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青春之歌》的成功，首先是杨沫革命奋斗经历使受众信任，传播效果好，作品被人们广泛接受；其次是关于共和国道路选择的寓言，又是女性成长更像是毁誉参半的革命镜像，建构“个人”与“历史”之间的内在关联，有着近现代中国历史的潜在话语，折射了民族发展的变迁史。不仅表现了个体的精神嬗变，而且显示了现代文化的历史走向，不仅渗透了杨沫个人的青春记忆，而且隐喻了民族和革命的青春，塑造了一个鲜明的“青春中国”形象。再者是《青春之歌》汲取了多种文化影响，尤其俄苏文化直接影响了她的成长，进入了她的创作。所以能够在众多的政治寓言中脱颖而出，受到来自不同社会阶层的读者的喜爱。

    关键词：文化传播  解读  杨沫  《青春之歌》

    不管是对历史事件的纪念还是对人的纪念，重大的纪念活动都是一种重新认识反思和进行当代诠释的叙述活动。最准确的认识和诠释是放进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去考察，找出其历史的坐标位置。我们在2014年纪念优秀作家杨沫诞辰100周年，就要考察她在历史上为我们留下了什么样的文化精神遗产。当代社会随着微博的兴起，人人都是信息的传播者，人人都是信息的受众，传播已经进入自媒体时代。我们现在纪念杨沫，就要看她对我国文化传播的发展有何推动作用，这便是我这篇文章的起因和目的。

    传播者的革命奋斗经历使作品被广泛接受

    人类一直生活在传播的世界里，杨沫由一个纸质媒介的阅读者，变成传播者。《青春之歌》的成功，缘于她的革命奋斗经历使受众信任，传播效果好，作品被人们广泛接受。

    传播者的身份直接影响传播效果。传播效果是一切传播机构和传播者所重视的。传播效果的产生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社会过程，从发出信息到受众接受信息，中间存在着诸多环节和因素，每个环节或因素都可能对效果的形成产生重要影响。但是，有意控制信息，是提高传播效果行之有效的方法。传播者决定信息的内容，但从宣传或说服的角度而言，不同的传播者，人们对它的接受程度是不一样的。人们首先要根据传播者本身的可信性对信息的真伪和价值做出判断。可信性包含两个要素：一是传播者的信誉，信誉越好，传播效果越佳。二是专业权威性，权威性越高，传播效果越好。“可信性效果”的概念说明，对传播者来说，树立良好的形象，争取受众的信任是改进传播效果的前提条件。信源的可信性对信息的短期效果具有极为重要的影响。

    法国作家法郎士说：一切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叙传。自叙的方式因叙事亲切、自然更容易被读者接受。《青春之歌》初版本堪称杨沫的“自述传”。关于《青春之歌》的“自叙传”色彩，杨沫本人曾多次在文中提及，她说：“英雄们的斗争，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主要是‘七七’事变前白区斗争的那一段)的惊人事迹，加上我个人的一些生活感受、生活经历，这几个方面凑在一起便成了《青春之歌》的创作素材。” 又说：“林道静不是我自己，但是有我个人的生活在内。”

    《青春之歌》写作前的文化积淀是杨沫写作的基础。文化是一种包括认识、情感、道德在内的民族精神。而文化的意识，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的是广义的阶级意识。我们按这样的思路寻找杨沫进入创作前的文化背景，不难发现她所生长的环境和她年轻时的个性为她的一生撰写了意味深长的序言。

    杨沫原名杨成业，曾用名杨君默、杨默, 1914年8月25日生于北京, 祖籍湖南湘阴县古仑乡东山里村。父亲杨震华前清举人，后毕业于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商科，曾回乡办教育，后在北京创办国内第一所私立大学——新华大学并任校长，在建校之后通过办教育为名募集到大批捐款，在热河省滦平县低价购置大量土地，以收取农民地租维持学校的运转，并从中获利成为大地主，之后渐渐沉醉于声色犬马之中；母亲丁凤仪出自前清举人的书香之家，曾就读女校，俊美出众，又颇具文采。然而杨沫的父母感情不佳，只顾各自，也不疼惜子女，甚至在杨沫幼年时期便将她寄养在外，直至上学的年岁方接回家中，这使得杨沫儿时的家庭生活缺乏温暖与关爱，对她的性格的形成有很大影响。

    十四岁时，杨沫读完高小一年级，还差一年才能毕业，但为躲避腐朽的家庭，她私自跑到西郊，考进西山温泉女子中学，过起住校生活。在校园里，她除了应付必要的功课以外，全身心倾注在读书之中，广泛涉猎古今中外文学名著。1931年，父亲为躲债逃得不知去向，母亲为了家中生活，逼迫杨沫辍学嫁给一个军官。当时杨沫虽然只有十六岁，但是已经读过不少反对包办婚姻、争取个性解放的小说，深受五四精神熏染，不肯听从摆布。母亲勃然大怒，停止了对她的一切供给。

    杨沫依靠同学们的捐款和一位音乐老师的资助，勉强读完了初三，暑假回到家，母亲逼迫更甚。无奈之下，她借了几元钱到北戴河投奔教书的哥哥，但兄嫂经济上也非常困难。杨沫痛苦之余，只有不断给同学们写信找工作。等待回音的日子里，杨沫整日徘徊在北戴河的海滨，望着苍茫无边的大海，回想自己这短暂的一生，感到生活对自己太残酷，多少次她想纵身一跃，结束这短暂的生命。可快满17岁的她，又不甘心就这么离开人世，内心深处对“生”的渴望，支撑着她一天天等下去。终于，暑假快结束时，幼年曾一同练武的师妹李绍强来信，说工作问题有希望了。当时因张中行的哥哥在河北省香河县立高小当校长，张受李绍强表哥之托，为杨沫谋职。张中行当时对抗婚的女学生充满好奇，答应见面谈一谈。一个是北大新生，知书达礼，满腹经纶；一个是“五四”新女性，爱好文学，追求独立，两人一见面，就谈得十分投机。张很快给哥哥去信，替杨沫谋到了一个小学教员的职位。此后，两人开始频繁的通信联系，感情迅速升温。不久后两人在沙滩的小公寓里开始同居。仅靠张中行家中寄给他的少许钱维持生活，杨沫做饭、洗衣，过着失学失业，半饥半饱的生活。

    1933年除夕，杨沫来到小妹白杨的公寓，参加了一个东北流亡青年的聚会，他们“多半是大学生或是党的外围组织‘剧联’的人。这里有地下党员，有爱国的进步青年。” 他们悄声地唱救亡歌曲，一曲“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唱得大家落泪，杨沫在一旁也哭了。当时那些青年向杨沫讲述了苏联妇女的解放生活，宣传抗日道理，介绍她看马列主义的书籍。这个除夕夜的见闻使杨沫大开眼界，她觉得这些人与自己的丈夫完全不同，自己跟他们更谈得来。从此杨沫经常去找这些青年，在他们的引导下如饥似渴地读了不少进步书籍，对共产党、十月革命等有了最初的感性认识，她甚至到狱中去看望被捕的共产党员，为他们做些事情。杨沫为了摆脱束缚，四处奔波寻找工作。从1931年到1936年，她当过三次小学教员，当过家庭教师和书店店员。张中行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醉心于中国古文古籍的研究。他与杨沫的差距越来越大，思想分歧逐渐导致了感情的裂痕。1936年春，张中行大学毕业，在天津南开中学教书。他们的生活条件好了不少，但杨沫仍想出去工作，经过争取，张中行终于让步，杨沫再次来到香河县立小学教书。期间遇见了共产党员马建民——也就是她后来的丈夫，她的入党介绍人，即《青春之歌》中江华的原型。杨沫是一个迷惘的小知识分子，遇到了共产党人、革命的启蒙者与领路人，很快把对党的热爱，全放到了马建民的身上，由敬佩转为爱慕，3个月就与之结合。

    1936年参加革命以来，杨沫饱经战争的血雨腥风，艰难困苦的生活，你死我活的战斗，英勇顽强的战友，纯朴善良的民众深深教育了在城市学校里长大的杨沫，使她逐渐成长起来，文学创作也逐渐成熟丰满。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杨沫和丈夫马建民一同参加了冀中区的抗日游击战争；1939年5月调到大清河北十分区，任妇救会的宣传部长；1941 年4月至5月间，杨沫曾到晋察冀边区的易县一带后方医院养病，并在从延安迁来的华北联合大学文学系学习过几个月，之后，联合大学成立妇女文艺创作会，杨沫担任主任；1943年，杨沫又回到大清河北十分区，先是在分区抗联会担任宣传部长, 负责《黎明报》副刊的编辑；之后杨沫又来到分区反攻建国同盟会从事上层统战工作，直到1945年。日本侵略者投降后，杨沫离开了大清河来到张家口担任《晋察冀日报》的编辑，并主编过日报的文艺副刊。1946年夏，杨沫在张家口晋察冀边区妇联工作，负责编《时代妇女》。1947年她参加了解放区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斗争，担任过《人民日报》的编辑，直至1949 年，才回到阔别12年的北京，迎来了全国的解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人民日报》的编辑、北京电影制片厂编剧等。这样的经历使杨沫成了人民尊重的老革命，她的作品赢得读者的信任是自然的。

    杨沫虽是中学毕业生，但她好读书，读了大量中外名著，在写《青春之歌》前就有了创作的基础。1934年她开始文学创作，散文《热南山地居民生活素描》发表在3月15日东北救亡总会办的《黑白》半月刊。这篇散文反映了热河南部山地人民政治、经济、文化生活，揭露出地主欺压农民的事实，对处于水深火热的劳动人民寄予同情。杨沫幼时跟父母去乡下收过租，那一桩桩农民交租卖地的惨剧撼动过她的心灵，因而当她有了阶级觉悟以后，她发表的第一篇文章便成了从心中迸发出的第一束明亮的火花。这篇短文虽然显得粗糙、简单，但感情真挚，显示了杨沫作品爱憎分明的特点，也是杨沫思想和感情升华的文字记录，奠定了她创作生涯里第一个坚实的脚印。之后，杨沫以女性的悲悯情怀和细腻情感，陆续创作了一些反映抗战题材的作品和解放区的所见所闻，有短篇小说《浮尸》（1937年）、《怒涛》（1937 年）、《某家庭》（1937年）、《死与逃》（1937年）以及散文《在后方医院》（1942 年）、《神秘的大苇塘》（1946 年）、《在兵站上》（1946 年）、《回忆》（1946）、《罪恶的见证》（1946年）等篇章。1947年参加土改后，又写过散文《郑德富家俩口子》（1948年），短篇小说《穷光棍结婚》（1948年）、《接小八路》（1949年）、《七天》（1949年）及中篇小说《苇塘纪事》（1949年）等。

    早在1945 年前杨沫就想通过自己的生活经历写一部描写知识分子如何走上革命道路的作品。历经延安整风、思想改造、文化批判运动，绝大多数作家对描写知识分子顾虑重重，而杨沫解放前在冀中革命根据地工作，受延安整风影响不大，解放后又因工作与疾病问题，甚少与文学界接触，远离思想斗争风暴中心，精神上未受到巨大冲击。这是属于杨沫个人的特殊境遇和条件。1950年，杨沫因病休养，脑海中许多坚贞不屈、英勇就义的共产党员形象和关于往昔个人经历的回忆交织在一起，促使她拿起笔，开始创作这部带有自传色彩的长篇小说《青春之歌》。她一直按照自身丰富的青春记忆和炽热的情感写作，起初因受到保尔•柯察金《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之鼓舞，杨沫将小说取名为《千锤百炼》，之后更名为《烧不尽的野火》，1952年写完第二遍，易名为《青春之歌》，1955年完成，即交中国青年出版社，一直拖到1958年才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小说以作者的自身经历为蓝本，着重描写从“九•一八”事变到“一二•九”运动时期北平爱国学生运动，成功地塑造了林道静这个在中国共产党指引下走上革命道路的知识青年的艺术典型，也反映了动荡年代知识分子的觉醒与分化，歌颂了为革命事业献出生命的共产党员。杨沫曾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林道静革命前的生活经历基本上是我的经历，她革命后的经历，是概括了许多革命者的共同经历。” 而余永泽就是张中行的演变。杨沫的儿子老鬼在《我的母亲杨沫》中写道：“小说中的卢嘉川，就是母亲怀着对一个前线战友的深情，对一个永远不能在一起的人的爱，用最真挚的感情塑造出来的。尽管卢嘉川是虚构的，好多人都觉得这个人物写得好，母亲把他写得栩栩如生。其中的隐情就是这段与路扬的友谊与恋情。” 

    据《初版后记》中说《青春之歌》已经历了“六七次的重写，修改”，所以此书无论是写作还是出版均可谓“难产”。《青春之歌》的出版尽管也有坎坷，但在1958年问世，时间是恰当的。新中国建立后，中国妇女获得了一次空前的历史机遇。毋庸置疑，作为一代人的艰难选择、作为半个世纪的血与剑的记录，给中国妇女的命运带来了难于估量的变化和影响。在《青春之歌》出版前，一些描写知识分子加爱情加革命的小说大都受到了批判；在此之后，不久就是十年的浩劫。《青春之歌》出版后，《北京日报》的田藏申女士独具慧眼，在日报上给予连载，扩大了作品影响。1959年初，这部作品又被及时改编成电影，作为“建国十周年”的“献礼片”，由崔嵬导演并配以国内一流摄影、优秀演员，电影《青春之歌》拍摄成功，取得了轰动效应，更使之家喻户晓。再后，作品引起争议，讨论，又有茅盾做出结论性的评价。这是《青春之歌》毋庸隐讳的机遇。后有改变成戏剧：评剧、豫剧、河北梆子等。1960 年3 月又出版了修改本，自问世以来，多次再版，畅销不衰，累计发行500万册，已有日、俄、英、法、德、印尼、越南、朝鲜、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捷克、希腊等十余种文字的译本，在日本、苏联、越南、印尼等国家也引起了广泛关注，影响了几代青年，成为共和国的一部经典巨著。

    《青春之歌》的成功，使杨沫和丁玲成为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具有重大影响力的作家。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开创现代女性文学的先河，对女性苦闷内心的细腻展示引发了文坛持久的热议。《青春之歌》对知识女性林道静成长之路的描述，清晰地展现了新一代女性艰难的成长蜕变历程。两位女性作家的存在让壮阔而丰厚的20世纪中国文学史倍添光彩，为文坛带来别样的亮色和经验。

    折射了民族发展的变迁史

    从传播的长期效果来说，最终起决定作用的是内容本身的说服力，《青春之歌》的成功是折射了民族发展的变迁史。

    《青春之歌》的写作方式几乎是是前苏联著名文艺理论家、批评家巴赫金(M.M.Bakhtin)关于“成长小说”(Bfldungsroman)定义的完整再现。巴赫金将“个人”在历史中“成长”，视为现代小说——现实主义小说最基本的元素。在这里“主人公不应作为定型不变的人来表现, 而应该是成长中的变化中的人，是受到生活教育的人。” 与此相应的是，这里的“主人公”，并不只具有“个体”的意义，“在这类小说中，人的成长与历史的形成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人的成长是在真实的历史时间中实现的，与历史时间的必然性、圆满性、它的未来，它的深刻的时空体性质紧紧结合在一起。” 《青春之歌》是一部典型的成长小说，并选择了通过爱情故事来表达政治，将“个人”与“历史”真正地结合在一起。林道静的爱情经历与她作为革命知识分子的成长历程被水乳交融地巧妙地编织在一起，成为统一的整体，使林道静在爱情上的成熟与革命中的成长具有了同质性。

    作为一部小知识分子的精神成长史，《青春之歌》在表达革命青年的感情世界裂变和政治意识形成等方面，都具有超越时代的史料价值。在革命话语和情爱叙事之间，林道静这个人物身上有很多值得我们去思考和追问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整个20世纪一直是中国无数志士仁人顽强追求的目标，一直是时代潮流中的突出主题。《青春之歌》即是关于共和国道路选择的寓言，又是女性成长更像是毁誉参半的革命镜像。林道静是早期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左翼知识分子的重叠，她的思想转换里，建构“个人”与“历史”之间的内在关联，有着近现代中国历史的潜在话语，折射了民族发展的变迁史。

    当20世纪帷幕揭开时，中国是饿殍遍野，民不聊生，任列强摆布，已经到了濒临灭亡的边缘。救亡图存，成为千千万万有爱国心的中国人苦苦追求的第一目标，《青春之歌》正是写的救亡图存中林道静的成长。杨沫采取了将自己作为知识分子的个人成长经历，以革命现实主义典型化的方法植入到了中国知识分子如何由“小资产阶级”成长为无产阶级先锋战士的宏大叙事之中。《青春之歌》的成功，通过女主人林道静，从一个个人主义、民主主义、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改造成长为一个共产主义战士，小说力图讲述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成长史”。《青春之歌》回答了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中国社会向何处去？”“中国文化向何处去？”的时代课题。林道静、王洪斌、王晓燕、李槐英等不同思想类型的人物响应党“团结一致抗日”的号召，抛弃了个人的封闭生活，选择投入抗日救亡洪流。人物生活道路与心态的转变，隐喻了现代文化的历史转向，关注个人的启蒙文化必然向注重国家、民族的救亡文化转变，结尾共产党领导、广大阶层参加的“一二•九”、“一二•一六”抗日游行示威运动，以轰轰烈烈的斗争场景预示着民族的觉醒和新生。然而，这部偶然问世的小说所引起的巨大轰动和深远影响，却有其内在的必然性。小说作为民族灵魂的秘史，在现代中国经历了几个阶段，五四时期的个人写作反映的是启蒙文化的新变，三四十年代抗战文学显示的是救亡文化的兴起，1950年代之后的革命文本象征的是社会主义文化的远景，《青春之歌》正是从知识分子成长角度折射了民族文化的变迁史，隐喻了历史转折期的精神走向，从而成为时代经典和文化界碑。

    《青春之歌》诞生于“十七年时期”，“政治正确”无疑是小说成功的必要条件，但并不是所有政治小说都能够像《青春之歌》一样获得大众的欢迎。《青春之歌》之所以能够在众多的政治寓言中脱颖而出，受到来自不同社会阶层的读者的喜爱，一个可能并不被当时读者和批评界发觉的原因是因为这部小说其实是一个用标准的言情小说讲述政治故事。这从茅盾在《中国青年》第4期发表的《怎样评价〈青春之歌〉》一文可以看出。文中明确肯定了《青春之歌》“是一部有一定教育意义的优秀作品”。认为林道静这个人物是真实的，“因而，这个人物是有典型性的”，对这个人物的分析不能流于简单化。茅盾也指出了作品的“主要缺点表现在下列三个方面：一、人物描写，二、结构，三、文学语言。但这些缺点并不严重到掩盖了这本书的优点。”紧随其后，何其芳、马铁丁也分别在《中国青年》和《文艺报》发表文章，高度评价了《青春之歌》，认为此书真实、生动地反映了抗战时期的时代面貌和时代精神；成功地塑造了卢嘉川、江华、林红这几个共产党员的形象；说明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跟着共产党走，坚决地进行自我改造，是唯一出路。

    杨沫在小说中从始至终使用了两套叙事系统，即革命叙事与爱情叙事。在外显的宏大革命叙事的掩护下，爱情叙事得以合法生存。《青春之歌》小说的主干，其实是一个女人和三个男人的爱情波折。林道静爱情经历中三个男性所引领的她作为中国现代革命知识分子的三个成长阶段得以体现的。而三个男人分别是余永泽、卢嘉川和江华。北大国文系学生余永泽是林道静生命中的第一个爱人，与他相爱并结婚。第二个是北大才子卢嘉川，他的出现打破了林道静平静而倦怠的生活，林道静爱上了英俊的卢嘉川，卢嘉川也为这个美丽的女性的爱而坐立不安。所遗憾的是卢嘉川被捕入狱，并最终牺牲。沉浸在痛苦之中的林道静得知卢嘉川去世的噩耗后，仍然表示永不变心。第三个是江华，在与江华的交往过程中，林道静对卢嘉川的痛苦思念逐渐被对江华的巨大的感激之情所取代，等待许久的江华提出要与她建立“比同志的关系更进一步”的关系时，林道静勇敢地接受了。在经历了众多的情感波折之后，我们的女主人公苦尽甘来，终于找到了自己精神与身体的归宿。《青春之歌》在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荫庇下开辟了一块个人化爱情叙事的天地，使作品增添了一些个人化趣味，吸引了更多读者。

    《青春之歌》不仅表现了个体的精神嬗变，而且显示了现代文化的历史走向，不仅渗透了杨沫个人的青春记忆，而且隐喻了民族和革命的青春，塑造了一个鲜明的“青春中国”形象。文化领导者由此看到了革命话语对知识分子的主体建构作用，看到了社会主义中国的光明前景，新时代青年看到了一代知识分子浪漫的革命情怀、激越的青春体验，老一辈作家看到了自身生命道路的曲折与新生，唤起了对革命斗争生涯的深切回忆，不同群体都从中看到了自己希望看到的文化图景，《青春之歌》获得社会各界的热烈回响也就在情理之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