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红网北京2017年8月2日电（杨春长）经90年风雷而忠魂不散，历百般险阻而不断奋进。中国人民解放军筚路蓝缕，旌霜履血，克强敌排万难，斩获了无数的胜利。根本的原因是坚持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坚持了党的指导理论的正确指导，坚持了理论与实践的结合。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是两千多年前著名军事理论家孙子提出的军事法则。在信息时代，斗转星移，沧桑巨变，一切都在与时俱进。兵法、军事原则亦然。信息时代已迥异于从前的农业时代、工业时代，不能仅仅看老黄历，靠经验办事，而更应注重理论先导、顶层设计。既应悉知科学理论，又要熟知实际、实践，进而使科学理论与实际、实践历史地辩证地统一起来，实现二者的科学结合，如是方可百战百胜。

    古人讲，一言可兴邦，一言可丧邦。主要强调思想、理论的巨大作用。科学的思想、理论具有超前的先导功能，教化激励功能，服务保障功能，等等。如果没有科学思想理论指引，在战场上，再好的飞机大炮坦克和高技术武器装备，不过是一堆废铁，不过是失效的部件及组合。

    革命战争年代，中国人民解放军不断从曲折到胜利，尤其是在战争中屡屡以弱胜强，以劣胜优。在如此伟大辉煌的里面，究竟是何因所致，可以说是多因一果。其中最根本的是毛泽东思想（包括军事思想）的正确指导。仅在土地革命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组织指挥和参与的战役战斗就有239次，从1927年到抗美援朝战争时期，他亲手撰写的军事著述和指挥作战的文电有5000余篇，约400余万字。

    在信息时代，信息化战争的今天，包括军事理论在内的信息的重大作用，日益凸显。在秉持“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军事原则的同时，我们还应认识和掌握“知‘理’知‘实’，百战不殆”这个规律。

    知“理”知“实”，百战不殆，就是要既熟知理论，又熟知实际、实践，并把这二者辩证地统一、结合起来。这体现了以实践为基本特征的科学的认识论。科学的认识论不仅是认识和改造世界的理论武器，也是认识战争、指导战争必须学习的“方法论”。对于今天全面加强现代化建设，做好军事斗争准备的人民军队来说，不仅要“知彼知己”，更要知“理”知“实”，这不仅为中国革命战争实践所证实，也是我们肩负起新的历史使命所必须掌握的法则。

    回顾我军的辉煌历程，每一个胜利，无不与知“理”知“实”息息相关。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指导中国革命战争认识论的核心，就是知“理”知“实”。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知“理”知“实”，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战争实践结合起来，成功地解决了“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一般和特殊，知和行具体的和历史的统一”，有效防止和克服了主观主义、教条主义，成为人民军队战胜国内外敌人的强大思想武器。

    当中国共产党通过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点燃武装斗争的星火之时，遇到的首要问题就是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这一已经成功指导俄国十月革命的科学理论。而这一问题的背后，就是如何认识当时中国实际的国情和现状，并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斗争实际结合起来。其实质就是如何解决好知“理”知“实”包括二者辩证统一的问题。面对这一巨大的必然王国，没有现成的模式可以遵循，一切靠中国共产党人自己去摸索。

    建党初期，由于先后在党中央居于支配地位的几任领导人对中国的实际国情并不真知、深知，照搬俄国十月革命和苏联红军的经验，一切按共产国际的指示办，致使中国革命陷入严重危机。王明指导的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反“围剿”,正由于采取教条主义方法指导武装斗争，机械地搬用马克思主义，机械地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最后给中国革命造成了历史上最为严重的危害。

    毛泽东则不同，他是知”理”知“实”的光辉典范，主张把马克思主义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从秋收起义进攻长沙失利后，率部转战井冈山创建中国革命的第一块农村革命根据地，到领导指挥中央苏区第一、二、三次反“围剿”的胜利，毛泽东都高超地以科学思想理论指导军事实践。

    他知“理”知“实”，在井冈山既重视调研，熟知实际，又重视理论，在八角楼的油灯下，思考、撰写了著名的《红旗能打多久》、《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著作。由此概括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提出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强调走群众路线，“中国革命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形”，“重要的问题在于学习”等著名论断。

    建军之初，毛泽东就强调将党的支部建在连上，明确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在军队内部实行民主制度；提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注重正确思想对部队的教育；提出了游击战争的指导原则，逐步明确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16字诀，“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等等。让广大的官兵和群众认识到这是一支真正的人民军队，从而受到广大军民的竭诚爱戴和拥护，从而奠定了胜利的根基。

    军事斗争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教育了全党全军，1935年1月遵义会议才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实际上也明确了知“理”知“实”亦即理论与实际相结合这一科学法则的重要性。

    全国性抗日战争前夕，中国革命战争由国内革命战争转入民族革命战争的历史关头，迎接和指导民族革命战争的新的历史任务，摆在了全党面前。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犯我国后，党内国内的“亡国论”，“速胜论”此起彼伏，人心惶惶，国运堪忧。当时，毛泽东在深谙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甚至是《孙子》、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等中外军事思想的基础上，分析了抗日战争各方面的实际，相继写成了旷世名著《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文章不但提出了“熟知敌我双方各方面的情况，找出其行动的规律，并且应用这些规律于自己的行动”的方法，而且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根本规律。提出了全国抗战和敌后抗战的一系列指导方针。

    1937年8月的洛川会议上，毛泽东提出的开展“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的思想，得到大家赞同。“独立自主”，即由我党我军根据实情决定，不能听别的指挥。“山地游击战争”，即不能与敌进行阵地战,等等。毛泽东把游击战争提到战略地位就是知“理”知“实”认识过程的典型范例。古今中外都有游击战争，但是像《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那样系统化、理论化地把游击战争提到战略地位的是毛泽东。他经过战争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多次反复，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游击战理论，科学地总结了游击战争的经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

    《论持久战》通过对120个问题的具体阐述，对抗日战争的规律、进程和结局预见得那样准确、精彩，所提出的战争指导方针方法是那样高超卓越，无一不为战争实践所证实。这与蒋介石主张的消积抗日的“持久战”相比，更是不可同日而语。难怪蒋介石也感叹国民党内没有人能写出这样的著作。理论上的成熟、科学，必然结出军事实践的丰硕之果。抗日战争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华民族近代以来第一次赢得彻底胜利的反侵略战争，与中国共产党成功的知“理”知“实”是紧密相连的。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人民面临两种前途、两种命运总决战，面对着国民党反动派掌握着全国政权，掌握着全国的经济命脉和交通干线，接收了百万侵华日军的绝大部分装备，并且得到美国在财政、军火等方面援助，其军力又占绝对优势，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如何认识和指导这场总决战。在领导这场规模巨大、战场广阔、作战形式复杂、战役战斗频繁激烈的人民革命战争中，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军事家仍坚持知“理”知“实”即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而且这种“结合”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

    抗日战争结束后，党中央和毛泽东依据当时的敌情和战场形势，及时提出“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城市和地方为主要目标”的作战原则。要“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 “这是唯一正确的作战方法”。作出了从游击战向运动战转变和“向北发展，向南防御”，争取和控制东北，巩固华南、华东的伟大战略决策。当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出现了由战略防御到战略进攻的历史性转变后，客观上已经出现可以实行有利决战的形势时，党中央和毛泽东不失时机地指挥我军夺取了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的巨大胜利。用以指导解放战争的各项战略决策之所以正确，根本原因是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解放战争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坚持了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做到了知“理”知“实”。我军仅用4年时间，就消灭了国民党军807万人。解放了除台、澎、金、马等岛屿以外的全部国土。这一伟大胜利，也是党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即知“理”知“实”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