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因为这种信仰的私人化倾向，导致信仰者之间无法构成那种“休戚与共” 的分享结构，只能中经某种权力秩序，才能以实现信仰群体的共享与认同，从而消解了这一信仰结构的神圣性，转向成为对权力的信仰，变异成为被信仰的权力。私人的味道很浓厚，信仰的要求则变得淡薄了。

　　信仰却不信奉

　　毛泽东信仰的当代神话，作为一种象征形式，包括了中国人的存在形式、世界表象、价值准则、行动方式、权力合法性等等。

　　伟人信仰，常常是双重的，一方面，它作为一种内向型的神秘主义，其惯用的方式是从内在关怀入手，以祛除所有外在的感观知觉的运用为起点，渐渐地逐一除去了抽象思辨或各种心理运作的功能，使自己能够退回到灵魂或自我的原初、纯粹状态，最终发现所谓的真理。这是一条朝内走的信仰路线。为了达到最后境界，信仰者不再注视这个世界，而仅只是注视自我。

　　另一方面，它又是一种外向型的行动主义。其惯用的方式是从外在利益着眼，以祛除所有其他人的利益或各种利益认同为起点，逐步地除掉他人的利益保护功能或各种社会关系，使自己的私利能够获得最大的满足。因此，与内向型的信仰神秘主义方法比较，这是一条往外努力的信仰关系。为了实现他们的信仰目的，信仰者不再注视信仰对象自身，而仅只是关注自己的私利和权欲。

　　为此，一种神秘的毛泽东信仰，不但把个人与伟人合为一体，消释了个人与伟人之间的精神隔膜，同时也使私人的神秘、个人的私利得到了基本的满足。在此，朴素的老百姓信仰者走的是内向型神秘主义路线，借信仰说事的则走的是外向型行动主义路线。一神秘，象征了社会期待；一行动，表达着利益追求。泾渭分明，难以混淆。

　　值得指出的是，所谓神秘主义，乃是一种个人与超越对象进行交流的一种形式而已。在这种形式之中，世界与自我都会遭到绝对的否定，人的个性被分解、消散，最终被吸入与那无限神性的合一之中。不过，我们在这里，看到的却是权力、利益与信仰之间那种奇特的整合形式，是基于权力、利益的私人化信仰。伟人是一精神个体，而对伟人的信仰也是个体的选择，至于那些借用了这种私人化信仰来表达私人目的的说事者，最终也还是出离不了私人利益的驱动。

　　不过，说到底，公共权力与私人化的信仰之间，具有一种天然的亲和力。私人的信仰方式，很容易把个己的信仰交由其他权力关系来予以表达。这就构成了权力的合法性奥秘，以及权力与私人信仰之间所具有的那种互惠关系。因为，这一权力本身，也是私人的形式，非制度化的形式。所以，无论是老百姓，还是具有特殊身份、地位的信仰者，他们最喜欢的，依然是这种私人化的信仰方式。

　　在这种信仰方式之中，人们尽管可以信仰，但是却无法为自己的信仰去虔诚、去奉献，或者是把自己隶属于一个信仰认同的群体信仰结构之中。而只能以自己的现实欲求，去认识信仰对象，解释信仰对象，甚至是对信仰关系的盗用。最后就会出现那种人人费解的“信仰却不信奉”、信仰只为个己的奇怪信仰了。

　　信仰的信仰

　　回归传统的祖宗崇拜和圣人信仰，表面上是后现代主义的特征，本质却是当下中国问题的总集。因此，毛泽东信仰现象，可说是传统中国信仰之所以延续到当代中国社会的一个基础；而对于当代中国人来说，这可象征着当代中国人“信仰的信仰”。

　　“信仰”在中国，常常是指以神人交往、人际交往关系为中心，涉及宗教信仰、道德信仰、甚至是权力信仰的重要概念。这种关系主义的信仰模式，既不以个人为主，亦不是人们常说的集体主义模式，而受制于家族、伦理、文化及其权力关系。因此，中国的神人、圣人交往关系及其信仰方法，虽然是中国人处理群己关系、权力关系和利益关系的基础，但它却能使中国人的信仰模式，呈现一种与家族、伦理、社会、权力之间重叠与互动的复杂关系，进而使信仰关系退居其次。它会基于信仰者在现实社会中的身份地位和权力，具体表达为不同的利益和权力的追求。

　　毛泽东信仰现象，实际上是当代中国社会中“信仰政治学”的现代版本，是指以人的信仰及其关怀方式作为“隐喻”和实践方式，进而展开对国家、政治、权力等现代现象的表述和批判。通过毛泽东信仰现象，我们能够体会出一种事关中国社会、政治权力乃至改革开放合法性问题的要义。所以，“信仰政治”现象，已逐渐进入当代中国信仰社会学、政治社会学领域。

　　作为权力、社会问题表达方式的中国“信仰”，已在信仰者心目中预设好基本模板或认知框架，以此为基础来观察和归纳当代中国的各种问题，进行社会评价和权力分析。如何全面把握这种信仰关系在社会空间中的功能发挥，真正从社会学、政治社会学角度评价各种信仰关系在社会、政治领域内的交互作用，即达成对于信仰关系的社会性理解，以一种彻底的历史感来认识信仰及其关系结构，应当是当代中国“信仰政治学”乃至“信仰社会学”的基本目标。其中，关于“信仰”在中国政治、思想、精神关怀方式方面的能动作用，无疑是一个值得深入讨论的问题。

　　信仰在宗教领域中是神圣良知，在社会领域中是人际交往关系，在权力领域中则是权力运作的合法性机制。因此，如何信仰？信仰什么？依旧是中国人的信仰重建的关键。作为神圣良知来信仰的，可为中国信仰问题的解决提供借鉴；作为人际交往方法来信奉的，可为中国的社会交往建构理想型的社会资本；而作为权力运作合法性机制来加以利用的，则可能会增加中国政治运作的成本。

　　人们应当清醒的是，“佛陀菩萨＋毛泽东信仰”，可能是红色信仰的民间化路径，作为老百姓喜爱的一种民间信仰方式而已。至于毛泽东信仰与政治信仰、民族信仰、宗教信仰之间的关系梳理及其文化整合，则可能是建构当代中国信仰格局的一条必经之路。

　　（作者为上海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