军军事委员会和总司令部”。

    1935年7至8月，杨松到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其间，他向中共代表团汇报党在东北的抗日斗争情况，再次提出组建统一的东北抗日联军的建议，参与了以中华苏维埃、中共中央《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的研究起草工作。并亲自起草了《东北抗日联军组织条例》。

    9月下旬，杨松离开东北，任命李范五代理吉东特委书记。10月2日，中共代表团成立满洲问题委员会，成员共9人，即；陈云、曾山、潘汉年、孔原、魏拯民、杨松、赵毅敏、王明、康生。同月2日，杨松被指定担任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中国问题顾问。随后，他在中共代表团机关任秘书、翻译工作，并被代表团指定为东北工作负责人，继续领导抗日斗争，同时还兼职莫斯科东方大学第八分校(主要培训抗联干部)任教。

    10月上旬，杨松到海参崴参加组建第六军、第七军和哈东、下江、东满、南满特委的工作，11月11日，在海参崴主持召开第一军至第七军组建工作会议，研究贯彻党中央发表的《八一宣言》，以便组成更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会议由杨松起草发表了《东北抗日联军反华北事变告东北同胞宣言》。11月26日，杨松以吉东特委名义写了《吉东特委给珠河中心县委及三军负责同志的信》，重申了东北抗日统一战线的方针和策略；12月4日，他又以吉东特委名义给第四军、第五军写了《关于1936年军事行动计划》、《中共驻东北代表给珠河党、团、县委及三军负责同志的信》等指示信。他起草的《东北抗日联军向关内军政领袖呼吁一致抗日通电》，代表东北3500万同胞和各地抗日队伍向国民党将领及法团呼吁：“不论蒋总司令的军队也好，不论共产党领导的红军也好，过去互相打过仗的或没有打过的也好，都应不记旧仇宿怨，应该都以中华民族利益为重，马上停止内战，枪口一致对外，一致去武装抗日，一致去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与统一，一致去保护中华祖国领土的完整。”

    1936年2月10日，杨松以中共代表团和中共中央的名义，起草发表了《为建立全东北抗日联军司令部决议草案》。2月20日，他又起草了以东北各抗日将领杨靖宇、王德泰、赵尚志、李延禄、周保中、谢文东和汤原游击队、海伦游击队的名义著名发表了《东北抗日联军统一军队建制宣言》。以该《宣言》和（八一宣言）精神为指导，东北各抗日武装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自1936年2月开始至1937年10月，陆续改编和组建为统一的东北抗日联军共11个军，最盛时发展到3万余人。东北抗日联军的形成是在党的领导下有组织、有纲领、有觉悟的人民抗日武装，它是坚持贯彻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结果，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东北抗日游击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战略阶段。抗联第四军军长李延禄回忆说：“东北抗日联军得以发展、统一，杨松同志有很大的功劳”，“杨松是抗日联军的组织者、领导者”。

    鉴于东北地域辽阔、斗争环境复杂，为加强党对这一地区抗日斗争的领导，代表团决定撤销满洲省委，组建东满、南满、吉东、松江（以后实际为北满）四个省委和哈尔滨、奉天2个特委，陈云同志提出了“在现时条件之下，组织结构愈简单愈独立就愈好”的组织原则。杨松积极参加了各省委、特委的筹建工作。

    在领导东北抗日斗争期间，杨松还多次发表文章，宣传抗日联军事迹。1936年初，杨松在共产国际机关刊物《共产国际》杂志发表《论东北人民反日统一战线》一文。从军事、城市、农村、瓦解伪军、青年、妇女、少数民族、政府8个方面，总结了东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经验。1937年9月18日，杨松针对“七七”抗战爆发后的新形势，又在《救国时报》发表《全国对日总抗战与东北抗日民族革命运动》一文。文章发表后，以周保中、金策、李兆麟为骨干的中共吉东省委和北满省委都作出决议，要求全党认真学习，并把它与党中央文件和毛泽东著作一起，列为东北抗日斗争的指导方针。

    从1934年到1936年期间，杨松还主持选拔了李延平、陈荣久、韩光、陈龙、朱光、富振声、李范五、李荊璞、于化南、刘海涛、魏绍武、钟子云、傅文忱等党团员和指战员分批送往苏联学习，以后他们一部分在抗战中牺牲，大多数人后来成长为东北革命斗争的骨干。

    七、在延安主持中宣部常务工作，系统总结抗联斗争经验

    1937年12月下旬，党中央召开召开政治会议，任命杨松为中共中央宣传部第一副部长(后兼秘书长)，主持中宣传部日常工作。

    1938年3月20日，毛泽东在杨家岭接见从苏联回延安的抗联干部杨松、朱德海、于化南等。谈话中毛泽东向杨松询问东北抗日斗争状况，并共进晚餐，同时，指定杨松为今后会见苏联客人时的翻译。此后，他一直是党中央和毛泽东在思想理论、宣传、外事、东北工作等方面的最得力助手。

    同年10月，杨松以东北地方领导干部和抗日联军代表的身份出席了中共在延安召开的六届六中全会，并担任大会主席团秘书，参与起草会议文件。由于党中央与东北党组织长期失去联系，一段时间内由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领导东北党组织，因此，对当时的东北抗日形势不十分清楚。大会专门听取了杨松关于东北人民抗击日本帝国主义英雄业绩的工作报告，并由他起草了六届六中全会给杨靖宇和抗联战士的致敬电，会议发出了“东北抗日联军杨司令转：东北抗日联军的长官们、士兵们、政治工作人员们”的致敬电，高度评价了东北抗日联军是“在冰天雪地与敌周旋七年多的不怕困苦艰难奋斗之模范”。 表达了党中央对战斗在白山黑水间的东北优秀儿女的深切慰问与崇高的敬意。这一致敬电给东北抗日联军、义勇军和东北人民以极大的鼓舞，指明了抗日斗争的方向，极大地增强了东北人民抗战胜利的信心。

    1939年1月26日，杨松和毛泽东、张闻天、陈云、王稼祥等一起，出席中央书记处会议，研究东北抗日联军的工作，成立了中央东北工作委员会，杨松兼任副主任（主任王明未到任，杨松主持工作），成员：王若飞、刘澜波、李延禄、李范五、孙三、钟子云。其任务是：“培养、训练东北工作干部，研究东北社会情况，总结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经验与教训。派遣干部恢复同抗联和东北地下党的联系”。其间，杨松、李范五组织撰写了《东北抗日斗争经验点滴》一书，共七章，九万多字。宣传、介绍东北抗日斗争情况和抗联健儿的辉煌战绩，并总结经验教训，供党中央及一切抗日官兵之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