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有５万人每天早晨醒来不知道下一夜将在什么地方度过。他们当中最幸运的，能把一两个辨士保存到天黑，就到一个一切大城市里面都很多的所谓夜店（ｌｏｄｇｉｎｇ－ｈｏｕｓｅ）里面去，用这点钱在那里找到一个栖身之所。但是，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栖身之所呵！(P.311)

    我们看看“泰晤士报”在１８４３年１０月所写的吧：....在集中了财富、欢乐和光彩的、邻近圣詹姆斯王府、紧靠着华丽的贝斯华特宫的地区，在新旧贵族区碰了头而现代精美的建筑艺术消灭了一切穷人的茅屋的地区，在似乎是专门给阔佬们享乐的地方，在这里竟存在着贫穷和饥饿、疾病和各种各样的恶习，以及这些东西所产生的一切惨状和一切既摧残身体又摧残灵魂的东西，这确实是骇人听闻的！

    “一边是可以增进身体健康的最高尚的享乐，精神活动，无害身心的娱乐，一边却是极端的贫穷！财富，辉煌的客厅，欢乐的笑声，轻率而粗暴的笑声，近旁却是富人不能理解的那种由贫穷造成的苦难！欢乐无意识地但残酷地嘲笑着在底唇呻吟的人们的苦难！(P.312)

    晚上，鸡宿在床柱上，狗，甚至马也和人挤在一间屋子里面，因而这些住房自然极其肮脏和恶臭，而且各种各样的虫子都在里面繁殖起来。(P.315-316)

    让我们看一看，政府的手工织工状况调查委员会的委员詹•库•昔蒙兹是怎样描写这个城市的这些部分的：....这些房子通常（ｇｅｎｅｒａｌｌｙ）是这样肮脏、潮湿和破烂，甚至谁也不愿意把自己的马放在里面。(P.318-319)

    现代社会中的这些奴隶的住屋并不比杂在他们小屋之间的那些猪圈更干净些.(P.333)
           
    要知道，一切最使我们厌恶和愤怒的东西在这里都是最近的产物，工业时代的产物。属于旧曼彻斯特的那几百所房子老早就被原来的住户遗弃了，只是工业才把大批的工人（就是现在住在那里的工人）赶到里面去；只是工业才在这些老房子之间的每一小片空地上盖起房子，来安置它从农业区和爱尔兰吸引来的大批的人；只是工业才使这些牲畜栏的主人有可能仅仅为了自己发财致富，而把它们当做住宅以高价租给人们，剥削贫穷的工人，毁坏成千上万人的健康；只是工业才可能把刚摆脱掉农奴制的劳动者重新当做无生命的物件，当做一件东西来使用，才可能把他赶进对其他任何人都是太坏的住所，而这种住所工人得花自己的血汗钱来享用，直到它最后完全倒塌为止；所有这些都只是工业造成的，而如果没有这些工人，没有工人的贫困和被奴役，工业是不可能存在的。(P.335)

    商人和厂主昧着良心在所有的食品里面掺假，丝毫不顾及消费者的健康。(P.352)

    当然，事情并不仅仅限于食品掺假。到处都有骗局----Ｔｏｕｔｃｏｍｍｅｃｈｅｚｎｏｕｓ〔和我们那里完全一样〕。但是吃这些骗局的苦头最深的，除了工人还有谁呢？有钱人不会受骗，因为他可以多花些钱到大商店里去买东西。大商店的老板是珍惜自己的声誉的，假如他们出售劣等的掺假的货物，最吃亏的还是他们自己。此外，有钱人在吃的上面很讲究，他们的味觉很灵敏，比较容易识破骗局。但是穷人即工人每花一文钱都得盘算一下，必须以不多的钱买很多的东西，他们不能太注意质量，而且也不善于这样做，因为他们没有机会钱炼自己的味觉，结果，所有这些掺假的、甚至常常是有毒的食物都卖给了他们。(p.353-355)

    在物品的质的方面受骗的主要是工人，而由于同样的原因，在量的方面受骗的也是他们。（p.355）

    如果他没有工作，那就只好碰运气了，别人给他什么，他讨到什么，或者偷得什么，他就吃什么。如果他什么也弄不到，那就只好饿死，就像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的那样。不用说，食物的量也和它的质一样，是由工资决定的，工资少的工人，特别是如果他们还有一大家人，那末即使是在有工作的时候，也要常常挨饿。而这些工资少的工人，数目是很大的。特别是在伦敦，工人的竞争随着人口的增加而日益剧烈，这一部分工人的数目是很多的，但是在其他一切城市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他们。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想尽了一切办法，而由于没有别的食物，就吃土豆皮、菜帮和烂水果，贪婪地抓起一切即使只含有一丝一毫养料的东西。如果一个星期的工资不到周末就花光了，那末常常就是一家人在一星期的最后几天完全吃不到东西，或者只能吃到为了免于饿死所必需的那一点点。这种生活方式自然会引起很多疾病。只要疾病一发生，特别是家庭的主要供养者男人一病倒（由于他紧张地劳动，需要食物最多，所以第一个病倒的总是他），缺吃少穿的情况就特别严重起来，社会的残酷性也特别鲜明地暴露出来：社会正是在自己的成员最需要它援助的时候抛弃了他们，让他们去受命运的摆布。(p.356-357)

    大城市里住的主要是工人，资产者和工人的比例至多是一比二，常常是一比三，有些地方是一比四。这些工人根本没有什么财产，全靠工资过活，工资几乎总是只够勉强糊口。这个一盘散沙的社会根本不关心他们，让他们自己去养家活口，但是又不给他们能够长期维持正常生活的手段。因此，每一个工人，即使是最好的工人，也总有可能失业，因而就有可能饿死，确实也有许多人饿死了。工人住宅到处都规划得不好，建筑得不好，保养得不好，通风也不好，潮湿而对健康有害。住户住得拥挤不堪，在大多数场合下是一间屋子至少住一整家人。至于屋子里有多少家具，那就随贫穷的程度不同而有所不同，最穷的连最必需的家具都没有。工人的衣服一般也是很糟糕的，在很多情况下只是一些破衣褴衫。食物一般都很坏，往往是几乎不能入口的，在许多场合下，至少是有时候，在量方面也不足，而在最坏的情况下就会饿死人。——这样，大城市里工人阶级的状况就表现为一个逐渐下降的阶梯：最好的情况是生活暂时还过得去，靠紧张的工作而挣得的工资也比较多，住的房子也不错，饮食一般还不算坏——说这一切是好的，过得去的，自然是从工人的眼光来看；最坏的情况是极端的贫困，直到无家可归和饿死的地步；但是一般说来，是更多地接近于最坏的情况，而不是接近于最好的情况。同时，并不是某一类工人就固定在这个阶梯的某一级上，不能说这一类工人生活得好，那一类生活得坏，更不能说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将来也还是这样。不，就算有些地这样，就算某些工作部门大体上优越于其他工作部门，但是每一个部门里工人的状况仍然是极不稳定的，每一个工人都有可能通过这一整个阶梯，从相对的舒适转到极端的贫困，甚而至于饿死；几乎每一个英国无产者都能滔滔不绝地叙述他一生所遭受的不幸。(p.257-358)

    竞争最充分地反映了流行在现代市民社会中的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这个战争，这个为了活命、为了生存、为了一切而进行的战争，因而必要时也是你死我活的战争，不仅在社会各个阶级之间进行，而且也在这些阶级的各个成员之间进行；一个人挡着另一个人的路，因而每一个人都力图挤掉其余的人并占有他们的位置。工人彼此竞争，资产者也彼此竞争。机器织工和手工织工竞争；失业的或工资低的手工织工和其他有工作的或工资高的织工竞争，并力图把他们挤掉。工人彼此间的这种竞争对于工人来说是现代各种关系中最坏的一面；这是资产阶级对付无产阶级的最有力的武器。(p.360)

    无产者是无助的。他们要是只靠自己，那连一天也不能生存下去。资产阶级垄断了一切生活资料（在最广泛的意义上讲）。无产者所需要的一切都只能从这个资产阶级（它的垄断是受到国家政权保护的）那里得到。所以，无产者在法律上和事实上都是资产阶级的奴隶，资产阶级掌握着他们的生死大权。它给他们生活资料，但是取回“等价物”，即他们的劳动。它甚至使他们产生一种错觉，似乎他们是按照自己的意志行动的，似乎他们是作为一个自主的人自由地、不受任何强制地和资产阶级签订合同的。好一个自由！无产者除了接受资产阶级向他们提出的条件或者饿死、冻死、赤身露体地到森林中的野兽那里去找一个藏身之所，就再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了。好一个“等价物”！它的大小是完全由资产阶级任意规定的。而如果有这么一个无产者，竟愚蠢得宁愿饿死，也不接受资产者——他的“天然的长上” ——的“公道的”条件，那又有什么关系呢，很容易找到其他的人，因为世界上无产者有的是，而且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愚蠢得宁愿死而不愿活下去。(p.360)

    在最坏的情况下每个工人都情愿放弃他已经习惯了的那一点点舒适和文明，只要能勉勉强强地生活下去就行。他住猪圈也可以，只要不住在露天底下；穿得破破烂烂也可以，只要不赤身露体；吃土豆也可以，只要不挨饿。工人情愿只拿一半工资，等待着好日子到来，但是不愿像很多失业者那样饿死在街头。这一点点东西，这一点聊胜于无的东西，就是最低工资。如果工人比资产者所需要的多，因而在竞争斗争结束时还有一些工人找不到工作，那末他们就只好饿死。(p.362)

    资产者总是需要无产者的，但是他之需要他们并不是直接为了生活（要知道，他可以吃光自己的资本），而是为了发财，就像做买卖需要货物，驮东西需要牲口一样。无产者给资产者制造商品，资产者把它卖掉就可以赚钱。(p.362)

    工人在法律上和事实上都是有产阶级即资产阶级的奴隶。他们竟可以像商品一样地被卖掉，像商品一样地涨价跌价。....他不是某一个人的奴隶，而是整个有产阶级的奴隶。....，没有人保障他的生计。他的主人（资产阶级）如果对他的工作、对他的生存不再感到兴趣，就随时可以把他赶出去，让他去饿死。可是，对资产阶级来说，现在的情况比起旧的奴隶制来却是无比地有利：他们可以随便在什么时候辞退自己的工人，同时并不因此使投下的资本受到损失(p.363-364)

    在目前这种不以直接满足需要为目的而以赚钱为目的的生活资料的生产和分配的混乱制度下，当每一个人自己冒着风险去工作并使自己发财的时候，停滞现象是随时都可能发生的。（p.366）

    由于竞争的集中作用，在一个工业部门中失去了工作的工人就投入另一些最容易学会工作的部门中去，而在一个市场上卖不出去的商品就转运到其他市场去；结果，个别的小危机一天天地汇合起来，逐渐形成一连串的定期重演的危机。这种危机通常是每隔五年在一个短短的繁荣和普遍兴旺的时期之后发生。(p.367)

    工资由于失业者彼此竞争，由于工作时间缩短，由于出售商品不能获利而日益下降。贫穷在工人中到处蔓延开来，如果某个人还有些积蓄的话，这些积蓄很快就花光了。(p.367)

    事情就这样不断地继续下去，繁荣之后是危机，危机之后是繁荣，然后又是新的危机。英国工业所处的这个永久的循环，如上面已经说过的，通常是每五六年就重新开始一次。由此可见，英国工业在任何时候，除短促的最繁荣的时期外，都一定要有失业的工人后备军，以便在最活跃的几个月内有可能生产市场上所需要的大批商品。(p.369)

    当危机到来，这些工人被解雇了又回来的时候，他们发自己的位置已经被人占据了，他们自己，至少是他们中的大部分就成了“多余的人”。这个后备军就构成英国的“过剩人口”，它在机时期人数激增，而在繁荣和危机之间的时期人数也相当多。这人靠行乞和偷窃，靠打扫街道、拾马粪、用手推车或毛驴运送东西、摆小摊或者靠各种零碎的偶然的工作来维持自己可怜的生活。在一切大城市中都可以遇到许多这样的人，他们就靠偶然赚得的一点点钱，如英国人所说的，“不让灵魂和躯体告别”。(p.369)

    这些人既然找不到工作，又不愿起来反抗这个社会，那末除了去讨饭，他们还有什么办法呢？(p.371)

    这些“多余的人”当中谁要是有足够的勇气和愤怒来公开反抗这个社会，对资产阶级进行公开的战争以回答资产阶级对他们进行的隐蔽的战争，那他就去偷窃、抢劫、杀人。(p.371)

    危机每重复一次，其猛烈性就加强一次。（p.372）

    爱尔兰人的侵入在这里大大地促进了工资的降低和工人阶级状况的恶化。(p.378)

    如果社会把成百的无产者置于这样一种境地，即注定他们不可避免地遭到过早的非自然的死亡，遭到如同被刀剑或枪弹所杀死一样的横死，如果社会剥夺了成千人的必需的生活条件，把他们置于不能生存的境地，如果社会利用法律的铁腕强制他们处在这种条件之下，直到不可避免的结局——死亡来临为止，如果社会知道，而且知道得很清楚，这成千的人一定会成为这些条件的牺牲品，而它仍然不消除这些条件，那末，这也是一种谋杀，和个人所进行的谋杀是一样的，只不过是一种隐蔽的阴险的谋杀，没有人能够防御它，它看起来不像是谋杀，因为谁也看不到谋杀者，因为谋杀者是所有的人，同时又谁也不是，因为看起来被杀的人似乎是自然地死去的，因为这与其说是犯罪，不如说是渎职。但这仍然是谋杀。我现在就来证明：英国社会每日每时都在犯这种英国工人报刊有充分理由称之为社会谋杀的罪行；英国社会把工人置于这样一种境地：他们既不能保持健康，也不能活得长久；它就这样不停地一点一点地毁坏着工人的身体，过早地把他们送进坟墓。我还要证明：社会知道这种状况对工人的健康和生命是怎样有害，可是一点也不设法来改善。社会知道它所建立的制度会引起怎样的后果，因而它的行为不单纯是杀人，而且是谋杀.(p.379-380)

    在伦敦东区、北区和南区的潮湿而污秽的地方，这种疾病特别猖獗。病人多半是不久以前才从乡下来的工人，他们在路上、甚至到达伦敦以后都受尽了千辛万苦，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地睡在街上，找不到工作，终于得了热病。(p.383)

    对这种病很有研究的艾利生博士，也和前面引证过的那个报告的作者一样，认为穷人的贫困和悲惨的处境是生病的原因；他说，正是匮乏和生活需要的不能满足，使身体容易感染疾病，并使流行病变得特别危险，使它迅速蔓延。(p.385)

    英国医生索取的诊费很高，工人是出不起的。因此，他们只好根本不看病，或者求助于收费低廉的江湖医生和归根到底是害多利少的假药。(p.388)

    这些惨遭横死的不幸的孩子们完全是我们的社会混乱以及热中于保持这种混乱状况的有产阶级的牺牲品。(p.394)

    英国的教育设施和人口数目比起来，少得很不相称。工人阶级可以进的不多的几个日校，只有少数人才能够进去，而且这些学校都是很坏的，教师都是已经失去了工作能力的工人或者是做什么工作都不适合的人，他们只是为了生活才来当教师，大多数连自己也没有具备最必要的基本知识，缺乏教师所应当具备的道德品质，并且一点也受不到公众的监督。这里也受着自由竞争的支配，照例也是有钱人在这上面占便宜，而穷人吃亏，因为对穷人来说竞争恰好不是自由的，他们没有相应的知识来做正确的选择。(p.395)

    工人受教育，对资产阶级好处少，但可怕的地方却很多。(p.396)

    念书是一种真正的艺术，只有经过长期的学习才能学会，如果注意到这一点，工人阶级的愚昧无知就完全可以理解了。(p.397)

    幸而这个阶级的生活条件本身就给他们一种实际的教育，这种教育不但代替了学校里的那一套废物，而且还清除了和那一套废物纠缠在一起的乱七八糟的宗教观念的毒素，甚至还把工人置于英国全民族的运动的前列。贫困教人去祈祷，而更重要得多的是教人去思考和行动。英国工人几乎都不会读，更不会写，但是他们自己的和全民族的利益是什么，他们却知道得很清楚。资产阶级的特殊利益是什么，他们能够从这个资产阶级那里得到些什么，他们也是知道的。虽然他们不会写，可是他们会说，并且会在大庭广众之中说。虽然他们不会算，可是他们对政治经济学概念的理解足以使他们看穿主张取消谷物税的资产者，并且驳倒他们。虽然他们完全不了解教士们费尽心机给他们讲的天国的问题，可是他们很了解人间的即政治的和社会的问题。(p.398-399)

    资产阶级为工人准备的唯一的东西就是法律，当工人把它逼得太紧的时候，它就用法律来对付他们；就像工人是无理性的动物一样，对他们的教育工具只有一种：皮鞭——粗暴的、不能服人而只能吓唬人的力量。所以，这些被当做牲口看待的工人，不是真的逐渐变得像牲口一样，就是只有靠着对当权的资产阶级的烈火般的憎恨，靠着不可熄灭的内心激愤才能保持住人类应有的意识和感情，那是毫不足怪的。只要他们还对统治阶级感到愤怒，他们就仍然是人；但如果们乖乖地让人把挽轭套在脖子上，只想把挽轭下的生活弄得比较过得去一些，而不想摆脱这个挽轭，那他们就真的变成牲口了。(p.399-400)

    他们为什么一定要克制自己的欲望，为什么一定要让富人去享受他们的财富，而自己不从里面拿一份呢？无产者凭什么理由不去偷呢？当人们谈论“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时候，一切都讲得很冠冕堂皇，资产阶级听起来也很入耳。但是对没有任何财产的人来说，私有财产的神圣性也就自然不存在了。金钱是人间的上帝。资产者从无产者那里把钱抢走，从而真的把他们变成了无神论者。如果无产者成了无神论者，不再尊重这个人间上帝的神圣和威力，那又有什么奇怪的呢！(p.400)

    如果大多数的人宁愿偷东西而不愿饿死或自杀，那我们是不应该奇怪的。当然，工人中间也有许多人很讲道德，即使弄得山穷水尽也不愿去偷，而这些也就是饿死或自杀的人。....许多穷人都以自杀来摆脱贫困，因为他们找不到别的出路。(p.401)

    他必须尽力设法不陷到这个漩涡底下去，设法挽救自己的人类的尊严（他要做到这一点，只有起来反抗资产阶级，反抗那个如此无情地剥削他、然后又听凭命运去摆布他并想使他永远处于这种非人地位的阶级）.(p.402)

    这种憎恨、这种愤怒宁可说是一种证明，它证明工人感觉到他们是处在一种怎样非人的状况里，证明他们不愿意被当做牲口来看待，证明他们总有一天要把自己从资产阶级的羁绊下解放出来。(p.403)

    如果说自愿的生产活动是我们所知道的最高的享受，那末强制劳动就是一种最残酷最带侮辱性的痛苦。(p.404)

    这种强制劳动剥夺了工人除吃饭和睡觉所最必需的时间以外的一切时间，使他没有一点空闲去呼吸些新鲜空气或欣赏一下大自然的美，更不用说什么精神活动了，这种工作怎么能不使人沦为牲口呢？这样，工人还是必须在两条道路中选择一条：或者屈服于命运，做一个“好工人”，“忠实地”维护资产者的利益（如果这样做，他就势必要变成牲口），或者起来反抗，尽一切力量捍卫自己的人类尊严，而这只有在反抗资产阶级的斗争中才能做到。(p.405)

    人口的集中固然对有产阶级起了鼓舞的和促进发展的作用，但是它更促进了工人的发展。工人们开始感觉到自己是一个整体，是一个阶级；他们已经意识到，他们分散时虽然是软弱的，但联合在一起就是一种力量。这促进了他们和资产阶级的分离，促进了工人所特有的、也是在他们的生活条件下所应该有的那些见解和思想的形成，他们意识到了自己的受压迫的地位，他们开始在社会上和政治上发生影响和作用。大城市是工人运动的发源地：在这里，工人第一次开始考虑到自己的状况并为改变这种状况而斗争；在这里，第一次出现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利益的对立；在这里，产生了工会、宪章主义和社会主义。社会机体的病患，在农村中是慢性的，而在大城市中就变成急性的了，从而使人们发现了这种病的真实本质和治疗方法。如果没有大城市，没有它们推动社会意识的发展，工人绝不会像现在进步得这样快。此外，大城市清除了工人和雇主之间的宗法关系的最后残迹，在这方面，大工业也助了一臂之力.(p.406-407)

    工人比起资产阶级来，说的是另一种习惯语，有另一套思想和观念，另一套习俗和道德原则，另一种宗教和政治。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人，他们彼此是这样地不相同，就好像他们是属于不同的种族一样。....对英国的未来更加重要得多的，恰好是另一种人，即由无产者所组成的那一种人。(p.410)

    在日常生活中，工人比资产者仁慈得多。我在上面已经说过，乞丐通常都几乎只向工人求乞，工人在帮助穷人方面无论如何比资产阶级做得多。(p.410)

    他们自己就是命途多舛的，所以他们能同情境况不好的人。在他们看来，每一个人都是人，而在资产者的眼光中，工人却不完全是人。所以工人是比较和气比较可亲的，虽然他们比有产阶级更迫切地需要钱，但他们并不那样贪财；对他们来说，金钱的价值只在于能用它来买东西，可是对资产者来说，金钱却具有一种为它本身所固有的特殊的价值，即偶像的价值，这样，它就使资产者变成了卑鄙龌龊的“财迷”。完全没有这种金钱崇拜感的工人，并不像资产者那样贪婪，资产者为了多赚钱不惜采取任何手段，认为生活的目的就是装满自己的钱袋。所以工人比资产者偏见少得多，看问题清楚得多，不戴上自私的眼镜来看一切。因为缺少教育；所以他没有宗教偏见。(p.411)

    和生活条件本身一样，缺少宗教教育及其他教育，也使得工人比资产者客观，比资产者容易摆脱传统的陈腐的原则和先人之见的束缚。资产者被自己的阶级偏见，被那些从小就灌输给他的原则一直淹没到耳朵，这种人是无可救药的。他即使在形式上是自由主义的，但实质上还是保守的；他的利益和现存的制度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在任何前进的运动中都是一具僵尸。他不再站在历史发展的前头，工人将要起而代之，——最初只是理应如此，以后就会在实际上做到这一点。(p.412)

    如果人们被置于只适合于牲口的状况里，那末他们除了起来反抗或者真的沦为牲口，是没有其他道路可走的。(p.414)

    对于一个忍受了现存社会秩序的一切害处却享受不到它的些微好处的阶级，对于一个只能受到现存社会制度敌视的阶级，难道还能要求他们尊重这个社会秩序吗？这未免太过分了！(p.415)

    我们现在已经看到社会正在全面解体，我们现在已经不可能拿起一张报纸而不看到社会纽带全部松弛的最显著的例子。(p.418)

    在这个国家里，社会战争正在炽烈地进行着。每个人都只顾自己，并为了自己而反对其他一切人。他是否要伤害其余所有被他看做死敌的人，那纯粹是由自私自利的打算来决定，就是说，看怎样才对他更有利。没有一个人想到要和自己的同伴和睦相处，一切分歧都要用威吓、武力或法庭来解决。一句话，每一个人都把别人看做必须设法除掉的敌人，或者最多也不过把别人看做一种可以供自己利用的工具。而且这个战争，正如犯罪统计表所表明的，是一年比一年激烈、残酷和不可和解了。敌对的各方面已渐渐分成互相斗争的两大阵营：一方面是资产阶级，另一方面是无产阶级。这个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战争并不使我们感到惊讶，因为它不过是自由竞争所包含的原则的彻底实现而已。奇怪的倒是，虽然孕育着大雷雨的乌云日益密集在资产阶级头上，但他们却泰然处之，无动于中.....可是这却正好说明了资产阶级之所以为资产阶级；由于资产阶级的观点，他们甚至连事实都看不清，更不用说这些事实所产生的结果了。简直无法相信，阶级偏见和先入之见竟使得整个阶级这样极端盲目，我还想说，简直盲目到疯狂的程度了。但是民族还是要按自己的道路发展下去，不管资产阶级是否能看到这一点；而且这种发展总有那么一天会发生一种使有产阶级大吃一惊的、连他们的智者也梦想不到的意外事件。(p.419)

    在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进行得正激烈的地方，个别的人把一切利益都攫为己有，从而剥夺了大多数人的生活资料。机器上的每一种改进都抢走了工人的饭碗，而且这种改进愈大，工人失业的就愈多。因此，每一种改进都像商业危机一样给某一些工人带来严重的后果，即匮乏、贫穷和犯罪。(p.421)

    工人必须心平气和地看着厂主老爷们装满自己的腰包，看着他们从每一种改进中得到好处，却连极小的一份也不分给他们工人。(p.424)

    如果说机器也给工人带来了某种好处，那就只是它向工人证明了社会必须改造，使机器不再为害于工人，而是造福于工人。....在目前的社会条件下，机器的改进对工人只能产生不利的并且经常是很严重的后果；每一部新机器都会带来失业、匮乏和贫穷(p.425)

    现代社会里的家庭正日益解体这一事实，只不过证明了维系家庭的纽带并不是家庭的爱，而是隐藏在财产共有这一外衣下的私人利益。(p.433)

    莱斯特的一个证人说，他宁愿让他的女儿去讨饭，也不愿送她进工厂，工厂是地狱的真正入口，城市中的大多数妓女都是工厂造成的。(p.435)

    不言而喻，工厂奴隶制也和任何别的奴隶制一样，甚至还要厉害些，是把ｊｕｓ ｐｒｉｍａｅｎｏｃｔｉｓ〔初夜权〕给予主人的。在这方面厂主也是女工的身体和美貌的主宰。解雇的威胁即使不是一百回中有九十九回，至少十回中也有九回足以摧毁女孩子的任何反抗，何况她们本来就不很珍视自己的贞操呢。(p.435)

    把孩子们应该专门用在身体和精神的发育上的时间牺牲在冷酷的资产阶级的贪婪上，把孩子们从学校和新鲜空气里拖出来，让厂主老爷们从他们身上榨取利润，这无论如何是不可饶恕的。(p.437)

    厂主的利益不允许工人因为生病就留在家里；工人是不应当生病的，女工也不敢在分娩后躺在家里，否则厂主就不得不把机器停下来，或者就要为了考虑临时的解决办法而大伤其高贵的脑筋；为了避免发生这样的事情，他就解雇那些竟敢生病的工人。(p.448)

    仅仅为了一个阶级的利益，竟有这么多的人成为畸形者和残废者，竟有这么多的勤劳的工人在替资产阶级服务的时候因资产阶级的过失而遭遇不幸，从而陷入穷困和饥饿的厄运。(p.452)

    资产阶级的这种令人厌恶的贪婪造成了这样一大串疾病！妇女不能生育，孩子畸形发育，男人虚弱无力，四肢残缺不全，整代整代的人都毁灭了，他们疲惫而且衰弱，——而所有这些都不过是为了要填满资产阶级的钱袋！....对这个以慈悲心肠和自我牺牲自诩而实际上却不惜以任何代价来装满自己的钱袋为唯一目的的阶级，难道能不感到愤怒，能不感到憎恨吗？(p.453)

    有人告诉工人，他们所得的报酬和他们所做的牺牲是不相称的，这就破坏了老板和工人之间的良好的关系。工人不应当这样想，他们应当努力表现自己的勤劳和忠诚，并为自己的老板的成功而欢欣鼓舞，这样他们就可以成为监工、经理，最后甚至可以成为股东.(p.453-454)

    这些监工已经不是真正的工人，他们是本阶级的叛徒，他们为了较高的工资而替资产阶级效劳，为了资本家的利益而反对工人。他们的利益是和资产阶级的利益一致的，所以工人恨他们几乎比恨厂主还厉害。(p.457)

    一方面是由于工作过度而产生的许多疾病和畸形，另一方面是厂主们冷酷的锱铢必较的政治经济学，他们竟企图用手中的数目字来证明，如果不再允许他们每年使这么多的小孩子变成畸形者，全英国就必然会和他们一起毁灭。(p.458)

    人们所关心的只是使资产阶级的野蛮的利欲蒙上一种伪善的文明的形式，使厂主由于这项法律的限制不再干出太露骨的卑鄙勾当，以便他们有更多的骗人理由来吹嘘他们的虚伪的人道主义——事情不过如此而已。(p.459)

    其他的厂主干脆就破坏这个法律，他们缩短休息时间，使孩子们工作的时间超过法律所许可的范围；受法庭追究的危险并不能制止他们，因为他们可能受到的处罚和他们因破坏法律而获得的利益比起来实在太微小了。尤其是在现在生意这样好的时候，厂主们所受的诱惑就更大了。(p.459-460)

    英国工业的威力仅仅是靠野蛮地对待工人、靠破坏工人的健康、靠忽视整代整代的人在社会关系、肉体和精神方面的发展的办法来维持的。(p.462)

    看机器，接断头，这种活动并不需要工人运用思想，但同时又不许工人思考别的事情。我们还看到，这类劳动也不需要肌肉紧张起来，不让身体有活动的余地。因此，这并不是真正的劳动，而是纯粹的无聊，是世界上最折磨人最使人厌倦的无聊。工厂工人被判决在这种无聊中毁掉他的全部体力和智力；他的天职就是从八岁起整天整天地受无聊的折磨。....这样被判决活埋在工厂里，不停地注视着永不疲劳的机器，对工人说来是一种最残酷的苦刑。这种判决最能使工人身体衰弱，精神萎靡不振。....，而如果说工厂工人仍然不仅保持了自己的理智，甚至还使它比其他的人更加发展，那只是因为他们起来反抗了自己的命运，反抗了资产阶级；这就是他们在工作时间也没有失掉的唯一的感觉和唯一的思想。(p.463)

    我们再听一听一个权威法官的话：“....。在这种永无止境的苦役（ｄｒｕｄ－ｇｅｒｙ）中，反复不断地完成同一个机械过程；这种苦役单调得令人丧气，就像息息法斯的苦刑一样：劳动的重压像巨石般一次又一次地落在疲惫不堪的工人身上。心灵不可能通过同一块肌肉的无休止的劳动来获得知识和思考能力；悟性日益迟钝，而人性中粗野的一面却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p.464)

    如果一种社会制没有这样可耻的暴虐统治就不能存在，这算一种什么社会制度呢？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是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或者是手段的卑鄙正好证明了目的的卑鄙。(p.466)

    他们比美国的黑人更像奴隶，因为他们处在更严格的监视之下。(p.466)

    许多厂主用最残酷的严厉办法向工人榨取强加在他们头上的罚款，从一无所有的无产者身上搜刮一文半文的小钱来增加自己的利润。(p.466)

    在其他方面，工人也是老板的奴隶。如果有钱的老板看上了工人的妻子或女儿，那他只要吩咐一下或暗示一下，她就无法抗拒。如果厂主为了保护资产阶级的利益要人在请愿书上签名，那他只要把请愿书送到自己的工厂里去就行了。如果他想把某一个人弄到议会里去，他就叫自己的所有有选举权的工人去投票，而不管工人愿意或不愿意，他们都必须投资产者的票。如果他想在公共集会中取得多数，他就比平时早放工半小时，并替工人找好靠近讲台的位子，以便很好地加以监视。(p.467)

    这就是工厂制度！我已经在本书篇幅容许的范围内尽量详细地叙述了这种制度，并且在叙述资产阶级和手无寸铁的工人作斗争的英雄事迹时，尽可能地做到大公无私——谈到这种英雄事迹时是不能无动于中的，因为无动于中就等于犯罪。(p.470)

    技术的发展每前进一步，工人的状况就倒退一步！(p.476)

    一个针织工人写道：“从来没有一个人看到过，没有一个人听到过，也没有一个人能够理解这些可怜的人们所忍受的苦难的一半。”(p.477)

    如今厂主完全可以为所欲为：他又是原告，又是证人，又是法官，又是立法者，又是执行者——什么都由他一手包办。（p.484）

    自然，织工是完全自由的，厂主毫不强迫他们到他那里领取经纱和卡片，按照李奇的绝妙的说法，他只是对他们说：“如果你们不愿意在我的油锅里受煎熬，那你们可以到火里去散步。”(p.485)

    据报告所说，孩子们总是半饥半饱，穿得破破烂烂。他们有一半人不知道什么叫吃饱.(p.487）

    财富不可遏制地日益集中，社会划分为大资本家和一无所有的工人的情形日益明显。国家的整个工业的发展正在大踏步地走向不可避免的危机。（p.495）

    这些不幸的女孩子是在精神上的鞭子——解雇的威胁——的驱策下无可奈何地去做那种持久而不间断的工作，这种工作连身强力壮的男人也吃不消，何况是十四岁到二十岁的柔弱的女孩子呢。(p.496)

    女缝工们通常都像叫化子一样居住在狭小的阁楼里，而且每间屋子都是能塞多少人就塞多少人，冬天，住在这里的人身上散发出来的热几乎是取暖的唯一的来源。她们在这里弯着腰工作，从早上四五点钟一直缝到半夜，几年内便把身体彻底弄垮，年纪轻轻就进了坟墓，连最迫切的生活需要都得不到满足；而楼下街道上却飞驰着大资产阶级的富丽堂皇的马车，也许附近某个可鄙的花花公子玩法罗纸牌一晚上输掉的钱，就比她们在一整年中所能挣得的还要多。(p.498)

    工人只有仇恨资产阶级和反抗资产阶级，才能获得自己的人的尊严。(p.500)

    理智已经如此有力地促进了英国资产者利己主义天性的发展，使他所有的热情都受利己心的支配，并把他的情感的全部力量集中在追求金钱这一点上。(p.501)

    工人除了为改善自己的状况而进行反抗，就再也没有任何其他表现自己的人的感情的余地，那末工人自然就一定要在这种反抗中显出自己最动人、最高贵、最合乎人情的特性了。(p.501)

    这种反抗心情的最早、最原始和最没有效果的形式就是犯罪。工人过着贫穷困苦的生活，同时看到别人的生活比他好。他想不通，为什么偏偏是他这个比有钱的懒虫们为社会付出更多劳动的人该受这些苦难。(p.501-502)

    罪犯只能一个人单枪匹马地以盗窃来反对现存的社会制度；社会却能以全部权力来猛袭一个人并以占绝对优势的力量压倒他。加之，盗窃只是一种最原始的最不自觉的反抗形式，因此，它不能普遍地表现工人的舆论，虽然工人内心里也赞许它。(p.502)

    工人一定要宣布，他作为一个人，不能去迁就环境，相反地应该让环境来适应自己，适应人；因为工人的沉默就表示同这种环境妥协，承认资产阶级在商业繁荣时期有权剥削工人，而在萧条时期又有权把工人饿死。只要工人还保存有一点点人的尊严，他们就不能不对此表示抗议，而他们之所以这样抗议，而不用别的方式来抗议，就因为他们是英国人，是用行动来表示自己的抗议的讲求实际的人.(p.506)

    英国人的积极抗议是不会不发生影响的：它把资产阶级的贪得无厌的欲望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使工人对有产阶级的社会的和政治的万能权力的反抗不致消沉下去。它同时也向工人证明，要粉碎资产阶级的势力，除了工会和罢工，还需要更多的东西。(p.506)

    当工人之间的竞争停止的时候，当所有的工人都下了决心，再也不让资产阶级来剥削自己的时候，私有制王国的末日就来临了。(p.507)

    罢工是工人的军事学校，他们就在这里受到训练，准备投入已经不可避免的伟大的斗争中去；罢工是工人阶级各个队伍宣告自己参加伟大的工人运动的宣言。....。作为斗争的学校来说，罢工是不可缺少的。(p.512-513)

    正是在这种镇静的坚忍精神中，在这种每天都得经受上百次考验的不可动摇的决心中，英国工人显示出自己性格的最值得尊敬的一面。为了制服一个资产者的反抗而忍受着这些苦难的人们是能够摧毁整个资产阶级的力量的。(p.513-514)

    工人有足够的体验知道得十分清楚，法律对他说来是资产阶级给他准备的鞭子.(p.515-516)

    他们力求以无产阶级的法律来代替资产阶级的法律，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无产阶级所提出的这种法律就是人民宪章（Ｐｅｏｐｌｅ’ｓＣｈａｒｔｅｒ）.....在宪章主义旗帜下起来反对资产阶级的是整个工人阶级，他们首先向资产阶级的政权进攻，向资产阶级用来保护自己的这道法律围墙进攻。(p.516)