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农村调查时的郭崇毅

1997年春,郭崇毅（右一）到合肥干休所看望老红军邹德胜（前）司令员

2008年11月6日，国务院参事室主任陈进玉（左二）看望郭崇毅夫人程先芳

    28年前的春夏之交，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一篇重要谈话中，为当时颇有争议的安徽农村改革做了结论：“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安徽肥西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包产到户，增产幅度很大。‘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起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
    安徽省政府负责人在一次座谈会上动情地说：“谈起安徽农村改革，不能不想起一位可敬的老人，他不顾个人安危，凭着敏锐的政治洞察力和大量调研得来的第一手材料，冒着巨大的政治风险，连续三次上书中央，直言进谏，其胆识令人敬佩。他为农村改革所作的贡献，人民是不会忘记的！”
    这位老人，就是最早向中央反映安徽农村包产到户、为中央决策提供重要参考的省政府参事郭崇毅。
    五个月中三次上书中央，他要让最高决策者了解农村真实情况，了解农民对自主经营土地的企盼，让农村改革星火燎原。
    1978年，合肥地区遭遇了百年罕见的大旱，从春盼到夏，从夏盼到秋，没盼来一场透雨，晚稻颗粒无收，农民心急如焚。肥西县山南区委书记汤茂林按照省委“借地种保命麦”的指示，联系山南实际进一步放大胆子，将“借”字改为“分”字，把土地分包到农户，抢种保命麦。“借”与“分”一字之差，似乎比多少动员报告都灵验，全区男女老少夜以继日地挑水点种，硬是在一个月内抢种小麦10万多亩，油菜48000亩，占全区耕地面积80%以上。
    第二年夏季，山南区获得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丰收。麦收时节，安徽省政府参事郭崇毅满怀喜悦回到山南家乡。他走村串户，查看实情。看到家家户户门前都是麦堆，有的农户用大被单缝成装麦的口袋，有的把麦堆在床上。夏季收获这么多粮食，连最精明的农民也始料不及。几个正在插秧的青年听说郭崇毅是省里来的干部，便说：“要是政府信得过，把田分给我们，保证年年丰收，给国家多交粮食！”
    在昏暗的油灯下，郭崇毅萌生了一种使命感：山南区党委冒着风险闯出的路子，虽不为红头文件所允许，却分明抓住了真理。如果广大农村把生产关系调整到适合生产力发展水平，那该产生多么巨大的物质力量！他奋笔疾书赶写调查报告，要把山南的火种保护下来！
    1979年6月19日，郭崇毅的调查报告《关于参观肥西县午季（夏季）大丰收情况的报告》，八千多字几乎是一气呵成。他满怀热情地记述了生产责任到户、夏粮成倍增长的生动景象；用令人信服的事实说明了包产到户与“大呼隆”形成的鲜明对比；介绍了丰收后个人、集体、国家各得其所，五保四属得到妥善安排；重点剖析了“包产只能包到组，不能到户，到组还是社会主义，到户就是资本主义”和“只要土地是集体的，按国家计划生产、分配，包产到户还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不是资本主义”两种意见的是与非；建议领导部门和理论部门及时研究解答实践中提出的理论问题，总结包产到户的成功经验。
    报告得到安徽省政府秘书长郑淮舟的支持，但他们共同感到事关重大，决非一省一地所能解决；而省委深得人心的改革当时正引起上上下下不同的议论。于是郭崇毅拿定主意，要到北京直接向党中央反映，让最高决策者了解农村真实情况，了解农民对自主经营土地的企盼。
    1979年7月1日，郭崇毅选了个“吉日”进京上书。然而接待他的干部和亲友都给他泼冷水：红头文件明明写着“不许包产到户，不许分田单干”，这不是往枪口上撞吗！几经周折之后，老战友蒋树民指点他到中央制定农业政策的参谋部门——中国社科院农业经济研究所去试试。
    郭崇毅找到阜成门外北小街２号农业经济研究所，王耕今所长和几位研究员热情接待了他。郭崇毅介绍了报告内容，阐述了当前农村不改革生产关系别无出路。他加重语气说：“你们研究农业，要能到我们肥西去调研，写一篇说明农业责任到户并不改变社会主义性质，那真是字字黄金！”王所长接过报告，嘱咐他三天后听回音。
    三天后，郭崇毅大喜过望地得知，报告已经报送中央，中央领导同志给省委打电话支持安徽农民的首创精神。郭崇毅长出一口气，感到一身轻松：总算尽到了自己的职责。
    然而，7月28日回到合肥，郭崇毅的神经又紧张起来。原来在他进京上书期间，肥西县委7月16日正式下发46号文件：“县委研究决定，重申不许划小核算单位，不许分田单干，不许包产到户。已经包产到户的生产队，要重新组织起来。”郭崇毅赶紧把报告通过省农委政策研究室主任周曰礼上报省委。8月1日，省委《政策研究》加按语全文刊登。8月3日，省委第一书记主持省委常委会研究农业问题，在会上一条一条念郭崇毅的报告，称赞说“郭崇毅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的，报告的意见是对的，我们共产党人要向这位党外朋友学习。”会后，分管农业书记和政策研究室主任直接到肥西，纠正了压制包产到户的错误做法。肥西县委又发出50号文件，允许继续推行包产到户。年底，肥西农村97%的村将土地包给了农户。
    这一年8月，郭崇毅又应中国社科院农经所之约，写出《责任到户的性质及其有关问题》，对包产到户从理论上加以阐述，分析了“不必要的十大忧虑”，安徽省委印成单行本发到全省；11月，又根据在六安地区调查写出《关于六安地区七县农业生产责任制的报告》，由中国社科院农经所印发，报送中央参阅。
    1980年5月31日，邓小平讲话了。他在《关于农村政策问题》的重要谈话中，充分肯定了安徽肥西县包产到户和凤阳县的大包干。8月16日，郭崇毅给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写信，“恳切请求中央将农业文件中‘也不要包产到户’一段，改为生产队采取那种形式生产责任制，由社员自行讨论决定”“在中央一再号召要按经济规律办事的同时，如果仍然由上面硬压着不准责任到户，反而会造成一些不必要的混乱与损失。”
    1980年9月，中共中央发布75号文件，农业生产责任制正式写进中央红头文件。由安徽肥西、凤阳等地点起的我国农村改革的星星之火，迅猛燃遍全国农村。

    为讲真话他曾两度付出沉重的代价；但他无怨无悔，始终如一守着一条底线：坚持讲真话，决不说一句假话和违心的话。

    在安徽省城，了解郭崇毅的人都对他敢于直言格外敬重，因为他曾为不讲假话和讲真话两度付出沉重代价。
    郭崇毅早年参加革命，年轻时就是“老资格”，和省城许多干部比较熟悉。1955年，治淮委员会一位领导干部以“莫须有”罪名入狱，郭崇毅连带坐牢。专案组要他揭发所谓“反党反革命”罪行，他坚持不说一句假话，不说一句违心的话。一年后，省委组织部长宣布为他平反，赔礼道歉。
    然而不到半年，更大的灾难又悄然向他袭来。
    1956年冬，35岁的郭崇毅受省政协委派到肥西农村视察。县粮食局副局长陪他来到全省合作化运动“标兵单位”肥光高级农业合作社。听到社主任汇报当年粮食产量453万斤，比上年增产50%时，郭崇毅高兴地说：“这样的丰收令人鼓舞，请把社里账册拿给我看看，以便给省上写报告。”当晚回到县里，在昏暗的油灯下，郭崇毅一笔一笔仔细核对账册上的数字，发现实际产量只有285万斤，比上年316万斤减产10%。他顿时感到自己受骗了。
    第二天一早，他约上粮食局副局长又来到肥光社，要找社主任问个究竟。“你们介绍的数字和账上的数字为啥不一样？”社主任回答说：“您既然看出来了就实说吧！我们汇报的增产数是今年春天在农业生产会上向全省提出的‘挑战数字’，实际秋季减产了。”郭崇毅问：“既然减产，为什么不如实上报？”回答说：“县里不准呀！肥光社是全省高级社的红旗，只能报增产，不准报减产，我有啥办法呢？”看着“红旗社”主任一脸无奈，郭崇毅没有指责，当即请他把合并高级社前四位初级社会计都找来，当面把减产上报增产的情况一一核对，最后请社主任写成书面材料，盖上肥光社公章和主任私章。
    郭崇毅担心如此虚报会殃及农民口粮和种子、饲料粮，第三天又拉着副局长去看合作社仓库，并一连走访十几家农户。果然不出所料，社里仓库没留种子、饲料，农户口粮普遍不足。他又到附近的两个高级社察看，同样有浮夸和缺粮现象。一位社主任拉着郭崇毅的手说：“郭委员，请你回省一定要向上面反映实际情况，不能把粮食都调走了，不然闹粮荒会饿死人的！”
    郭崇毅不敢怠慢，一回到省城就抓紧写报告，实事求是地反映肥光社等几个高级社的浮夸问题，要求省委采取补救措施，防止出现粮荒。报告打印后，一位老同事劝他：“你还年轻不知利害，这‘马蜂窝’捅不得啊！”省委政法委的朋友认为如材料准确，农业上存在这样严重问题，应当无保留地向省委报告。
    第二天的汇报会上，郭崇毅有理有据地讲了对肥光社等几个高级社浮夸问题的调查。“马蜂窝”炸窝了！有人在会上公开站起来批判他“蓄意反对农业合作化”，要他承认“造谣”。郭崇毅莫名其妙，反复引用事实说明调查完全属实。有关领导不由分说，会后安排了多场批判会。他视察过的几个高级社主任来了，他原以为能当面澄清真相，解除误会，不料几位社主任异口同声否认亲手写的减产报告，说“大社大增产，余粮吃不完”，弄得郭崇毅啼笑皆非、有口难辩。
    于是，从“右派”到“极右”再到“现行反革命”逐步升级，最后郭崇毅竟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刑，送白湖农场劳改。
    1962年“七千人大会”后那个早春，新任省委第一书记李葆华指示省委统战部从白湖农场接回郭崇毅，宣布他向省委反映情况是正确的，表示赔礼道歉。郭崇毅没有怨言，一首《一剪梅.留别白湖》表现了他金子一般的心：
    堤上青青柳色鲜。蓦地言还，无限流连。几番回首好河山，一片风帆，一路阳关。
    往事还该放眼看。一去如烟，共赴艰难。春风万里在身边。百草花繁，百鸟声喧。

    参政议政，建言献策，拾遗补阙，是他对政府参事工作的理解；尊重事实，追求真理，淡泊名利，是他终生不懈的追求。
    郭崇毅是一个非同寻常的人。1937年他才16岁，上海“八一三”抗战一打响，他就毅然离开家乡奔赴战场；后来又变卖家产组织游击队交给共产党，父亲登报声明和他永远脱离父子关系；1946年内战爆发，他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其后进入皖西解放区任三分区肥西南办事处主任；1949年１月合肥和平解放、４月三野渡江战役、解放南京、上海，都有他的身影；1949年6月任民盟合肥分部主任委员、皖北区政协副秘书长；解放后蝉联安徽省政协委员41年、在省政府参事任上27年之久。
    从加入民盟、进入政协，到担任政府参事，郭崇毅重新诠释历史上的“拾遗补阙”，经常就国家大事向党和政府提出意见和建议。“拾遗补阙”原是两千多年前司马迁在《报任少卿书》中说过的话，唐代武则天认为它对政治十分有益，于是就创设“拾遗”、“补阙”两个官职，用以延揽天下贤才，居其左右，向朝廷提供建议与“讽谏”。后世相沿，唐代大诗人杜甫、白居易当过“左拾遗”，宋代诗人晁无咎还任过“右补阙”。
    郭崇毅认为，中国这样的大国搞现代化建设，经纬万端。虽然中华民族的精英和最大智力库大都在共产党内，但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日理万机的领导人，难免有考虑不到、计划不周的地方。自古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关心国家大事，积极建言献策，是一个民族兴旺发达的现象。恪尽职守，坦诚建言，因人而异，各展所长，是政府参事应尽的职责。
他似乎淡忘了合作化时因建言献策尝过的苦头，以及文革十年动乱经历的许多磨难，心里想的一直是国计民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发表了，他感到人民翘首以盼的春天终于来了。当天即以《临窗赏梅》为题，写了一首“贺圣朝”：
    清香一缕新梅吐，点点天心露。纷纷蜂蝶怯冬寒，仍旧巢羁缚。
    去年冷暖，何须相诉？又桃符朱户，春来振翅百花时，细寻阳关路。
    乍暖还寒时节，郭崇毅不敢忘记政府参事的职责，于是有了关于包产到户的三次“上书”。今天重读30年前的三份“上书”，依然能够感受到字里行间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力量。实事求是和辩证思考，是郭崇毅所有上书和报告的主要特色。他善于参政议政，建言献策；擅长用事实说话，既全面看待问题又能敏锐地抓住本质，准确而鲜明地反映倾向性问题。
    1982年，已经担任省政府参事室副主任的郭崇毅回肥西过春节，看到农民丰衣足食，也发现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便以《肥西县农村春节见闻》为题，给省委写报告，着重反映党风与干部作风、赌博与治安、农民承包的土地山林不稳定等问题。这个报告受到省委重视，省委办公厅以正式文件发到全省各县、区、乡。所加按语指出：“这个报告，对我们的工作有褒有贬，讲得比较全面、中肯，值得我们深思。一个党外人士能给我们写这样的报告，很够朋友。现特发给你们，请认真看一看。报告中指出的问题，各地都应引起注意，采取措施，抓紧解决。”
    郭崇毅认为，类似党风、干部作风等问题，全国各地都不同程度存在。于是1982年8月上书中共中央,陈述六条意见：一、整顿党风问题；二、实行法制问题；三、任用干部问题；四、严明赏罚问题；五、党政干部实行责任制问题；六、广开言路问题。六千多字的报告，对中央和省、县干部指名道姓加以评论和批评。报告发出两个月没有回音，一位朋友来访，看过报告半开玩笑地说：“按当年反右标准，每一条意见都够判刑了。”10月下旬，中共中央组织部来信了：“你给中共中央的信已转给我部参阅，对你这种积极负责的精神，我们表示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