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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稿:二万五千里长征通道会议真实地址考证——通道会议地址在牙屯堡外寨不在县溪恭城书院的事实依据(组图)
2020-08-21 15:43:53
作者:吴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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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4月14日毛泽东主席、朱德副主席、周恩来总理及邓小平、李济深、彭真、陈叔通、章伯钧、包尔汉等人,今天下午接见了云南省各民族参观团和湖南省各民族参观团的全体人员。毛泽东主席、朱德副主席与周恩来总理中间是湖南省各民族参观团吴万源团长(侗族)。(新华社记者 侯波摄)

    从我所掌握的资料来看,中央红军长征通道会议会址有若干说法:有的说在芙蓉木林庵,有的说在通道老县城县溪恭城书院,有的说在陈团村庵堂,有的说在播阳所,众说纷纭。中央红军长征一纵队和二纵队,没有到过通道县老县城县溪的恭城书院,在恭城书院召开中央红军长征通道会议的说法,不能成立。红军长征时,芙蓉木林庵,属绥宁县管辖,通道会议是在通道召开的,在绥宁县木林庵召开通道会议的说法,不能成立。在陈团庵堂召开通道会议一说,没有一点资料说明,不能成立。中革军委召开“通道会议”后,发给长征各部队的转兵电报是在到播阳之前发出的,在播阳召开通道会议的说法,不能成立。现在只有在牙屯堡外寨召开中央红军长征通道会议的说法,史料多,依据足。中共党史学家、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中国中共党史学会副会长石仲泉研究员撰文认为对通道会议会址外寨说进行明确肯定评价:“这一说法值得认真研究”。

    一、通道会议会址定在恭城书院的所谓来历

    2002年7月20日,时任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石仲泉同志到通道调研时,石仲泉同志问:为什么目前将《红军长征通道转兵会议会址》的牌子挂在恭城书院呢?时任通道侗族自治县党史办主任姚奉彪同志回答说:1996年,还没有调查清楚会议会址,要举办纪念活动了,总得确定一个地方。恭城书院是县里的清代建筑,始建于乾隆年间,即公元1792年,至今整整300年(注:原文如此,原话讲的是300年,1792年至1996年,实为204年。)。书院由门楼、两栋斋舍和讲堂组成,均为上下两层,全为纯木结构,穿斗式构架,房间较多,有60多米进深,很有气势,是少数民族地区现存的最大书院之一,而且整体保存还好。那时就将它定为会址了。(摘自《百年潮》2003年8期,史学新路栏目,石仲泉同志写的《通道会议:历史转折系列会议的序幕》(红军长征之三)。又见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9月版《长征行》修订本第62页,出版时删除了“始建于乾隆年间,即公元1792年,至今整整300年”。)

    二、我的疑问:中央和中革军委主要领导人根本没有到过通道县老县城县溪和恭城书院。怎么会在恭城书院召开通道会议呢?

    经过24年来,众多党史、军史专家学者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根据《通道县志》、《龙胜县志》、《黎平县志》的记载;根据中央红军长征老同志的回忆、日记、发表的文章;根据通道侗族自治县史志办主任田自保同志两次向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报告的内容;根据通道牙屯堡外寨广大群众的回忆,毛主席、周总理、朱总司令、张闻天、王稼祥、博古、李德等长征领导人,所在的中央红军长征一纵队、二纵队,从广西龙胜龙坪、广南出发,经通道流源、芙蓉、辰口、红香、芋头(上述地址,当时属绥宁县管辖,1951年才划归通道)、牙屯堡(当时属贵州省黎平县管辖,又称飞地,周围都是通道县的侗族村寨,1951年才划归通道)、外寨、播阳到贵州的洪洲至黎平。根本没有到过通道县老县城县溪和恭城书院。怎么会在恭城书院召开通道会议呢?

    流源相距恭城书院80华里,辰口相距恭城书院80华里,红香相距恭城书院90华里,芋头相距恭城书院100华里,芙蓉相距恭城书院70华里,金殿相距恭城书院80华里,牙屯堡相距恭城书院50华里,外寨相距恭城书院50华里,播阳相距恭城书院30华里。中央红军长征领导人毛主席等,怎么会跑到数十里外去召开通道会议吗?

    三、我对中央红军和“通道会议会址”的认识历史过程,毛主席、周总理礼贤下士两次亲自告诉我长征经过通道侗乡,合影时安排年轻的我坐在他们中间。

    我叫吴万源,今年89岁,1932年出生于湖南省怀化市通道侗族自治县播阳镇陈团村贾寨。贾寨全寨20多户,100多人,全部都是侗族。

    我两岁多的时候,中央红军长征路过我的家乡,过了三天三晚,大多数群众躲到山里去了,只有少数人留在家里料理家畜家禽。我父亲留在家里料理家畜家禽。还为红军带路到播阳。父亲经常对我说,红军蛮好,不打人不骂人,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下门板睡觉,走时,把门板上好还原。走在头一天的红军,还有饭吃,走在最后一天的红军,连侗族人民用大米和菜园里的家菜和野菜合煮的猪食都吃了。红军很多很多,走起路来,把路踩下去五寸深,中间留下五寸高的土硬。等等。

    我爸爸和伯父都读过《人之初》、《幼学》、《大学》、《中庸》等老书。我八岁时,爸爸和伯父就教我读《人之初》、《幼学》、《大学》、《中庸》等老书,伯父还教我《九九归》。

    我10岁时才进入本地小学读书,1942年上半年至1943年,在本村村小就读。因语文、算术基础较好,1944年上半年至1947年上半年,跳级考入本乡办的播阳完全小学读书,从三年二级读到六年二级,每个学期均荣获第一名。在这里读书时,听播阳街上的同学说,红军长征时,过境播阳,播阳街上住了好多好多红军,红军纪律很好,不打人不骂人,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不像国民党军队过境,抓夫派粮,无恶不作,坏透了。

    1947年下半年至1949年上半年,我在通道县初级中学读书。通道县初级中学位于通道老县城县溪镇背后的山脚下,北面是县中,南面是恭城书院,相距不过两百来米。当时,恭城书院为县溪完全小学。

    1949年下半年至1950年3月,因家境贫寒和时局动乱,在家跟随父母种田种地。

    1950年4月15日,由通道县人民政府送入设在靖县(现靖州)县立初级师范学校的会同专署(即现在的怀化市)兄弟民族干部学校学习,包吃包住,发衣服,每月发五角人民币,作为零用钱。学习十来天,靖县相邻的贵州省黎平县伪师长杨标,号称有10万人要围攻靖县。当时驻靖县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只有3000多人,地方干部不到100人。因此决定暂时退出靖县,我们跟随解放军和地方干部,于4月25日退至会同县,在会同县城小学继续学习。学习进步较快,我于1950年8月16日,加入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并当选首届湖南省人民代表会议代表。1950年10月15日至25日,出席在长沙举行的湖南省首届第一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还当选湖南省首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委员。会议结束后,被组织上留在湖南省人民政府民政厅民族科工作。1951年8月,调至湖南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工作,长期在湖南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和湖南省民族研究所工作。

    第一次见中央领导人毛主席、朱德副主席情况。

    1951年12月14日至31日,我出席在北京召开的中央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第二次(扩大)会议。1952年1月1日晚上,出席中央人民政府在怀仁堂举行的团拜会和宴会,亲耳聆听毛主席团拜祝词。宴会后,我和海南黎族代表王国兴同志代表少数民族在怀仁堂讲台上向毛主席和朱副主席献旗,我握旗的一头献给毛主席,王国兴同志握旗的一头献给朱副主席,我站在毛主席和朱副主席中间,一起合影留念(可惜69年过去没有看到合影)。

    毛主席亲切地问我:“你叫什么名字?”

    我回答:“我叫吴万源。”

    “是那个民族的?”

    “是侗族。”

    “你多大年纪了?”

    “我十九岁啦!”

    “你是那里人?”

    “我是湖南人。”

    “啊!我们是老乡嘛!”

    “你是那个县的?”

    “是通道县的。”

    “通道县啊!晓得晓得,我们长征路过你们家乡。”

    “你在那里工作?”

    “我在湖南民委工作。”

    “好!你要好好学习,做好民族工作,做好民族团结。”

    这时,我还没有意识到中央红军长征召开通道会议会址问题,如果意识到了,就可请示毛主席,通道会议会址在那里?毛主席会告诉我的。我第一次失去了一次极好的机遇①。

    第二次见中央领导人毛主席、朱德副主席、周恩来总理、邓小平副总理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济深、彭真、陈叔通及全国政协副主席章伯钧、包尔汉等领导情况。

    1952年11月1日,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57年3月6日至4月21日,受湖南省民族事务委员会领导的委托,担任湖南省各民族参观团团长,带领全团42位团员赴中南、华东、华北、东北等地参观学习。在吉林参观时,天气寒冷,达零下38度,全团42位团员,都感冒了。但仍然坚持参观学习。直到北京,感冒才好。4月14日,在北京怀仁堂外草坪,受到毛泽东主席、朱德副主席、周恩来总理、邓小平总书记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并合影留念。

1957年4月14日毛泽东主席、朱德副主席、周恩来总理接见时年25岁的吴万源团长。毛主席对吴万源说:“通道县啊!晓得晓得,我们长征路过你们家乡。”(侯波摄)

    当我和毛主席亲切握手时,毛主席亲切地问:“听说,你们都感冒了,现在都好了吧!”我回答:“都好了,谢谢毛主席的关怀。”我和周总理亲切握手时,周总理同样问我,“听说,你们都感冒了,现在都好了吗?”我答:“都好了,谢谢周总理的关怀。”

    于是,毛主席拉着我的一支手,周总理拉着我的一支手,我坐在毛主席和周总理的中间,一起合影留念。这时,我还是没有意识到通道会议地址问题。如果意识到了的话,请示毛主席和周总理,毛主席和周总理会告诉我。我第二次失掉了一次极好的机遇②。

    第三次见中央领导人周恩来总理情况。

    1959年,我参加在北京民族文化宫筹备《全国民族工作十年成就展》。国庆节前夕,周总理在半夜中,前来审查《全国民族工作成就展》的内容。我们在加班加点整理展出版面。有的讲解员累了,睡在三合板上。周总理对我说:“你们怎么还没有睡啊!”我回答说:“要赶在国庆节正式展出。”周总理说:“不要赶嘛!能正式展出就正式展出,不能正式展就预展嘛!你看,大家都累得睡着了。这样,会冻着生病的。” 听说周总理来了,大家都惊醒了。很高兴见到周总理。我给周总理讲解湖南展出的内容。

    当讲到通道版块时,周总理说:“通道啊!我们长征时,路过通道。通道杉树多,杉树又高又大。还用手比划着,有一抱大,走了半天,还看不到太阳。”这时,我还是没有意识到通道会议会址问题。如果意识到了的话,当面请示周总理,通道会议会址在那里?周总理会告诉我的。我第三次失掉一次极好的机遇③。

当讲到通道版块时,周总理说:“通道啊!我们长征时,路过通道。通道杉树多,杉树又高又大。还用手比划着,有一抱大,走了半天,还看不到太阳。”比划总理动作。(亚高原摄)

    第四次见中央领导人周恩来总理情况。

    1967年8月12日,我送重要材料上北京,报告党中央、报告毛主席。15日晚上10点10分至零晨两点10分,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湖南两派代表,作了重要指示。我也参加了。接见前,周总理给每个人发了一枚“为人民服务”的胸章,也给我发了一枚。这时,我还是没有意识到中央红军长征召开通道会议会址问题。如果意识到了的话,当面请示周总理,通道会议会址在那里?周总理会告诉我的。我第四次又失掉一次极好的机遇。

    1969年,我受湖南省革委会的委托,去韶山蹲点,在毛主席堂弟毛泽连同志家里(毛泽连1995年9月29日去世。长子毛岸平系韶山管理局原副巡视员,2019年1月27日去世。女儿毛小青在北京南池子办了一家毛家饭店。)住了半年,亲耳听了毛泽连同志讲过毛主席和六位亲人的许多革命故事和革命事迹。

1995年2月22日,毛泽连(中)和毛岸青(坐左二)、邵华(坐左三)、毛新宇(坐左一)在韶山毛泽东故居前

    1972年2月至1973年6月,我回到家乡,在通道侗族自治县农林局工作,担任副局长,分管多种经营工作,跑遍全县村村寨寨,各个角落,对通道地名,一目了然。

    1990年10月23日至27日,我出席在贵州省贵阳市召开的“全国红军长征期间民族政策研讨会”。我和中央档案馆研究室主任井家卓同志、研究员殷子贤同志住在一个房子里,谈的比较多的是长征中的民族政策问题,没有谈到中央红军长征通道会议会址问题。

    1997年11月29日至12月3日,我参加《通道县志》评审会。会前,我将《通道县志》书稿,近160万字。从头到尾一字不漏地看了一遍,有的地方看了多遍。发现志稿中,写中央长征红军毛主席、周总理等中央首长所在的一纵队和二纵队的路线地址,清清楚楚,有根有据,并没有经过通道县老县城县溪和恭城书院,但又写毛主席等中央领导在恭城书院召开通道会议,不符合事实,我在大会上发言,提出释疑。有一个省里领导同志,不讲理由,不讲事实,非常霸道地说:“不要争了,就这么定了,通道会议地址就在恭城书院召开的。”

    对《通道县志》,以民族特点的角度,我写过一篇评论,题目为《一部富有民族特色的精品新志——评《通道县志》。载于《湖南地方志》2000年第2期。

    从这次《通道县志》评审会会议起,23年来,我大量地阅读党史、军史,阅读大量报刊,观看新闻电视电影,搜集有关中央红军长征通道会议地址问题的资料。

    2005年1月8日,通道侗族自治县牙屯堡镇外寨村党支部副书记吴总全同志和村民委员会主任吴河鲆同志来我家里,谈了许多关于通道会议地址问题的材料,还给我一份书面资料。我带他们去中共湖南省委党史研究室作了汇报,并送上一份《关于反映通道县扭曲史实的行为及红军长征通道转兵会议会址在外寨的依据》的报告。

1934年12月11日通道会议前的敌我态势图

    从我所掌握的资料来看,通道会议会址,有若干说法:有的说在芙蓉木林庵,有的说在通道老县城县溪恭城书院,有的说在陈团村庵堂,有的说在播阳所,众说纷纭。

    中央红军长征一纵队和二纵队,没有到过通道县老县城县溪的恭城书院,在恭城书院召开中央红军通道会议的说法,不能成立。红军长征时,芙蓉木林庵,属绥宁县管辖,中央红军长征通道会议是在通道召开的,在绥宁县木林庵召开中央红军长征通道会议的说法,不能成立。在陈团庵堂召开中央红军长征通道会议一说,没有一点资料说明,不能成立。中革军委召开“通道会议”后,发给长征各部队的转兵电报是在到播阳之前发出的,在播阳召开中央红军长征通道会议的说法,不能成立。

通道会议后实施通道转兵了!中央红军西入贵州,首次改变了长征以来的被动挨打的局面。

    通道会议实施的通道转兵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刘伯承在《回顾长征》一书中说:“当时,如果不是毛主席坚决主张改变方针,还剩3万红军的前途只有毁灭。”英国记者菲利普·肖特在他的《毛泽东传》序中写道:“这次会议称为讨论未来战略的会议……而中国人说‘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对于毛,通道就成为他登上红军最高领导位置的起点。”在王树增所著《长征》中描述为:“……中国工农红军的未来命运正是这一刻陡然开始了微妙的变化。”

    四、现在只有在通道牙屯堡外寨召开通道会议的说法,史料多,依据足。现一一列举如下:

    1、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志丛书、民族出版社1999年五月出版的《通道县志》648页记载:红军长征中,中共中央首脑机关所在的一纵队和二纵队,只经过流源、传素、长安堡、马龙、播阳,进贵州,根本没有路过通道县城县溪和恭城书院。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志丛书《怀化地区志》上卷771页记载:1934年12月10日,中央一纵队到达芙蓉,二纵队到达金殿。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逄先知主编的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第438、439页中记为:“1934年12月12日,在湖南通道参加中共中央负责人的紧急会议,讨论红军行动方向问题。李德坚持红军主力北上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毛泽东从敌军重兵阻拦红军主力北上这一情况出发,力主西进,向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进军。王稼祥、张闻天和周恩来等多数人赞成毛泽东的主张,秦邦宪(博古)和李德仍主张北上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第438页注释为:关于通道会议讨论红军行动方向问题的情况,李德在《中国纪事》中写道:“在到达黎平之前,我们举行了一次飞行会议,会上讨论了以后的作战方案。……我提请大家考虑:是否可以让那些在平行路线上追击我们的或向西面战略要地急赶的周部和其他敌军超过我们,我们自已在他们背后转向北方,与二军团建立联系。……在湘黔川三省交界的三角地带创建一大片苏区。”“毛泽东又粗暴地拒绝了这个建议,坚持继续向西进军,进入贵州内地。这次他不仅得到洛甫和王稼祥的支持,而且还得了当时就准备转向‘中央三人小组’一边的周恩来的支持。因此,毛的建议被通过了。”

    比《毛泽东传》进步一点,没有写明地点。而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金冲及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8月出版的《毛泽东传》(1893-1949)则说通道会议会址为恭城书院。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1月第2版《毛泽东年谱(1893-1949)》进入中国文库史学类439-440页与修订本一样,没有改动,肯定了通道会议会址学界有争鸣、群众有反映、中央有要求。

    2、中央红军长征亲历者、李德顾问的翻译伍修权同志回忆:“一纵是指挥机关,二纵是随军委行动机关,我没有过县溪浮桥,所以,在通道老县城召开通道会议是不可能的。”(摘自《红军长征在怀化》一书第127页《伍修权同志谈通道会议》一文。)

    3、中央红军长征亲历者、周恩来同志的夫人邓颕超同志转述周恩来的回忆时称:“会议是在城外附近农村某处一家农民的厢房里举行的,当时这家农民正在举行婚礼。”(摘自中共通道侗族自治县县委党史办编《红军长征过通道》1986年10月第81页。)

    4、中央红军长征亲历者、朱德总司令夫人康克清(时任红军总司令部直属队政治指导员,编在军委第一纵队)据《中国妇女出版社》2011年9月出版的《康克清回忆录》(第76页)回忆记载: “出了老山界,来到湖南境内,不久走到通道县的一个村子里。这里正好在湖南、广西和贵州交界的地方。早晨,公鸡啼叫,三个省的人都能听到。中革军委在这里临时开会,研究下一步红军行动计划。这是个十分重要的会议。在群众的强烈呼声、老总和周恩来的推动下,会议破例请毛泽东参加。他在会上分折形势作出判断,提出改变红军原定北上湘西北同二、六军司令部会师的打算,避开敌人给红军设下的口袋阵,向西进入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争取红军有个喘息和整顿的时机,尔后再定行止。他的意见得到与会同志一致赞成,博古和李德也没有反对。从此,红军危急的处境有了转机。这次会议,为以后的遵义会议打下了第一块基石。”

牙屯堡外寨全貌图(吴河鲆绘制)

    5、中央红军长征亲历者、李德顾问的夫人萧月华同志回忆:“1934年12月11日,从广西龙坪翻座大山,进入湖南通道县,在一个村子吃过一顿喜酒,可能是个富贵人家在办大喜事——结婚,我们红军队伍快进村时,老百姓全跑光,打前站的红军战士进寨点房宿营,有位战士向首长(指毛主席)报告,村内有一户人家大办酒席,我们战士是否可以吃。毛主席说,全部酒席不能动,是不是白军在搞什么名堂,防他们在放毒,等陈昌奉同志来后,要他尝一尝,没事才可以吃。那晚,我们红军战士吃的饱饱的,可以说长征路上‘大会餐’。”(1978年8月,通道县文化馆馆长杨秀全和怀化地区文化馆几位同志,到广东省波萝县波萝山老干休养所采访原湖南省军区政治部主任萧月华同志记录《红军长征路过牙屯堡采访记》。)

    6、中央红军长征亲历者、罗明同志(时任中央后勤纵队司令部政治部宣传语和联络员) (选自中共通道侗族自治县委党史办编:《红军长征过通道》,1986年10月内部印行,第73-75页。)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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