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妈妈在家里的时候女红就特别好。做衣服啊，织毛衣，做饭啊，样样拿手。我当兵以后在到南京军区碰到一些父亲的老战友家的阿姨告诉我，当年他们在太岳区时，家里孩子都穿过我妈做的衣服、织的毛衣。我爸爸一看见谁家生了孩子，就说，去找傅涯去，让她给做衣服。因为那会儿的女同志，一般都不太会这些活儿，全是我妈妈教会的，我妈织毛衣的本事特别大，她能一边行军一边织毛衣，甚至一边打瞌睡一边织毛衣。

　　理想支撑一生

　　1961年3月16日，在战争中积劳成疾的陈赓大将在上海病逝。享年58岁。当时的傅涯只有43岁。在去世前，陈赓已经预感到不好，他对傅涯说：“我有两件事怕你经受不起，一、我要死了！二、你的更年期过不好。”即便此时，他仍不改幽默本色：“你的头发会‘唰’的一下就白了！”

　　可以想见陈赓的去世对傅涯是怎样的打击。

　　我爸爸刚去世的时候，我妈妈连我们那个家都不愿意回。她说，这个房子是部队的，而她是组织部的人，要住到组织部去，不能住那么高标准的地方。最后被她的老首长罗瑞卿痛批了一顿才回去的。

　　爸爸去世以后，妈妈开始整理我爸爸的遗物，特别是他的日记。这些日记本，有的是拿军布，特粗的那种麻布包的皮。每次我爸出去打仗，我妈就给他准备一个笔记本。我爸出去打仗了就记日记，回来以后本一交，我妈妈一直保存得特别好。这些都是不许别人动的。文革的时候，她最担心的是这些东西，所以一让她下干校，她首先是把这些东西安置好才放心走。

　　到了她的晚年，上世纪的八九十年代，为了给我爸爸写传，她带着《光明日报》的原总编穆欣叔叔去采访，一家一家跑，都是我爸爸的战友。那会儿带一个小录音机，回来后，她和她的一个老战友，都是六七十岁的人了，一句一句地整理。这些踏踏实实整理出的资料，有一些在军史上都是很珍贵的。1982年，《陈赓日记》出版，2003年，又得以再版。

　　我觉得这些是我妈妈一生的信念。她参加革命后，工作上非常要求自立，但在感情上，她非常重视我爸爸的这份精神财富，这花了她一生的心血。也可以说，是她的精神支柱。

　　在她晚年精神上的另一个慰藉，就是台湾的亲人。她兄弟姐妹共有10人，其中有6个去了台湾。最早，是从地下党传来过消息，知道他们在台南。后来基本上都在台北了。后来就没了音信，直到上世纪80年代初，他们这些人也因为我们家受了很多苦。有的人被当作“匪眷、匪特”关起来，没进监狱的，也一辈子打入另册不得重用。而在文革中，我妈妈因为这些台湾的亲戚，也被当成“特务”来整。后来，在改革开放后，我的这些姨和舅舅陆续回来探亲，我妈妈也为此去美国和台湾，与他们会面。她才知道，我外公去世的时候，曾对子女说，“找一个坛子，把我的骨灰放进去，放到海边，漂回大陆。我得落叶归根。”——这种骨肉分离也挺残忍的。我的三姨和四姨是双胞胎，她们重逢的时候，发现，不但人长得一样，她们连得的病也一样。

　　我觉得我妈妈这一代人，他们脑子里理想是第一位的，骨子里头就是一个共产党员。有一天，我和我妈妈，去看望中组部的老副部长帅孟奇。帅妈妈解放前坐过国民党的监狱，文革中又被关了起来。我妈妈问她：“挨打了没有啊？”帅妈妈的回答更有意思：“你说共产党的还是国民党的？”我妈妈说，“当然是咱们的了！”——我觉得在她们心里是这么一种感觉：她们不会为了这种冤屈而对自己奉献一生的理想有丝毫的怀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