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求真、刘松柏捐赠马褡子

刘求真、刘松柏捐赠马褡子

    中红网北京2014年11月11日电（刘松柏）

    2014年10月31日，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召开了：任弼时、王震、王首道与八路军“南下支队”的战略行动学术研讨会暨文物捐赠仪式。会议的主办方是：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协办方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支持方是：湘赣星火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在研讨会上我的哥哥刘求真代表老红军刘型的子女，捐赠了刘型在抗日战争期间使用过的马褡子。

    历史的岁月久远，马褡子虽然旧了，但是干净、整齐，上面有我母亲，亲手缝的补丁，针脚很细致。我近70岁了，马褡子比我还年长，他就像我们家中一个不说话的大哥。对于国家的变迁、父母的革命生涯、家庭的变化、子女的成长，马褡子都历历在目，都亲眼见证了，马褡子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从抗日战争起，马褡子就为革命作出了贡献，直至我们把他捐到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前几天，我父母曾经用过的被子，才从马褡子里拿出来。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马褡子的生命在延续，他将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我思绪万千，逐渐回忆起马褡子的见证。

    一、马褡子见证了1年另4个月，13万5千伪军的反正

    红军长征到延安，巩固了陕北抗日根据地。父亲刘型是老红军，在延安任敌工科长（敌工部长）。母亲程宜萍安徽舒城桃溪镇人，从小父母双亡，因为家庭生活困难，养不活太多的孩子，被送出当童养媳；后来哥哥、姐姐把她救回，送到半工半读的安庆女子职业学校学习，以后学习了蚕桑，她非常刻苦，学习成绩优良，1934年在王道容老师的支持和鼓励下，到日本留学，入了日本九州帝国大学农学部，作研修生，师从日本著名蚕桑遗传、育种学家田中义麿博士攻读蚕的遗传学。1937年“七七事变”后，母亲怀着强烈的爱国心，于8月弃学回国，参加抗日，在地下党员傅承铭的介绍下来到了延安。她是第一代的海归者。在延安的陕北工学、抗大毕业后，到敌工部下属的锄奸科作日文翻译。

    “建立中日二国与朝鲜台湾等人民的反侵略的统一战线，共同进行反对日本法西斯军阀的斗争”，这是中共六中全会决议中制定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战略。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下，敌工部作的工作，就是配合我军的军事行动，不断对敌军（日军和伪军）进行政治工作，消弱和瓦解敌人的力量。伪军当时老百姓称之为二鬼子、日军的狗腿子。

    敌工部分析了伪军的情况：不管他是官长还是士兵，只要他是中国人，都应切实争取之。为什么？因为今天民族存亡之秋，每个中国人，除了少数死心塌地的大汉奸外，都不愿意过奴颜婢膝的亡国奴生活，都有抗日的迫切要求。

    八路军以延安为中心，辐射到各个战区，把对敌军的工作做成了群众运动。师以上的政治部里设敌军工作部，旅团政治机关设敌工科、股，连队设敌军工作者，以不脱离军职的战士5——7人组成，负责对敌军的各项工作。民众团体也选出敌军工作委员会，将全体军、民动员起来共同对敌军进行政治宣传、瓦解工作。

    延安敌工部，组织各类学习班，使大家掌握党的对敌的政策、策略、对俘虏的政策、对家属的政策及组织大家学习日语。办日本战俘学习班，等等。回到各个战区后，大家共同做宣传、做瓦解、组织、策划伪军反正等工作，如：写标语、发传单、喊口号，动员伪军反正，宣传：“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大家联合起来打日本。”，“不替日本强盗当炮灰。”，“誓死不当亡国奴！”等，无论哪个部队战士们都能用日语喊出：“日本士兵们！弃枪不杀你。”，“日本士兵们！我们的敌人是日本军阀。”，“日本士兵们！打到日本军阀！”等。

    1939年，父亲在延安敌工部期间写了《日军的政治情况之检讨》，《争取伪军反正的几点意见》等几篇文章，总结了工作，记录了日军的哗变和伪军的反正情况。

    战斗中缴获的日军士兵的日记中，这样记着：“汽车行进中，在左方附近，看见‘要求回国去’的传单，我很秘密的把这件事放在心里……”，甚至有的日本兵死尸身上藏有八路军所发的通行证，有的将我们所发的传单，全部抄在日记中。这引起了日军的动摇和军阀的恐慌。1938年2月，日军121师团山内旅团的一营，开抵吴淞口时，拒绝登陆；敌第三团由南京开往江北时，一部分因拒绝赴前线作战，相继哗变；驻苏州二千余人全部哗变等，还有许多其它哗变和投诚的；在敌军内部发现两种反战宣传单。虽然部分日军士兵的哗变被日军军阀镇压下去，但日军的士兵情绪极度低落。在中国的日侨也成立了日本反战同盟。八路军在战场上坚持抗战，打击敌人，并积极开展敌伪工作，使日本士兵厌战、反战。消弱、瓦解了日军的战斗力。

    我们有正确的政策，更是将大批的伪军，争取到抗日方面来了。父亲在文章中统计了：1938年全年，华北、华中、东北地区，在伪军中发动了69次反正，人数达到：87763人。1939年前4个月，在华中、华北地区，就发生了伪军反正63次，反正人数达到：47716人。1938年至1939年4月总计：16个月，伪军反正达132次，反正人数共：十三万五千四百七十九名。

    这是一种政治工作、是一种群众工作，我们没有用战争的方法，不费一粒子弹，而是用民族的认同感，用政治攻势、宣传攻势、策反攻势、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策划、组织、发动伪军的反正工作，全军上下齐努力，在16个月内发动132次反正，十三万五千多人。他们带来枪支、弹药及各式武器，反正过来，投奔到抗日的洪流中，如果一万人是一个军的话，相当于我们消灭了伪军13个多军，我们扩充了八路军13个多军，敌减，我增，双方力量的差距达到27个军，我们消弱了敌人的力量、动摇了伪政权，同时扩大了抗日的力量、增强了我们必胜的信心，从而达到了双倍的效果。瓦解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以华治华”的策略。

    1941年10月26日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大会在延安召开，来自日本、印度、菲律宾等的十几个国家和地区及18个民族的代表到会。延安日本工农学校的35名学员集体加入八路军，表示：愿意在英明的朱、彭，总、副司令的领导下，为中国和东方各民族的幸福奋斗到底。27日朱德做了报告，30日毛主席冒雨赶到会场讲话：“我想大会的重要目的就是团结，促进各民族的团结，共同打到法西斯！”大会通过了19项提案，并选举了朱德、阿里阿罕、梁金生等37人为“延安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联盟”的执行委员。（梁金生是梁汉平的父亲）我们中华民族团结着东方各民族，组成各民族的抗日统一战线，在世界的反法西斯的战斗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我们从延安的党中央——到敌工部——到各个战区，一切党、政、军、民，各级组织都不间断地进行这种政治宣传、策反、组织反正等工作及东方各民族的反战统一战线工作，敌工部将这一工作，做成了广大的群众运动。毛主席讲：“中国的胜利，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的增加；但同时，……和日本兵民大众及朝鲜等民族建立其共同反侵略战线的政策，是不可缺少的部分。”，毛主席还讲：“我们的胜利，不单是依靠我军的作战，而且依靠敌军的瓦解”，我党动员一切力量开展对敌斗争，取得的重大成果，是贯彻、执行党的统一战线；贯彻、执行党的群众路线的伟大胜利，马褡子见证着这一伟大的胜利。

    二、马褡子见证了1岁多的我，在行军途中的九死一生

    1946年冬，我一岁多就接受了战争的洗礼，差点光荣了，如果那时光荣了，就是八路军中最小的战士。电影《啊！摇篮》就是我们延安第二保育院行军时的真实写照。母亲经常给我们讲起行军途中的故事。

    1944年，为解放全中国做准备，毛主席有一个大手笔：要把华北、华中、华南敌后根据地连成一片，成立南下支队，任务是从延安打到广东与东江纵队连接上，王震任司令员，王首道任政委，我父亲任政治部主任，父亲即刻随部队南征了。

    父亲要转战南北，轻装前进，马褡子留给了母亲。我是1945年3月8日生于延安， 1946年冬，胡宗南进攻延安，我们要暂时放弃延安。为了前线的将士的孩子和烈士子弟，在朱德、康克清指导下建立起来延安第二保育院。临要撤退时，康妈妈到保育院做了动员，她说：“3天后，我们要撤离延安，保育院的宗旨是：一切为了党、一切为了战争、一切为了孩子，在行军中，大人在孩子要在，大人不在孩子也要在！大家能做到吗？”，保育院的叔叔、阿姨都大声回答：“能！”，这时，我们的部队出发了，当时我母亲在延安第二保育院任院部支部书记，我和姐姐随保育院撤退。队伍走到山西汾河敌我双方的拉锯区时，359旅的战士们临时打下这块地方，在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深夜，保护着保育院悄悄地过封锁线，不远处就是敌人的碉堡。过封锁线的纪律是：大家都要静悄悄的，不能喧哗，当时的5、6岁孩子们都是小八路，都特别遵守纪律，没有人喧哗和哭闹。母亲把强壮的大骡子分配给别的孩子用，给我和姐姐分配的是个小儿骡子，骡子背上，一边放着一个垛子，一边垛子里是我姐姐，一边垛子里是我。儿骡子太小，走路打幌，在冰上滑倒了，结果把我们都摔到冰河里去了。母亲负责着保育院的两个文件箱（所有人员和孩子们的档案）和公家的四个孩子，行军队伍已拉开了距离，那时没有手机，只能一个人对一个人悄悄地说：“传上去，程宜萍的两个孩子都掉河里淹死了。”，“传上去，程宜萍的两个孩子同时都掉河里淹死了”，当她听到了从队伍后面悄悄传来了自己的两个孩子同时都掉到冰河里的消息后，真是天打五雷轰，差一点从马背上栽下来，她眼泪刷地涌了出来，那一个母亲不爱自己的孩子，她真想立刻返回去救自己的孩子，她知道自己的孩子将来也是党的人，但公家的一对文件箱和四个孩子更重要，他们的父母都在前方打仗呀！战友们将来要凭着这两箱档案找到自己的孩子呀！她流着热泪，毅然决然地向前走去。后面又悄悄传来：“传上去，程宜萍的大孩子救活了，小孩子淹死了。”，“传上去，程宜萍的大孩子救活了，小孩子淹死了”，行军途中，她倍受煎熬。

    在我们旁边的359旅的小战士，18岁全超，不顾一切地跳下河去抢救，第一次救出我姐姐，第二次捞上来一个行李，第三次才把我救上来，当时我已没气了，他把我控干了水，嘴对嘴的进行人工呼吸，才把我救活。然后把我们送到老乡家里的热炕上取暖。天亮前当部队要放弃这一拉锯区，最后在村子里再搜索一遍，在老乡家里发现我和姐姐，我姐姐说：“我爸爸是刘型，我是小八路。”，359旅的付志华叔叔让战士用大衣裹着我们，背在背上边打仗，边行军，打了二十多天仗，才把我们送到陈赓将军的太岳军区中的韩洪镇，送到了我母亲的身边。母亲交代了工作，在那里等着我们。

    陈赓司令员和傅雅阿姨给我们送来了缴获日军的奶粉和罐头等慰问品。在二十多天的战斗中，我一直发高烧，大概是肺炎吧，那时，没有医、没有药。当一个担架将两个孩子抬到了泰岳军区韩洪镇时，母亲不敢掀开被子，生怕看见一个活的，一个死的。母亲发现我也活着时，喜极而泣。我病得那么重，母亲也找不到药，部队的卫生员将唯一的一片阿司匹林药片给了我母亲，告诉她说：这一片是大人的药量，如果给1岁多的孩子吃了，体温速降，孩子必死无疑，如果体温一点一点地降，孩子能活。母亲没办法，只好死马当做活马医，给我吃了药，母亲不敢睡觉，看了我3天3夜，每到夜里，她怕我突然死去，点1个捻的油灯，怕看不清，要点上2个捻，看我还活着，再褪下1个灯捻，怕费灯油，因为，没有钱买油，在母亲的细心照料下，我终于活过来了。

    是党、是八路军使我新生，是359旅的小战士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是母亲的精心照顾，使我成长。我的生命和共产党、和八路军、和359旅、和革命事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延安第二保育院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从延安出发3000里行军，最后到达北京，一路上，经历了，跋山涉水、过封锁线、敌机轰炸等等、等等艰难险阻，100多个保育院的孩子，没有一个死亡，连外国记者都觉得不可能！不可思议！保育院的叔叔、阿姨们，在行军途中照顾着孩子，抢救着孩子，甚至在敌机轰炸时，他们趴在孩子身上，用自己的生命保护着孩子的生命，他们践行着保育院的宗旨：一切为了党、一切为了战争、一切为了孩子。在行军中，大人在孩子要在，大人不在孩子也要在！

    我们在韩洪镇与延安第二保育院的大队分开后，保育院的另一只队伍，继续向北行军，一路上受了各种堵截，后过了图们江，经过朝鲜，到达了东北，这有只队伍，从延安出发，到达东北，共走了6000里。

    在我们到达东北之前，父亲已经在东北军政大学（林彪任校长）担任政治部主任了，从父亲1944年南下之后，3年多没有我们的音信，据传说程宜萍和孩子们都被敌人俘虏了，都死了。他的战友邢益民要给他从新介绍一个对象，一个女同志也经常到他的办公室去坐坐，并给他打毛衣，但是，父亲说：我一定要等组织上的正式通知，才能重找对象。他终于等到了我们，见面时，他紧紧地搂住孩子，不松手。父亲就是这样一位，对爱情专一、对家庭负责任的好父亲。我们的家庭很完整，很幸福。

    母亲在院部支部书记的岗位上敢于担当、在危难中先公后私、大公无私的优秀品质，是我终生的榜样。母亲的心胸特别宽大，她2013年初四病逝了，活到了104岁。 我们家的马褡子大哥，一系列的事情都和我一块经历了，见证了。

    三、马褡子见证了一个老红军的无私、无畏和廉政

    1946年父亲任东北军政大学（原延安的抗大）的政治部主任，组织了干部、战士看话剧《李闯王》并学习、讨论，教育干部、战士：我们即将夺取政权了，要以闯王为戒，要继续革命、要团结，不要贪腐、不要脱离群众。1947年，战略反攻阶段，父亲任四野十纵队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1948年任嫩江省齐齐哈尔市委书记。1949年随部队南下，湖南省和平解放后，我军干部接管湖南省委的工作，8月父亲同时兼任湖南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省城市企业工作部部长、省人民检察署检察长。

    1981年父亲去世后，原湖南省委城市企业工作部的离休干部史雪华阿姨到家来看望，她清楚地记得父亲29年前给他们讲的故事： 1952年“三反五反”中父亲对省委城市企业部的同志讲了《左传》中宋人献玉的故事：“宋国有人将一块玉石献给司空子罕，子罕不受，宋人说这块玉石是个宝，才敢献于你，子罕答道：我以不贪为宝，你以玉石为宝，你把玉石献给我，我们两人都会把宝丢掉，你把玉石拿了回去，那么，我们两人都有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