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节年为首。崇尚传统的客家人过春节，一般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十二月二十四日入年界至除夕为准备阶段；正月初一至初五为过年阶段；初六至元宵节为余兴阶段。

    从1929年1月中旬朱毛红军下井冈山，到1935年2月下旬以项英为首留守在苏区的中央分局止，中央苏区党政领导和中央红军共在中央苏区度过了七个不凡的春节。

    1929年（己巳年）：借粮填肚，用枪炮替代鞭炮过大年。

    1929年1月14日，为打破敌人对井冈山的第三次“会剿”。毛泽东、朱德、陈毅率领红四军3600余人向赣南转移。

    2月9日，红四军来到瑞金大柏地王家祠宿营。此时，红四军被敌刘士毅第十五旅追得筋疲力尽。        

    10日（农历除夕）清晨，担任前卫的红三十一团第三营指战员强烈要求打一仗。三营党代表罗荣桓报告了这一情况。毛泽东、朱德立即召开前委紧急扩大会议，果断作出决定：此仗必打，以振军威。

1929年2月9日--11毛泽东宿营与决策地址---瑞金大柏地王家祠

    此时，大柏地的村民对红军还不了解，逃避一空。部队已经一天未吃饭，饥寒交迫。前委秘书长江华建议：“让部队先动用村中老表的食物，但一定要算清价钱，留下欠条，待以后如数归还。” 得到毛泽东批准。

    下午2时，追敌刘士毅部先头部队与红二十八团二营接触，战斗打响。二营边打边退，将敌人大部队诱入预设伏击圈。       

    11日上午9时，待敌人全部钻进了红军的伏击圈后，10里峡谷顿时枪声大作，杀声震天。陈毅后来描绘这次战斗说：“是役是我军以屡败之余作最后一掷击破强敌，官兵在弹尽援绝之时，用树枝石块，空枪与敌在血泊之中挣扎，始获最后胜利，为红军成立以来最有荣誉之战争。”此役一举歼敌两个团，毙敌伤敌300多人，俘敌800余人，缴枪800余支。

    12日，红军离开大柏地，向宁都进发。村民们陆续回到家中，虽然发现准备过年的食物都给吃光了，可都见留着一张字条，上面写明红军吃了什么食物，价值多少，但因红军经费紧缺，一时付不了钱，以后一定如数归还，嘱咐房主妥善保管字条，当作日后还钱的凭据。当地村民们只好将信将疑。       

    3个月后，在宁都县城筹到5000大洋的红四军向福建闽西进军。在重返大柏地时，部队当场兑现所欠的款项。有的村民把欠条撕毁或丢弃了，但只要说个数目，红军照数给款。

菩萨蛮·大柏地（毛泽东1933年夏重过大柏地时有感而作）

    1930年（庚午年）：年前年后开二会，春节上门做动员。

    1930年1月23日（农历年二十四），红四军各纵队在宁都东韶会合，毛泽东在此主持召开红四军前委会议，决定各部队分散发动群众，开展土地斗争，扩大红色区域。会后以宁都为中心，红四军利用春节期间进行了20余天的分兵活动，为扩大红色区域做宣传动员工作。

    2月6--9日（农历正月初八--十一）在吉安县陂头村召开了由赣西、赣南特委及红四军前委、红五军军委和红六军军委参加的联席会议。史称“二七”会议。联席会议由红四军前委书记毛泽东主持。毛泽东作关于目前政治形势及党的任务的报告。判断为：“中国苏维埃将继俄国苏维埃而出现，成为世界苏维埃的有力支柱。而中国之内首先出现的将是江西苏维埃。因为江西的客观条件和主观力量都比各省要成熟。”

    出席会议的除前委代表团外，有赣西特委代表刘士奇、曾山等5人；红六军军委代表黄公略等4 人；红五军因赣江阻隔，代表不能过河与会；彭德怀、滕代远委托黄公略等代表五军参加会议；赣西各行委、县（区）委负责同志及红六军各纵队负责人等50余人。

    史学家认为，此次会议具有十分重要意义。它不仅正确分析了当前国际国内和赣西南革命斗争的任务与目标，制定了一系列正确的方针政策和措施，指明了赣西南党和人民斗争的前进方向，统一了党内对一些重大问题的认识；而且还建立了一个新的、坚强有力的、能适应革命斗争迅速发展需要的党的领导机构。这对于推动赣西南地区革命斗争迅速开创新局面，起到了十分重要而显著的作用。

吉安县陂头“二七”会议会址

    1931年（辛未年）：开心而又热闹的祝捷度春节

    1931年1月，第一次反“围剿”取得了重大胜利，并且活捉了国民党前线总指挥张辉瓒。

    1月5日，毛泽东、朱德在宁都小布召开总部干部会议，会上决定为庆祝第一次反“围剿”的胜利，要高高兴兴地欢度春节。

第一次反“围剿”胜利油画 

    15日（农历年二十八）苏区中央局在宁都县小布成立，项英为代理书记。与此同时，在中央局之下成立了中央军事委员会，项英作主席，朱德、毛泽东作副主席。

    17日（正月初一），毛泽东在小布召开军民庆祝第一次反围剿胜利即迎春大会，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指出：我们红军四万，只用了五天时间，就打败了十万敌军的大“围剿”，这是红军史上第一次大胜利！这个胜利，是红军的胜利，是苏区人民积极支援红军、保卫苏区的胜利！

    据毛泽东的警卫员吴吉清回忆，这是他第一次看见苏区人民喜迎新春的场景。

    1932年（辛未年）：攻赣州，开大会，抓春耕、禁迷信。

    1932年1月。中共苏区中央局根据临时中央12月16日“首取赣州”的指示。为实现革命在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的军事冒险主义进攻路线，在江西瑞金召开会议，部署攻打赣州事宜。

    从2月4日（农历年二十八）起，中央红军向赣州发起进攻，至3月7日止被迫撤离赣州。

    2月7-13日（正月初一至初七），在瑞金召开闽赣两省工人代表大会。“大会开幕的第二天，由中共中央代表周恩来现场作政治报告。到场代表，极为兴奋，一致狂呼拥护中国共产党和接收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领导。”

《红色中华》第十期，1932年2月17日第7版

    2月8日（正月初二），临时中央政府发布《关于春耕问题的训令》。发动群众加强春耕生产。认为春耕生产是苏区国民经济的主分要部分，不但关系到苏区工农群众日常生活的需要与改善，同时关系苏区经济发展与巩固。

《红色中华》第九期，1932年2月10日第九版

    2月14日（正月初八),中共长汀县委发出《关于反对元宵迎神游灯事的通知》，要求各乡、各群众团体停止举行“迎神的迷信活动”。这也是中国共产党一贯倡导的“不信鬼神，信马列”的唯物主义思想的最早体现。

    1933年（癸酉年）：与蒋介石互在排兵布阵中度春节：

    1933年1月29日（正月初四），蒋介石亲抵南昌，安抚各方，并重新部署对中央苏区的“围剿”，以图扭转此前三个月围剿失利的颓势。

    2月6日，蒋介石自任江西省“剿匪”总司令，召开一系列军事会议，布置对中央苏区红军的第四次围剿。

    自1月16日至2月4日，周恩来、朱德与项英、任弼时、博古等人苏区领导人在如何决战第四次反“围剿”后阶段的战略战术上反复讨论。

    2月7日（正月十三），作出攻打南丰的部署。

    8日，中共临时中央做出《关于粉碎敌人第四次围剿的决战前面党的紧急任务决议》。

    9日，红一方面军开始进攻南丰，激战至12日黄昏。红三军团第三师师长彭遨中弹牺牲。

第四次反“围剿”要图

    为配合反“围剿”军事行动，1月28日（正月初三），《红色中华》发表“开展民族革命战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推翻出卖中国民族利益的国民党统治”社论。遣责国民党不抗日而进攻苏区。号召全中国工农劳苦群众一致团结起来，在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领导下，开展民族革命战争，反对帝国主义，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粉碎第四次“围剿”。

    2月4日（正月初八），发表《紧急动员起来--粉碎敌人对中央苏区的大举进攻》社论，号召实行群众的节省运动，反对任何的浪费动员一切力量帮助战争。

《红色中华》第49期，1933年2月4日

    1934年（癸酉年）：前方激烈战斗，后方严厉整肃。

    前方：

    1934年1月下旬，蒋介石在镇压十九路军福建事变后，掉转枪口，下令其各“围剿”中央苏区的部队，分三路向中央苏区红军发动了新的进攻。

    2月9日（农历年二十六），红九军团与敌人激战于抚州黎川小鸡峰及熊家寨，因弹药用尽战斗失利，红一、九军团被迫向广昌方向撤退。

    15日（正月初二），红一、三、五、九军团分别与敌人鏖战于南丰的凤翔峰、司令岩、黎川的芦坑等地，因兵力分散等原因，未能获胜。

    24日、25日敌人分别攻占福建沙县与建宁，红军付出重大代价。

    后方：

    号召苏区民众《猛烈开展突击，争取收集运动的全部胜利》，要求“打破过老历年的习惯，争先恐后要使‘前方红军吃饱饭快去消灭敌人’，帮助红军运输七万担谷子，保证红军的给养。”

    与此同时，镇压不法地主富农和反革命份子。工农检察部于2月13日（农历年三十）公布了一批贪污案件，类似于现在的开年打“老虎”。反贪、反腐、反浪费一直贯穿于整个苏区中央政府执政时期。

《红色中华》第149期，1934年2月14日（正月初一）

《红色中华》第151期，1934年2月18日（正月初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