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贺晓明一样，贺家的另外3个孩子也都在“文革”中受尽了折磨：大姐贺捷生被下放到石油部某研究院劳动“改造”，丈夫与其离婚，带着女儿一走了之；大哥贺鹏飞，患上了重病，却无法就医；靠着陈毅的仗义执言才被送进医院，捡回了一条命；可还没等到痊愈，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又以“企图外逃”的罪名，将他和妹妹黎明一起送进了少年管教所；审讯半年后，贺鹏飞在那里又患上了心脏病；妹妹贺黎明，从少管所出来后，被下放到陕北“插队落户”。在那里，她被民兵一棍子打在腰上，落下了永久的伤病……

　　“那十年，我们过得非常忐忑。那时的磨难，在每个家人身上都留下了烙印。”贺晓明的眼睛湿润了，她强忍着泪说道：“今天我还在网上查到一个非常庞大的‘文革’期间自杀者名单。那个时候，大家过得真难，可我们坚持下来了，从来没有想过‘我要跳楼了，要跳河了’。这可能也跟父母的影响有关吧。”

　　贺晓明还记得，小时候父亲教他们兄妹游泳，第一课就是直接往水里跳。“谁要是害怕、犹豫，就会被父亲直接推到水里，父亲一直在旁边大喊：“要勇敢！不做懦夫！”或许就是这种从小的磨炼，让他们兄妹都具备了超乎常人的承受力。“那时，我心中就剩下一个信念：打吧！骂吧！只要你们不把我整死，我就要看着你林彪怎么死，反正你得死在我前头！”这么多年，贺晓明说自己就是凭着这样一个信念才活了下来。

　　“人能活下来，不是件很复杂的事。”也正是因为这样，才有了后来的一幕：1971年，当林彪去世的消息通过电波传来，贺晓明对着天空久久凝望：“老天爷啊！谢谢你！”

　　难忘“体委主任”

　　1977年“文革”结束后，贺家人的生活终于恢复了平静，贺家子女也开始了真正属于自己的自由人生。贺晓明曾在媒体面前笑言，自己“工农商学兵”样样都干过，可“都没有修成正果”。一直到她退休了才发现，“已经是弱劳力”的自己，还想再做点什么。思来想去，她想起了父亲最爱的体育，创办了“贺龙体育基金会”。

　　“不知道为什么，虽然父亲在建国后当过国务院副总理、军委副主席，还主持过许多别的工作。但在许多人心目中，记得最清楚的就是‘体委主任’这一项。”

　　贺龙刚当体委主任的时候，中国毫无疑问还是个体育弱国。1953年3月，组建不到半年的中国乒乓球队出征布加勒斯特第20届世乒赛，这是中国乒乓球队在世乒赛上的首次亮相。贺晓明还记得，那次的比赛中，男女团体均列小组第四，单打比赛更是无一人闯过第三轮，“成绩让人憋屈”。回国后，身为体委主任的贺龙下达了“苦练八年，乒乓球要打翻身仗”的命令。

　　贺晓明的家，那时简直就成了体委的会议室。“荣叔叔(荣高棠，时任国家体委副主任)经常利用中午休息时间来我家，一边吃饭一边和父亲商定具体的战术安排、团体赛的出场名单、顺序等等。”因此，贺晓明有了比常人更多的机会接触体育，也就更多了一份对体育的热爱。

　　1961年在北京举办的第26届世乒赛，中国乒乓球大获全胜，男女两队一口气拿下了男团、男单、女单3枚金牌。“这是压抑了8年的一次大翻身！高兴啊！那时候我可是绝对的‘粉丝’！”贺晓明记忆犹新，“父亲刚参加完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集体庆功宴，回来后就拨通了华侨饭店的电话，然后把话筒递给了我，‘你代表咱家，祝贺荣伯伯他们今天取得了胜利！’”

　　接到贺龙女儿的电话，国家队的队员们激动万分。第二天，大家将庄则栋夺冠的球桌送进了贺家。“那个台子太有纪念意义了，是能进博物馆的！”打那以后，这张乒乓球桌就一直陪伴在贺家兄妹身边，直至“文革”。只要有时间，贺龙总喜欢和儿女们切磋一局。

　　贺晓明最得意的是，她在这张球台上还以3：0的大比分，战胜了印尼体育部长的女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