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开始数数：一、二、三……

　　突然，一个同学举手，我点头示意，起立回答，只听她大义凛然，斩钉截铁地说：

　　“如果是我，就挺起胸膛，走出人群，宁肯自己牺牲，也要保护乡亲。”

　　“回答得好，很好。坐下！”

　　全班同学如释重负，恍然大悟。

　　正确回答的，正是李讷。

　　当时，我为有这样好的学生，深感自豪，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几十年了，往事仍历历在目。

　　去年来京才听同学说，李讷和同龄人一样，经历了不少磨难。原来在校过寄宿生活，有阿姨照顾，独立生活能力都是比较差的，也可说是低能的。

　　老师，当然对自己的学生比较了解，这对李讷来说，经历磨难，是有益的。她在磨炼中努力完善自身，也在生活中不断前进啊。

　　她生在革命圣地延安，吸着老区人民的乳汁长大，成长在毛主席身边。毛主席生前的愿望：

　　李讷应当永远是党和人民的好女儿

　　这是当时老师们都知道的。李讷，自当永不相忘。

　　能不能呢？这就是当老师最关心的问题。

　　巧极了，我原写到这里已知之不详，想搁笔了，可巧看到《北京日报》对她的访问记。

　　我读完文章又仔细看了她小时和现在的照片。果然，李讷已经以一个普通公民的身份出现在首都市民里，公开乘坐公共汽车到毛主席纪念堂去，又回到与普通市民一样的家里。

　　李讷用自己的生活，回答了毛主席的愿望。

　　释然了。

　　金戈：育英——童年的理想国

　　弟弟金矛从小就是个聪明又憨厚的小男孩儿。记得刚到北京上小学时，爸爸妈妈和我们都是供给制，全家人在机关饭厅里吃饭。爸妈只有很少的津贴，供买肥皂、牙膏用。但是每个月发了津贴后，爸爸总要挤出一点钱来带我们去打牙祭，一碗馄饨一角钱，再加上5分钱一个芝麻烧饼，饼中夹一点最便宜的肉——酱猪头肉，那是我们最美的享受。每次吃饭时，爸爸总要叫上一两个同事，在坐等着馄饨的时候，爸爸和叔叔们争着给我和弟弟出心算题，无非是加减乘除而已，让我和弟弟抢答。几乎每道题都是弟弟先说出正确的答案，我总是落后，弟弟多聪明呀！1954年小学毕业时，我们俩都获得了学校颁发的铜制的“品学兼优5分”奖章。

　　弟弟最爱和小伙伴们玩打仗的游戏，从小就想当兵。1955年人民解放军实行军衔制，弟弟看着那些身着军装，佩戴肩章的将军们，十分敬慕。一天，弟弟找了一块硬纸壳，又画又剪，给自己做了一副肩章和领章，用针线细心地钉在了自己衣服的肩上和领子上。他喜气洋洋地穿上了军装，又扎上了皮带，把自己“武装”起来，俨然一副将军的威严英姿！我们童小鹏叔叔给他拍下了这张照片。照片中深藏着弟弟童年的将军梦。

　　小学毕业时，弟弟考进了北京四中，并以优秀的成绩毕业。那时他也曾想报考清华，因为四中号称清华的预备队。但是周恩来总理教导高级干部子弟说：“旧社会有句话‘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现在应当转变思想，‘好铁要打钉，好男要当兵’。高级干部子弟要起带头作用，要去当兵！”四中的老师们响应号召送尖子学生去学习军事技术，弟弟也在保送生之列。他服从党的需要，愉快地进入“哈军工”，学习舰艇设计，成绩仍然优秀。毕业后他又服从分配到芜湖造船厂去当了军代表，干最基层的技术工作。他一贯喜欢动脑筋，热衷于钻研技术。可是，“文革”中受爸爸株连，他不得不离开自己心爱的专业，复员回北京，分到一个小小的电控厂当了9年工人。然而，他仍然锲而不舍地自学电学知识和技术，扩充了知识结构，“文革”结束时居然考取了一个电器工程师！后来，弟弟因技术好，被海军召回，仍然从事装备技术工作。

　　20世纪80年代末，弟弟调到海军在上海的办事处担任总工程师。一次，他被派到国外去验收一批装备定货，在仔细检查每一个部件时，突然发现设备上面有少许油迹，就对外方技术专家说：“这部机器的铸件有缺陷。”那位专家眉毛一扬，说：“我们的技术绝对可靠，从来不会有这样的问题。”经过一番争议，弟弟坚持让他们拆开了机器，一查，果然有缝隙！外方专家目瞪口呆，并敬佩地说：“金先生，我们应该把您的照片挂在车间里，让所有的工人看见您的照片就不敢出废品！”

　　弟弟于2002年晋升为海军中将，当年的纸肩章变成了金肩章，他果然圆了童年的将军梦。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一个初夏之夜，窗外淅淅沥沥下着雨，忽听有人敲门，我起身开门，门外站着的竟是我小学时的老师张宝章和阎文珊夫妇，他们打着雨伞，冒雨而来，发生了什么事吗？我赶紧请老师进屋，他们落座后问我：

　　“你最近发表了什么讲话吗？”

　　“没有啊！”我一脸茫然。

　　“参加过什么会议吗？”

　　“没有啊！”我有点奇怪，使劲回忆，猛然想起来了：

　　“啊，对了，我前两天出席过××日报一个座谈会，是讨论影片×××的。”

　　“你说什么啦？”

　　“没说什么特别的，只是把影片改编和小说原著进行了比较，肯定了影片的思想艺术成就。”

　　“别人说什么了？”

　　“出席会议的十来个人，别人都是批评意见。”

　　“你了解这次会议的背景吗？”

　　“背景？我知道一点，可我认为我是实事求是的，我看不出影片有什么政治问题。”我老老实实地说。我自信共产党乳汁哺育长大的我，立场和观点没有问题；而且，我从小就不屑于随风倒和人云亦云……老师把这个会议的背景跟我说了一遍，又告诉我有位出席会议的同志很为我捏一把汗，他推测我可能是一个育英出身的人，便给张老师打电话，将我可能遭“出头鸟”之祸的险境告知了张老师，两位老师接了电话，连忙冒雨来通知我，还谆谆告诫：

　　“可别给人家当靶子呀！”

　　第二天，我立即跑到报社。毕竟是80年代了，报社尊重了我的不发表权。

　　我内心充满感激，育英师生的情义真是地久天长。可是转念一想，我都40大几的人了，却还要让两鬓斑白的老师打着雨伞为我遮风避雨，对我百般呵护。而我呢？真是一个身患“自我保护能力软骨病”的人。愧疚之余，我不禁反思，育英的成功教育中，是否也有不成功之处呢？育英教育的超前性是应该肯定的，但是，过分超前，太理想化，只讲光明面，忽略阴暗面，只讲人性真善美，忌讳人性假恶丑，无疑是脱离社会现实的。不言而喻，理想永远是人生的指路明灯，在现代教育中也不可或缺，然而，把校园营造成为柏拉图式的理想国，把孩子们封闭在世外桃源中，企图培育成圣人，这些“圣人”对社会的复杂性，对人生之路的坎坷性，一无所知，融入社会的能力也就大打折扣。记得小学时，每周各班召开生活检讨会，同学之间，师生之间能够开展真诚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人人与人为善，个个推心置腹，闻过则喜。育英校园营造的浓浓的色香味俱佳的和谐人文氛围，养成了育英人真诚坦荡，心直口快的性格，以至于我在校、在家、在父母面前、在机关，一遇到不正确的言行，不论父母长辈，脱口而出一句话：给你提意见。那真是心口如一，言行一致！育英塑造的这种正直无私的性格，让我一生赢得群众的信任和好评；但也引来了一些误解和怨恨，甚至打击报复。育英人中如我一般无害人之心，更无防人之心的准傻子不只我一个！误以为尔虞我诈，相互倾轧，落井下石，墙倒众人推等世风早已“俱往矣”留给了旧社会；误以为自己面临的是纯洁而又纯洁的理想国，这种不设防的心理往往在人生之路上意外碰壁，以致头破血流。育英人在“文革”中遭难者甚众，除了受家庭株连等政治和社会历史原因之外，主观上“自我保护意识”的缺席，适应社会生存能力的残缺，不能不承认是人生的教训。这，是否也是育英教育的败笔呢？在我们感激母校而怀旧的同时，是不是也应当深思一下呢？

　　（摘自《在育英，我们走过童年》，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9月版，定价：28.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