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年的艰辛平反之路

    1959年庐山会议时，有位老战友建议粟裕把1958年受错误批判的事乘机会提一提。粟裕坦荡地表示，不愿在彭德怀受批判的时候提自己的问题，并掷地有声地说：“我绝不利用党内政治风浪的起伏……我相信我几十年的革命实践足够说明自己！”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共中央着手处理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冤假错案。邓小平说：要了结1958年军委扩大会这桩公案。“反党集团”（指萧克等）要专门平反；另一种情况（指没有戴“反党”帽子的粟裕等）也要平，情况不一样也要平。

    1979年夏，粟裕在烟台看望中共中央副主席叶剑英时，报告说：我1958年受到错误的批判，20多年来一直背着沉重的包袱。由于长期以来党内民主生活不正常，自己一直克制，现在才提出来，要求组织上能对这个问题作个公正的结论。叶副主席说：“这件事应该解决一下，你写个报告给中央，我回京后同小平同志也说一下。”以后从叶副主席处得知，叶帅已同小平谈过，小平同志同意。

    1979年10月9日，粟裕向中共中央递交了申诉报告。他在《申诉》中说：

    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上，把我作为反党反领导的极端个人主义者拿来批判，混淆是非界限，破坏七大以来党内民主和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把会议引向了歧路，在军内开了很坏的先例。

    在当时的形势下，我无法为自己作实事求是的申明。而且，为了不致被打成敌我矛盾，只得违心地作检讨。尤其是我的第二次（大会）检讨，完全是违心的，不符实际的，把强加给我的罪名差不多都兜了下来，把自己说得简直不成样子。

    那次军委扩大会发动对我批判，用心是不好的，方法是错误的，强加给我的罪名是莫须有的，我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包括我在总参工作期间，我对人民对党一贯是忠诚的，任何时候没有反党反领导，没有向党争权，没有在背后搞过任何同志的鬼，没有任何两面行为。我深信，我参加革命50多年的实践是足以证明自己的，也是经得起组织上审查的……

    我迫切恳求中央能将我的冤案予以甄别，撤销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对我的错误批判。请求中央受理我的申诉，使我在今后有限的余年终于能放下这个沉重的包袱，更好地为革命贡献全部力量。（见《粟裕传》，第535～536页）

    叶剑英收到粟裕的申诉后，于10月16日作了批示：“我认为1958年召开军委扩大会议，检查总结建国以来的军事工作是必要的，至于那次会议的错误，我建议总政组织力量，认真地研究，向军委提出实事求是的报告，以便在适当的时候，妥善处理。当否，请酌。”

    叶剑英的批示，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副主席邓小平、李先念等领导同志均圈阅同意。

    1983年，经胡耀邦总书记批示，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决定直接受理粟裕的冤案，准备指派一位代表同粟裕本人正式见面。

    然而，这一方案还未来得未及付诸实施，粟裕便于1984年2月5日含冤病逝。

    粟裕逝世后，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又一次指示，要在讣告里正面解决他生前申诉而未来得及解决的问题，着重写他能征善战，运筹帷幄，英勇气概，对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大贡献；还要正面写他任总长时的功绩，以去掉免去总长职务后，有些人强加给他的不公平言论与不实之词；表彰他对党、对革命无限忠诚、无比高尚的思想品德、情操。

    遵此指示，讣告里写了这样一段话：“粟裕同志对党对革命无限忠诚。他坚持真理，坚持实事求是，顾全大局，一切以党和人民的利益为重。他具有坚强的党性，坚持原则，严守党的纪律，维护党的团结。他襟怀坦白，光明磊落。”“粟裕同志担任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总参谋长期间，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领导下，呕心沥血，任劳任怨，为保卫和巩固我国国防，为把我军建设成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作出了重大贡献。”

    1987年9月11日，中央军委常务会议决定，在《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的“粟裕”条目释文中写上这样一句：“1958年在所谓反教条主义中受到错误的批评。”该书于1989年7月正式出版发行。

    给予粟裕的正式平反，是在他去世10年之后。

    1994年12月25日，《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同时发表了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和张震联名的文章——《追忆粟裕同志》。这篇文章经总政治部、中央军委、中央党史领导小组审阅修改，最后由江泽民总书记审定。

    文章对粟裕的丰功伟绩和崇高品德，作了全面的、实事求是的评价之后，特别明确指出：“1958年，粟裕同志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受到错误的批判，并因此长期受到不公正的对待。这是历史上的一个失误。这个看法，也是中央军事委员会的意见。”（《粟裕传》，第537页）

    这个代表中央军委为粟裕正式、公开的平反，虽然来得太迟，但终于还历史以本来面目，还粟裕以清白高洁，既告慰了九泉之下先烈的英灵，也实现了广大干部群众久久盼望的心愿。这一长达36年的公案，总算得到了公正的了结。

    原文载于《世纪》杂志2020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